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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上海时代出版社（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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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遭遇》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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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通过70年代发生的事，我越来越清楚，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用自己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是人类苦难的根源。要让这种悲剧不再上演，就要培养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建立平等关系，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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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你说的好些作品，是后来引进中国的，对我们这辈人来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最早接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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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还有精力，您会选些别的俄罗斯大家的作品来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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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还是（想译）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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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曾撰文介绍过苏联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他对俄国诗人也很熟悉，翻译过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的部分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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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草婴第一次随代表团去了苏联，并踏上了托尔斯泰故园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树林和湖泊，“好像风景区”。草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他觉得托尔斯泰是爱与善的化身，是真理和幸福追寻者；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中国特别需要唤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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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之前，《安娜·卡列尼娜》有周扬的译本；《复活》有汝龙、力冈的译本；《战争与和平》有郭沫若、高植的译本，您在翻译时会不会对照着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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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没有时间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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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有句名言：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每一块钱那样，吝啬自己的每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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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书房里，像上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做伴。有一次一个朋友借住他家，早上聊了几句，草婴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他工作的时候，子女们都知道不能打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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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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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向朋友透露过他翻译的几道程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译稿，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最后根据编辑意见做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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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他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展开如此浩瀚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四卷作品，他整整译了六年，成稿11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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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59张卡片和4本已经翻烂了的原著都在他的书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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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我记得大概是汪道涵讲过，草婴翻的《安娜》比周扬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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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讲过这话的么，也不止一个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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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亚教授在《复活》的三种译本中，首推草婴的译本。一位研究者李蟠曾经比较过汝龙和草婴的译本，汝龙译本43.4万字，草婴译本36.5万字。徐振亚说，草婴吃透了原著，所以用词准确、传神，也更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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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翻译了那么多苏俄小说，在那么多女性形象里，您最喜欢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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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安娜·卡列尼娜喽。翻译的时候，我常常哭的，一个人偷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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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章海陵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思想不集中，又有些激动。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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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曾写过，在阅读安娜命运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陷入深思，“通过这样的深思，人的精神会变得高些，心灵不知不觉会渐渐得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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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陈村先生讲他不到20岁的时候读安娜，嫌托尔斯泰太烦，节奏太慢，读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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