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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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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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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处情节与沈士柱《宫词》倒可衔接上，即“落得倾城带笑归”一句及黄宗羲所注“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与“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之间。不同的是，逃入民家者仅为宫女，不是什么“贵妃”。这些宫女，对朱由崧那方面情形如何，是确切的在场者、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人数虽少，却有真正的发言权。“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算热衷，更未及于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有位流落宫外的大太监，对前首辅吴甡讲得更明确：朱由崧确有其耽乐沉迷之事，但不是性，而是“饮酒宴乐”——喝酒和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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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是真实的朱由崧。至少我觉着，一个偏爱美酒、看戏，对女人和性却兴致未必多高的朱由崧，比较有趣，比较“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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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中诚然多好色之徒——其实倒不是他们格外地较常人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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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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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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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一回也许真会“爽”那么一下子。按照宫内知情人讲述，朱由崧对女人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杯中物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男人的头号乐趣。但我们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在性事上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就刚好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11]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乃莫须有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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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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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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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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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皇帝”这种事物，有其固有之恶。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黄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12]。自古以来，君权邪恶本质即在于此。不过具体而论，情形也有变化、发展和差别。黄宗羲紧随刚才那句话后面，做了有趣的补充：“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大家与历史对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时，其一二代君主往往还能“与民休息”，独夫面目与特权贪欲有所克制，这就是“始而惭焉”。等到江山坐稳，那固有之恶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挡地向外喷涌，无远弗届，不知餍足，此所谓“久而安焉”。杜牧曾讲到过“独夫之心”[13]，每个皇帝或许都有一颗这样的心，但分辨一下，却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国势强弱成正比。王朝愈当如日中天，独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一类肆无忌惮情形，多不见于王朝初期，也很难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道理很简单，“久而安焉”，皇图稳固，固有之恶可以无忌尽兴一泄。故而，这往往也是集中涌现“坏皇帝”的时期。明朝就很明显，从明英宗朱祁镇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间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辈走马灯般接踵而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直发展到极其黑暗的天启七年，这股恶的能量似乎总算释放干净。这么说好像还不准确；恶，其实没完，如果允许、如果可能还会释放，只是物极必反，恶的堆积已达某种极限，从而失去了继续作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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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至此，我想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的后头，替黄宗羲再添一句：“终而颓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明代，崇祯、弘光就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对相应这两位皇帝的认识，也紧扣“终而颓焉”几个字才比较得体。崇祯皇帝自谓“君非亡国之君”，有些心软的读者也附和他，以为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则在许多史述的妖魔化叙述下，被定格为坏皇帝。其实，作恶殆尽的王朝末年，无所谓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对于看起来疑似好皇帝者，我们不要忘记“终而颓焉”这个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们绝无机会遇见一位所谓的“好皇帝”。对于被极力刻画、渲染出来的坏皇帝，大家也要多个心眼，想一想处在“终而颓焉”态势下的皇帝，其实又能“坏”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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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个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贤彼愚”之分；取决于时势。凡恰当其势，“皇帝”这行当以其固有之恶，不出万一很难有什么好东西。这由制度来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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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由崧，从个人角度论他的好坏，至少笔者觉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们却有把握说，作为皇帝他确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恶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着残山剩水，内寇外虏，朝不保夕，未来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预见下场必属惨然。有鉴乎此，他还有多少心情去强打逞性妄为、跋扈自恣的精神，确是一种疑问。即便有此心情，客观上可以支撑他的资源、条件和空间，也大大萎缩了。试问，他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贪得无厌，尽其一生以逞其极端自私的本性吗？所以，假设朱由崧这个人好坏，意义不大，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时势。也许他本性一点也不好，然而时过境迁，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非不愿，是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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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除开王朝势穷力疲的基本面，还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况有关——他并非通过继承程序自动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这层关系，无论如何含着君弱臣强的意味。尽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马士英恐怕也无心以迎立为资本，做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的奸雄。他的诉求主要是搞钱、捞取实利，表现也相应主要是疯狂贪黩而非篡位夺权。职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挤压尚未达到汉献帝的程度，至少小命无忧，但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诸多方面操于人手等等之状，却在所不免。这样一位皇帝，哪里能弄性尚气、偿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门外将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横飞，那才算强势的君主，才具备让一己之恶随心所欲释放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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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花子相差无几，而这种状态已持续有两年。橐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普通官吏乃至庶民所用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他就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南京大臣面前，“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14]，看上去与其说是接受拜谒的君主，不如说是被救助的无家可归者。群臣或许不致因此有藐视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却少不了自惭形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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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疑是带着心理上的弱势进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对于当这个皇帝，朱由崧还极可能并不情愿。《明季南略》说，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势愈见危急时，朱由崧经常埋怨马士英“强之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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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汹汹，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因谋所以自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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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载，自然相当重要了，可惜我们仅见此一笔。我们知道定策时，关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层争得很激烈，是一场轩然大波，其线索在整个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隐，从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镳、雷祚被杀，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为受益者应是其中的活跃因素，是积极主动的争夺者。《南渡录》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16]这情节跟刚才《明季南略》所说朱由崧本不想当皇帝而是马士英“强之称帝”一样，也不见于他著。真相暂不可考，但揆以整个局势，我个人不相信朱由崧曾与几位武臣串通，让他们“协谋拥戴”，而比较倾向于他对于当那个皇帝，内心至少有些踌躇。对此，我们虽没有直接关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参考潞王朱常淓的情况。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点迅速从南京移到杭州，因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亲）逃到杭州，太后亲求朱常淓接过权力，却遭后者坚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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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潞王在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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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淓执意不肯，答案仍为“终而颓焉”四个字。大势已去、山颓木坏，此时为君何美之有？要啥没啥不说，还得担责受过、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这一点，不肯将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那样一个烂摊子，搁谁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赘。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澜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键。但朱常淓不是这种人，朱由崧显然也不是。实际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争，原是两边大臣争得面热耳赤，跟他俩本人却都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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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朱由崧对当皇帝其实并无兴趣，那为何还是去了南京？对此，我们只好妄自揣测。在我看，他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我们回顾一下洛阳落难后他两年来的行止：孤身逃出、四处漂泊、寄人篱下、饥寒交迫；后来总算搭了顺风车，随潞王船队平安来到淮安，但有迹象表明，诸王船队继续南下时不打算携他同行，因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给他一笔钱，之后他就搬出船队上岸，“寓湖嘴杜光绍园”[18]，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实即走投无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筹。恰在此时，杨文骢衔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将迎至南京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设一下，倘若杨文骢来见时，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样珠光宝气、饫甘餍肥，他又将作何选择？想必，也有不当皇帝的选择。眼下，以自己实际境况却实无拒绝的可能——除非他继续做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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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强之称帝”的记载属实，以上便是我们就这笔记载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从心理层面展开的复原。所谓“强之称帝”，意思或许就是当初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况，利诱和说服他做那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