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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对话：精神世界是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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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德国四年，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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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明白什么是教授。就是你五年里开的课没有重样的。当年有的同学错过了Bubner的某一门课，但他下次开讲可能是十年后，这些同学宁愿推迟毕业，等他十年。Bubner一辈子都在批评哈贝马斯，但哈贝马斯说（当时跟我一起在图宾根留学的张继武想拜哈贝马斯为师，跟他见了几次面），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就两个人有真学问，一个是Bubner，一个是Manfred Frank。Frank现在是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当年他是系主任。一个法国文学博士可以做到哲学系教授，可以想见他的能力。他本来是日内瓦大学的，转到图宾根时，有些学生因为舍不得他，跟着一起转学。Frank每一次讲课的备课笔记就可以出一本书，当然Bubner反对这样做（他一生的著述就那么几本小册子，百把页，很“干”，但识货的人都懂，灵啊），但他也是一丝不苟用打字机一张张讲义打出来。他们都是名教授，但认认真真备课，没有一门课吃20年，更没有“顺便”把自己手边研究的题目当课程来讲（不用备课了）。原典难读，就帮助学生读原典，而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某某前沿问题研究”。我就想，等到自己退休的时候，开过的课列出一张表来，备过的课拿出讲义来，都是能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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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年的中美校长论坛上，大家都同意中美大学的学生差距不大，差距主要在老师。老师差距在哪里，课程质量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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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代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的前辈中有没有您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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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一个陈康，的确厉害；一个研究黑格尔的张颐，做过四川大学校长，水平高的，他是先在美国、后在英国牛津拿的哲学博士，回国后跟张君劢就黑格尔哲学有过一次著名的论战，最后以对学术界的失望收场。1949年后，他以身体不好谢绝出山。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往往要追溯到贺麟先生，张世英先生是他的弟子。贺先生晚年跟弟子宋祖良讲，外界都说我是黑格尔专家，我其实还没搞懂。这是上一辈人的风范。他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另一类人成为哲学界的主流，不客气地说：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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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想起有段时间流行的对30年代大学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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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有一次我劝一位媒体朋友：不要造神。张庆熊（复旦哲学系教授，因学生缺课去捧梁朝伟的场而发文）专门做过调查，当年留德学文科的，拿到学位的很少。当时留洋的要么是小开，要么是官宦子弟，吃喝玩乐的人多，看书的少。看赵元任、俞大维的回忆录，真正用功的两个人，一个陈寅恪，一个傅斯年。在当时，只要喝过洋墨水，回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位子等着你。你去看季羡林的回忆录，他当时在清华念书，他说，我上过课的这些老师，基本上是不备课的，大部分人，靠着在国外做博士论文的两本笔记讲一辈子；真正有资格不备课的一个人——陈寅恪，倒是备课的，而且极其认真。再看千家驹《我在北大》，你会发现当时教授多么好做。学术水平的提高，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不做他想，就一心一意把这东西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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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有这点执着的。有次看一部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虚构的情节（中国电影里不太会出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学生都要上前线，这家伙第二天要出发了，头天晚上还在看《兰克全集》，看到某一页，做好记号，说我回来还要接着看。我想这情节一定是真实生活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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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课上常听您激扬冯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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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冯契先生是有哲学家气质的人，而且人格高尚。我至今认为，他的价值未被国人所认识。我佩服他两点：一、打通中西；二、有原创思想。他这条路走得是对的，尽管很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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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冯先生也受他身处的时代和所能接触到的哲学的影响——后世看我们这辈搞哲学的，大概也会有这感觉。譬如人能认识到的是现象还是事物本身，他认为人能认识事物本身，这点跟他的老师金岳霖仍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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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思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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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尔，你看他们的书，一上来就是疑，许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撑，才能成就一个学者。没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国现在这票朋友，聪明啊，所以他们能做“公知”，只要把流行的意见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就变成他的“信”。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水平不够，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信——当然这可能是人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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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真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我想还是要“独”一点，冷清一点。我有时候跟学生讲，什么时候混到没人理你，好！如果走到东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辈子武功，迟早都会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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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媒体尤其如此，有一段时间，什么事情发生了，先找专家说说。有一次电视台打电话给我：张老师，延安中路绿地放了几只天鹅，请您谈谈看法。我也不生气了，跟他讲，地铁里随便找个人，都能讲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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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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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远的不说了，近代哈贝马斯、罗尔斯、以赛亚·伯林、理查德·罗蒂、查尔斯·泰勒……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种菊花的、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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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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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每个时代都不缺聪明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哲学考验智力，更考验心力。承认每个人根器不一样，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有时候要把苛评当成一种动力。伽达默尔当年的硕士论文只有16个注脚，海德格尔看了大摇其头：这个人一点希望都没有。海德格尔的学生都是名留哲学史的精怪人物，像勒维特、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按理说被这样的大师下了断语，伽达默尔就该放弃哲学，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但伽达默尔在自传里说，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有毅力、有恒心；我虽然腿脚不灵便（小儿麻痹症），但我要在哲学路上一直走下去。十年后，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让海德格尔的看法大为改观，并指导其完成。1929年经济危机，伽达默尔没有工作，生活有困难，海德格尔还留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聪明人不一定能当哲学家，哲学家不一定聪明，持之以恒才是成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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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还要看境界，好的哲学家应该致力于如何在时代的问题中看到人类永恒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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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看知识分子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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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是有人说，左派么多跟领导接近接近，自由知识分子多跟老板打打交道。我可能读书中了毒，比较幼稚，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哪一派都不是，就讲自己的东西，也许他的观点跟某一派相合。他的责任有两个，一是替没办法发声音的人讲话，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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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左”“右”都有一个想法，人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现在这些思想阵营已经划好，只要站站队就行了。其实，我认为“左”和“右”都是现代性一根藤上结的瓜，是一币的两面。如果抽象地讲，每一派我都有赞同的东西，但他们的理念，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手段，包括他们的逻辑都是现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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