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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其实背后就是苏联，名义上是商人匝开莫，相当于今天的法人代表。那时候各个国家的新闻社都在上海有分社，像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国人。我记得1949年前草婴在塔斯社工资蛮高的，像今天白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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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怎么还有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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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塔斯社办了好几样，一份中文刊物叫《时代》、一张英文报纸叫《每日战讯》，有人开玩笑叫它“淡来黄牛丝”（Daily War News谐音），还有一个就是“呼声电台”。我记得有一位苏联的女广播员，可以对着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来。负责音乐节目的是一个中国人，叫李德伦，年纪很轻，每天早上看到他咬着大饼油条来上班，一边吃，一边拿唱片出来放。1949年后，他去苏联学了指挥，后来做到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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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草婴翻译好的稿子就拿给桂碧清去读，她是王元化的姐姐，在电台当播音员，是草婴介绍给姜椿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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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也跟傅雷先生打过交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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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主要是姜椿芳，叫我到傅雷家拿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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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那时候国民党是封锁战争消息的，只报胜仗不报败仗，所以要“偷听敌台”才能知道比较全面的情况。傅雷是通法语的，他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姜椿芳先生请傅雷翻译，他答应了，草婴就常常去石门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里拿翻译稿。傅雷比他大15岁，大概没有什么深谈，印象就是人很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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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椿芳先生当时是地下党负责人，发展了很多党员，像满涛、张可，他是先认识张可然后才认识王元化的。那个时候草婴大概18岁，经人介绍认识了姜椿芳——他早年在哈尔滨学俄文的，水平很高。上海那时候没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看中草婴，让他帮忙翻译。草婴的第一部译作就发在时代社办的《苏联文艺》上，是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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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胡风时，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草婴一个字也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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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草婴讲，知识分子要有五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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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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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年代到50年代，在“以苏为师”的大背景下，草婴翻译过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中的党管理、婚姻家庭、儿童教育的著作，以及俄语文法读物，他的翻译功力已现峥嵘。同时，他继续向中国读者引介文艺作品，像理定的《清风》，巴夫连科的《母亲》《幸福》，波列伏依的《胜利》，乔治·古里亚的《复仇者》，班台莱耶夫的《诺言》《翘尾巴的火鸡》，不少篇目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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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草婴在厦门大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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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草婴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尼古拉耶娃等著）发表后，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读了这篇小说，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一年后，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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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说：“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很可能是文学浏览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很多‘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婴优秀的译笔，令原作大为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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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1956年的最后一天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卫国战争期间，“不是阵亡就是叛徒”，许多幸存的苏联官兵归来后都承受过巨大苦难。据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说，那年除夕，莫斯科广播这篇小说时，真是万人空巷，许多苏联人站着听，在寒风中流下眼泪。“草婴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马上感觉到其中的内涵意义，立刻动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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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后来写道：“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常常停下笔来擦眼泪……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损失大约4000万人，因此战后几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摆着没人动用的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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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对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都感兴趣，1949年前译过《学会仇恨》，之后又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重译时改名《新垦地》）、《顿河故事》，甚至苏联作家克鲁宾的访谈《访问肖洛霍夫》发表后，草婴也很快译介到《解放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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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婴心目中，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的巨人，他用一生的作品向人们宣示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继承托氏精神及技艺最成功的一位，所以，草婴在50年代倾力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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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俄罗斯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家，像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像写出《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出《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您为什么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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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河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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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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