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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多难感君期我死”句下也有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善持君，便是顾媚。从顾、龚互答的上下语意看，顾景星当时听到的“死难”传闻，只及龚本人，不包括顾媚，但龚鼎孳自注，却主动提到了顾媚。这个微细区别可以玩味，似乎一提到有关死的问题，记忆就本能地与顾媚联系在一起。这是怎样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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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这句名言大家注意力都在“小妾不肯”上。那也的确最让人惊骇，一见这四个字，鄙夷之心油然而生，如孟森先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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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纪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云云。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讽者，亦以龚与善持君偕殉为言，弥见其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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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两端，一头国难、一头小妾，判若云泥。而龚鼎孳为小妾而舍国难，其所宜乎唾弃，在所有人恐怕都不假思索。我自己第一次见这句话，目光也完全落在“小妾”上。对于我们“臭男人”，“小妾”云云实在吸引眼球，很难越过它首先注意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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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发现了孟森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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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的凭据，是孟文这一句：“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它是针对龚诗“多难感君期我死”及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之语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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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横波夫人考》的时候，我还没读《定山堂集》，更未读到《白茅堂集》，故于孟氏评论欣然接受，同样做出代表龚鼎孳恬不知耻的裁判——及至读了龚、顾二人原诗（已引于前），这才发现，孟氏或我们大家的理解全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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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顾诗非“讽刺之语”。顾景星“当年梦哭羊昙路”句的自注“闻公难”，讲得很清楚，当年他听到了龚鼎孳死难的消息，为此才于梦中一哭。龚鼎孳诗句“多难感君期我死”，则是对顾“当年梦哭”的回答。他们双方，一方并无“讽刺之语”，另一方更不是明知他人讽刺自己，却厚颜地“恬然与为酬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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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难感君期我死”的“感”字，没有半点轻薄谑浪的意思，却是对契怀知己的深切感念。其中的心情是，满世界都把他看扁，唯独顾景星这样的至友才深知他、了解他、不会误解他。当年顾景星梦中一哭，表明他面对龚死难的传言没有怀疑，在龚鼎孳看来，这种不怀疑，非心灵相契不能致。故而，他写下那个“感”字，分量极重，虽只一字，实有万语千言，断然不会出于“恬然”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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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但凡读到了顾诗原句，或但凡知道“多难感君期我死”的由来是顾的“闻公难”，对其语意就很难发生误解。所以我斗胆推测，孟森先生写《横波夫人考》时，没有读到《白茅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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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森的误读，我又忽然意识到过去对“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太专注于“小妾不肯”，而忽视了前半句。一见到“小妾不肯”，我们就被道德点燃了羞耻心，而忘记打量一下作为完整的一句话，龚鼎孳究竟在说什么。于是，我开始审视“我原要死”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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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来说，“我原要死”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说有死的想法和打算，而未实行；一是说已经付之行动，结果却没有死成。顾景星说“闻公难”，证明当时确实传出了龚鼎孳死难的说法，这传闻本身的存在，不必怀疑。然而，它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也有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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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件材料。年代最早的一件是《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所收启本：“流寇陷城，夹拷惨毒，胫骨俱折，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42]其次是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寇陷都城，公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43]从词句看，严传所本应为前者。最后一件，是龚鼎孳《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用史邦卿春雨韵》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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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羽填潮，愁鹃带血，凝望宫槐烟暮，并命鸳鸯，谁倩藕丝留住。搴杜药、正则怀湘。珥瑶碧、宓妃横浦。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双唤转断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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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兵甲满地，辛苦蛟龙外，前溪难渡，壮发三千，粘湿远山香妩。凭蝶梦、吹恨重生，问竹简、殉花何处。肯轻负、女史苌宏，止耽莺燕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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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写作时间不明（既像当时所写，又像事后追记），而意象众多，几个紧要字眼意思大约如下：上阕，“宫槐”指崇祯缢死，“烟暮”指闻讯时分为当日傍晚，“并命鸳鸯”指顾媚同死，“怀湘”指思效屈原，“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双唤转断肠路”指死而不成（与“为居民救苏”合）；下阕，“兵甲”指闯军，“前溪难渡”指无逃路，“壮发三千”指愁绪，“蝶梦”指虚实和生死幻化，“苌宏”——即苌弘，周代忠臣，清避乾隆讳而改——借指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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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材料，与顾景星所陈的“闻公难”不谋而合，但有一个问题，均出龚之自白，真伪无从断之。假如龚鼎孳的结局是投井而死，什么疑问也没有；事实却是，他没死、还活着。然而从逻辑上说，活着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有过死的尝试。究竟如何呢？他逢人就说“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关键在于，这是对经过的陈述，还是对责任的推托。分野就在这里。如果是推托，当然如大家历来解读的，“其不死委之小妾”，不必多言，他只能被视为无耻之尤。但如果是陈述，亦即假如他是简单概括一下活下来的经过，这个句子，就有重新理解的必要——比如，可能包含这样的情节：他和顾媚自杀过一次，但被人救活；之后，他想再次自杀，顾媚却没有勇气尝试了，并求他陪自己一道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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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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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把它看做陈述句。证据自然没有，但从情理角度品鉴，倘使此语之出，意在文过饰非，则如此鲜廉寡耻之言，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人的行为都出于自利，此为本能，即便给人定罪，也得推其合理动机——除非我们认为，龚鼎孳到处对人讲这句话，目的是要自增其丑。所以作为推理，我觉得他是在陈述什么。但事情本身太过离奇，超出“正常人”的心理和价值观之外，看上去反而像是狡辩和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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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横亘在龚鼎孳与我们这些“正常人”之间的障碍何在呢？显然是“小妾”。“小妾”者，旧时所谓侧室、小老婆，今之所谓“小三”、“小蜜”。在我们男权的视角下，或者是生育工具，或者是性特权，或者是私有财产，或者是花瓶、玩物，以至冶荡、恣欲、淫猥之类的表征。尤其这位“小妾”，就像马士英为了突显龚鼎孳的丑恶，马不停蹄地点到的，“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对这种“身份”，我们很难抱以尊重。我们或许也愿意与她们取乐，但绝不能在心理上给以接受，脑子里都免不了装着西门庆的那句口头禅“贼小淫妇儿”，贱之、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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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龚鼎孳是否完全越出了男性的普遍心理。我能肯定的是：单就顾媚这特定对象而言，龚鼎孳没有西门庆意识；此时此刻从他嘴里说出的“小妾”一词，与“贼小淫妇儿”毫无关系。相反，他视她为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女人，甚至喻以自己的“宓妃”。前面所引的《绮罗香》中“珥瑶碧、宓妃横浦”一句，径出《洛神赋》“珥瑶碧之华珺”，而曹植说：“斯水之神名曰宓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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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以宓妃比顾媚，是把她摆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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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的位置上。但同一个女人对于其他男人，却只是“贼小淫妇儿”。我们不能责怪大家何不与龚鼎孳一道，将某位妓女视为女神；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毕竟龚鼎孳自己有此感受，他也正是带着这种旁人所不知甚至不能理解的感受，说出了“我原要死，小妾不肯”那样骇世惊俗的话。这足令说者一副心肠，听者另一副心肠。在龚鼎孳，或许是掏心剖腹；旁人却一片哗然，以为人间丑秽无逾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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