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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立项了，前后耗了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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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但都不怎么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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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调地念出来的，也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中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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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分别在《美丽上海》中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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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着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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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孙海英演的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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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观众能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经由她的观察和表现，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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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叙事平稳，画面考究，哪怕一个清晨人们骑自行车上班的空镜头，角上也会带进一抹树荫。她小时候在市少年宫学画，12岁在林风眠的画作前大叫“真好”而不管画家已经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了许多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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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摄影搭档是美国同学、台湾人林良忠，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成分颇为复杂，掺杂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最后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而她在影片中对背景声音的极大容纳，显然是从纪录片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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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似乎喜欢用窗格子来表现人物的隔阂，增强戏剧的张力：外婆在右，外孙女在左，两人背对背；外婆跨出她那一格，入左，给书包里装着避孕套的外孙女一记耳光，然后回到她那一格，背过身去。彭小莲告诉我，那不是透过真的窗棂拍出来的，而是用化妆镜变的小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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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关涉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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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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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导演霍建起的妻子看完后回家说，“你得看看彭小莲的《美丽上海》，非常厉害。”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它“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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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作电影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是跟农民泡在一起六年才有的拍摄可能。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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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着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做给她看：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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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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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但因种种原因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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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作品《满山红柿》。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做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影评给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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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八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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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种能力和内心深处的痛，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记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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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已经是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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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完整听母亲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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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六年。”资金有限，彭小莲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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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个在世“胡风分子”，十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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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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