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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问题仍然是我们意大利人愿意自己尽早地解决那件事。正如我对科尔比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的一个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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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完全同意。问题还是：苏联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资助究竟有多少？制定美国政策的要人究竟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安哥拉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对安哥拉的政策不能称为政策，在那里为了支持某个集团，我们每次向它拨款五千万美元。与此同时，海湾石油公司每三个月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一亿美元，也就是向已经受到共产党人资助的同一些人提供援助。我们没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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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你们对意大利有政策，但自由派不喜欢它。派克先生，您在调查中为什么选择意大利作为接受贿赂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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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我们没有选择意大利。我们曾想方设法去了解过这些钱最后花在什么地方，钱的线索把我们带到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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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清楚了。那么我向您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在发现其中的一部分钱通过米切利将军到了新法西斯分子手里时，您有何感想？那时，您仅局限于盘问了主管人呢，还是愤怒地向他们指出美国没有权利做这种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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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显然，美国没有权利做这种事！我是这样说的！显然，那时，我不仅局限于盘问他们，而且还斥责了他们竟做出类似这样的事。噢，我就是这样斥责了他们！我是这样做的！但是等犯下了罪行之后再去斥责某个人是徒劳的。目标依然是防止滥用职权和恐怖活动，防止重蹈覆辙。因此这种情况更需要我自问我的这些抗议是否会有所裨益。答案是：是的，它们会有所裨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搞得过火的那些人在某段时间内也将会戛然刹车的。考虑到韦尔什的死和消息的走漏，我担心的是，将不可能再有国会的监督。我担心，真正的监督必将来自执行机构。我不能肯定执行机构会准备自己监督自己。这样，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监督将流于形式，滥用职权现象又将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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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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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1937— ），美国著名记者，以揭露政界和军方丑闻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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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 1897—1991），意大利裔美国导演，被称为“好莱坞最伟大的意大利人”。《迪兹先生进城》是他1936年的作品，由加里·库珀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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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onio Spínola, 1910—1996），葡萄牙元帅。1974年“武装部队运动”推翻葡萄牙独裁统治后，出任武装部队运动救国委员会主席、临时总统。1975年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失败后，曾被捕并流亡巴西。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和政变有联系，1976年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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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库尔德族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土耳其、波斯的第四大民族，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被归入不同的国家，一直存在民族统一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库尔德族展开了独立运动。1970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达成停战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给予库尔德人文化、政治自治权。但协议并未被执行，对库尔德族的军事镇压也一直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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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 1946— ），伊拉克库尔德族领导人。从青年时代起投身于反抗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的游击战。1979年起任库尔德民主党主席。现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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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尼克斯·桑普松（Nikos Sampson, 1935—2001），“埃奥卡”成员，塞浦路斯独立后进入政界，成为国会成员。1974年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发动政变后被委任总统，在土耳其入侵时辞职，任期仅8天。因滥用权力被判处20年徒刑，1993年被赦免剩余刑期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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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埃奥卡（EOKA）是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于1955年成立的战斗组织，全称为“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随着塞浦路斯的独立，埃奥卡于1959年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但塞浦路斯独立后，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矛盾逐渐激化，1971年，希族极端分子成立了“埃奥卡B”组织，目的是武力驱逐土耳其族人，实现与希腊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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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马里奥·苏亚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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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苏亚雷斯于1924年12月7日出生在里斯本。他是一名律师，在许多政治诉讼案件中充当重要角色，明确表示他对萨拉查[1]独裁政权的敌视。他多次被捕，曾被放逐到圣多美岛，最后被迫流亡法国。1974年，在“康乃馨革命”[2]结束独裁政权后，回到祖国，担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该政府担负起向民主化过渡的使命。作为外长，他开始了非殖民化进程，使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赢得独立。他是社会党人。当他的政党在1975年的选举中得到相对多数的选票时，他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面人物。1986年至1991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96年，第二届委任期满。1999年被选入欧洲议会，任职至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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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Ⅰ 同任何未经全民的斗争而靠恩赐获得的自由一样，葡萄牙靠恩赐得来的自由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这个国家现在渐渐发觉，为了自由的生活，人们仅仅在4月的某个早晨醒来时，看到一支决心清算已死的独裁者和废黜腐朽的旧政权的军队和坦克是不够的；为了学会运用民主，仅仅在这些军人的枪口插满红色的康乃馨是不够的。不管是否替它插上康乃馨，也不管康乃馨是红的、粉红的、白的、黄的，还是五彩的，枪还是枪，军人还是军人。这个国家还发觉，在经历了50年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以后，人们不可能马上学会互相尊重，马上充满责任感和自尊。刚刚许下动听的诺言，提出文明的主张，就显出原形：狂风恶浪中的懦夫和太平盛世的勇士。控制了政权的是那些叫嚷得最厉害、最蛮横和最狡猾的人。刚刚过去一个月的那场曾给予葡萄牙善良的人以希望的选举，原是一场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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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以获得40%的选票而取胜。这是一个为人类社会主义、自由思想和多党制而战斗的党。没有多党制，人们将会陷于独裁专政之中。尽管社会党取得了胜利，但它还是无足轻重。人民民主党获得27%的选票而居于第二位。它并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右翼党。不管怎样，它在国内代表着一种强烈的主张，但是谁都无视这一点，好像人民民主党并不存在一样。决心要强制推行早就过时、失去光泽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只获得12.5%的选票（它的衍生组织人民民主运动的选票也只有4%，从而宣告失败）。然而驾驭一切的还是共产党。它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来发号施令。在那里，昔日的法西斯记者摇身一变成了极左的革命者。它通过仅存的工会来发号施令。在那里，领导人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他们利用“五一”来谋取私利。它通过反复无常的小人组成的武装民兵来发号施令，而在卡埃塔诺统治下，这些人连最细小的勇敢举动也不敢设想。它通过与其秘密结成联盟的军人来发号施令。如果共产党人不喜欢某家报纸，军人便去封闭它。如果共产党不要立宪会议，军人便宣称自己倾向于不召开立宪会议。就像断线的项链上的珠子，恩赐的自由一个接一个地落地并跌得粉碎，只剩下口头上的自由。人们已经不敢说出心里话，只是心怀疑惧，不安地环顾四周，低声诉说着内心的不满。凡是被认为不是左派或左得不够的人，都将遭到厄运。他将被看做反动派、反革命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在军人的集会上，经常喊出的口号是：“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也是萨拉查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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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些军人的需要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不很清楚。他们之中有极端分子、超极端分子、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温和派。他们的思想极端混乱。他们是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游击战士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也许他们没有阅读过葡萄牙文的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且不说葡萄牙文是词汇贫乏的一种语言。武装部队运动内部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一致，而是充满着各种思想潮流和可怕的对立。参加4月25日军事政变的许多军官与卡埃塔诺手下的狱吏一起进了监狱。被关进监狱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罪状是在里斯本墙上涂写绝妙的标语。葡萄牙共产党的标语写道：“太阳照耀着我们每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下面写道：“如果不下雨的话。”共产党的标语写道：“今天我们有几千人，明天我们将有几百万人。”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下面写道：“因为你们不服避孕药。”共产党的又一条标语说：“如果你不喜欢葡萄牙的话，那么你就滚吧！”无政府主义者补充说：“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在专政时期，政治犯有300人，而现在有2000人。的确，在革命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现在发生了革命？哪些事情算做革命的内容？难道就是某些兵营中的士兵拒绝给长官擦皮鞋，让莫斯科的马戏和古巴的芭蕾舞到首都来演出，先对银行和企业实行国有化，然后作出由谁经营管理的决定等等这些事情吗？每当军人掌握政权时，他们总要谈论革命。希腊的帕帕多普洛斯谈革命，智利的皮诺切特谈革命。当然，这些葡萄牙军人是坦率的，他们有美好的计划，但实际上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现实中充满混乱和独断专行。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真正的反动派流露出欣喜的神色。老百姓叫苦不迭：“革命并不总是导致民主、进步和自由。被称为革命的东西并不都是革命。”甚至法西斯分子今天也自称为“革命者”。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我们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很清楚，红色的并不一定是红色的，它往往是黑色的屏障。红色者或所谓红色者操着黑色者同样的语言，做出同样的举动和干下同样的坏事，这种情况也不少见。那么，在葡萄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国家处在危急的关头。要摆脱这种形势，它将要冒着一分为二的危险，至少会受到一次大动荡的破坏，也许将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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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对苏亚雷斯的第一篇访问记。他是告败的选举中获胜者的领导人。这次采访恰好是在社会党报纸《共和国日报》事件发生过程中进行的。访问记成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文件。被自己同军人签署的协议所束缚，并被军人和军人同共产党的协议抵消了自己影响的苏亚雷斯，实际上十分清楚地知道：国家面临的危险是一分为二，或受到大动荡的破坏，或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但是，他无能为力，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遗憾的是他的话不够强硬。如果你读到他的话，觉得这些话还算坚决的话，那么当你当面听他讲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不满意。他不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他口气温和，表现犹豫不决，因而令人感到扫兴、生疑，且由于不明其因而感到不快。我彬彬有礼地低声向他述说了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来不需要以安眠药使自己入睡。后来他慢慢离去的动作使我产生了希望，希望他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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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苏亚雷斯（以下简称“苏”）：您来到这里是为了看看目前葡萄牙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在葡萄牙发生的事：我刚得到消息说，《共和国日报》的社长和编辑人员遭到共产党印刷工人的扣留。他们要求社长和编辑人员辞职，让他们的人来接任，当然都是共产党人。《共和国日报》是社会党的报纸，是葡萄牙仅有的一家独立报纸，是今天唯一一家其消息不受共产党人控制、操纵和歪曲的报纸。在葡萄牙，从报纸到电台和电视台，全部的新闻机构都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它们清一色，对共产党唯命是从，丝毫没有批评。为了得到真理，人们争相阅读《共和国日报》。这就导致了今天早晨的袭击事件。印刷工人来到社长劳尔·雷戈那里，命令他离开，并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接替了他的工作。在记者们的支持下，雷戈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印刷工人于是把他和记者们一起囚禁起来，甚至不允许他们出去买香烟，喝咖啡，也不能会见任何人。这是葡萄牙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和自由发起攻势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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