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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时，校长宣布，文理两个班七八十人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否则不发毕业证书。“我不干，宁可不要这个证书。那时进（共产）党比较困难，我通过又特别困难，所以心里是很坚定不移的。怎么能够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对党的誓言呢？那我还是个人吗？”他和同学郗潭封逃跑了。一年后，他考上西北大学外语系，向教育厅要回了高中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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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圣地延安，盼望抛头颅洒热血地去抗日，这两个愿望暂时都不能实现，牛汉只好把满腔热血献给诗歌。天天写，白天写到晚上，晚上写到黎明。1946年7月，他跟党组织接上头，重新宣誓入党。那一段的生活，动荡、绚丽、澎湃、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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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牛汉第一次把长诗《彩色的生活》通过朋友寄给胡风，从此开始通信。胡风给他的回信有20封，现存16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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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初，最高领导人在审阅舒芜交出并整理的胡风信件后，指示有关部门成立“胡风反党集团”专案小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复查报告披露：这场清查斗争共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55年5月14日，牛汉第一个被捕。两天后，胡风被捕。牛汉说，因为他的性格和曾经流露与胡风等人不同的观点，“上面”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让他好好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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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一周后，牛汉收拾好行李，对看守说：“一个星期了，我要依法离开这里，再见！”但只是引来一番搏斗……上级出马，牛汉返回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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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1957年5月，牛汉被通知“可以回家了”。派出所每周来人，听取汇报。1958年2月，他被正式开除党籍，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降级使用，仍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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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没法改造了，上面肯定这么看。可我就这个脾气。我就当编辑，编好书写好字就行了，比当皇帝都强，呵呵。”牛汉说，亏得人文社领导王任叔（巴人）多有相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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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冬，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庭，牛汉见到了十年未见的胡风。发言时，他照着稿子念，念着念着激动起来。“我说胡风问题不是反党反革命，是文艺思想问题。‘停止发言，下去！’把我赶下去了。别人讲牛汉你真是头脑简单，那种场合你怎么能替胡风辩护呢？我不是感情冲动，人活着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同看法么，正常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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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日子，是两年劳动改造，半年的“四清”工作队，五年半的五七干校……在咸宁干校，他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还养了一只狗，叫小白。“我跟它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是胜过了人。”回头一看，寓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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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牛汉获平反并恢复党籍。他说，25年里，他始终没认过错，也没出卖过任何人。胡风去世前说“牛汉是个可依赖的人”，别人叫他“倔强的诗人”，“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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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牛汉在北京又见到胡风，“他真正衰老了。他很深沉。别人跟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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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牛汉住在让前来拜会的台湾诗人痖弦略微吃惊的简朴公寓里，跟阳台上那些小小的绿色植物相依为命。偶尔出门，舍不得打车，坐公交和地铁。他的诗作，跟余光中、洛夫的诗歌一道，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悄悄取代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以及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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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唇齿间已有些漏风的老人慢慢地讲啊讲，讲出“受组织信任者”这样的概念，讲出“中国的大人物都比较复杂”这样的判断……59岁快退休的儿子史果在厨房默默地炒菜，偶尔向父亲这边望一眼。那眼神，是飞了很久的大雁才会有的。无意中撞上这眼神，这种父子间无声的关照，我有片刻的思维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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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看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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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我没有参与。但文艺是不是应该像鲁迅他们说的，为人民、为人类和人类的精神服务，我跟成仿吾谈过这个问题，1950年我是他的秘书，他同意我的观点。他是创造社的骨干，在延安是陕北公学的校长，长征干部，后来一直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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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1953年全家回了北京，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没法安身立命。我想他有过巨大的苦恼，在我心里，他有一种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不管处在什么条件下。他肯定是经过思考，才写三十万言书向上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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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们把您归入“七月派”，您觉得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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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七月派”里也很复杂，人好多，我不是最早的。《七月》1937年从上海移到武汉，到重庆改成月刊。我和胡风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才见面的，我只是他的追随者，觉得《七月》这个刊物办得好，包括后来的《希望》，都不错。几个作者：路翎、曾卓，人都很好；阿垅是特别好，虽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他正直率真、决不背叛，真的是个人！他跟胡风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紧密`，也不是绝对地认可胡风所有的观点，他跟胡风辩论我看见过。（上述三人都是“胡风分子”，其中阿垅1967年因骨髓炎在天津的监狱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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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胡风集团”也比较复杂，后来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有的人当官了，就不敢讲真话了，这种人见了面我根本不理他，手都不握——这是我的脾气，毫不含糊！这种人，还写什么诗！王元化后来跟我说，人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不可想象，当初是很那样诚恳而且有个性的人，唉……有的政治上“进步”了，后来就“超越”别人了，这也很正常。我一直都是一个编辑。神圣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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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给您平反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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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但是对我们好像还是有点隔离的意思，后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在改。第一批（平反）就四个人：我、曾卓、王元化、刘雪苇。后来胡风去世（1985年6月8日），遗体在医院里冷冻了七八个月，为什么？就因为大家不认同上面的批示，对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彻底平反，怎么能让逝者归安？就是“胡风集团”也受影响。后来也慢慢改了。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实际上我们当时真叫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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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牛汉（左）到友谊医院看望胡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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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左翼文人包括鲁迅都多有微词，好像有意重新评估左翼文学的作品价值和历史意义，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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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有道理。这个我和施蛰存深谈过好几次。诗人戴望舒（我见过一次），他和杜衡、施蛰存都是所谓“第三种人”。他们原来都是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以后有了一点冷静，不能说消沉。我特别欣赏施蛰存，不算大彻大悟，但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鲁迅写文章批判他，他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去反驳。他告诉我，理解鲁迅，理解他受到身边左翼人的影响。鲁迅也不是外人，但他批判“第三种人”是绝对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