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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童年和依附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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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1907年1月26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安东尼·鲍尔比（Major Sir Anthony Bowlby）是国王乔治五世的一名医生。鲍尔比在孩子中排行老六，他出生时，父亲52岁，母亲40岁。他的童年是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式的：由一个保姆或者女家庭教师照顾并教育，然后进入寄宿制学校。鲍尔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超凡脱俗，但人们通常认为，早期的良好教育和环境对他以后形成自己的理论具有潜在而长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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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后的鲍尔比进入了剑桥大学的皇家海军学院，他计划在那里学习医学，获得相关证书以从事医疗工作。但到了第三年，鲍尔比开始对未来迷茫无措并感到厌倦。于是他决定放弃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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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通过在两所进修学校的学习，鲍尔比发现了自己新的兴趣。他自告奋勇去一家医院为有适应障碍的儿童做了一年志愿者，他为24个4—18岁患有住宅适应不良的儿童服务。鲍尔比谦逊地评价当时自己的工作：“我不能够说出我会做什么，但是我将尽力做到最好。”其中有两个儿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一个是因偷窃而被学校开除的孤独少年，孤僻、冷漠，缺乏稳定的母爱。另一个则是神经兮兮的7岁男孩，因为他总是跟着鲍尔比，被大家叫做“鲍尔比的影子”。这两个孩子对鲍尔比的研究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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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心转意，理论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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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鲍尔比对未来灰心丧气之时，与他一起在学校中服务的名叫约翰·阿尔福德的志愿者对他的未来发展有着格外重要的影响。当时，鲍尔比花了许多时间和他一起讨论有关早期经验的缺乏与否对于个体的发展的影响。之后，鲍尔比志愿服务结束，阿尔福德已经成功说服了他恢复并继续他的医学学习，以便在儿童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进一步训练，使他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家庭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方面的有关理想。由于没有行医所要求的精神病学资格证书，鲍尔比并没有对医疗工作期待过高，他只是勉勉强强接受了阿尔福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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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在医院的经历对他以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搭建了舞台，但他的态度仍未改变。后来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英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经历却拯救了他。在那里他得到了里维埃尔（Joan Rivière）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巨大帮助，并对精神病学发生了兴趣，加入了英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同时在久负盛名的莫利兹医院接受精神病学的相关学习。在研究所里，乐于创新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对他进行指导。虽然当时鲍尔比对克莱因的理论颇有微词，但后来表明，克莱因的引导对他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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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学习，为鲍尔比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来思考和发展他自己的想法。比起前两位老师来，鲍尔比在伦敦儿童辅导诊所担任研究员期间遇到的两名社工，对他的想法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这两位就是克里斯托夫·赫内克和詹姆斯·罗伯逊（Christoph Heinecke and James Robertson）。他们两位对鲍尔比关于儿童早期家庭经历对健康生涯的发展的重要性表示赞同，并与他交流他们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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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鲍尔比强烈地感受到，精神分析学过多地强调儿童的幻想世界而忽略了实际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他在《早期环境对神经症和神经性格的影响》（1940）的论文中发表了这个看法，这篇论文成为后来他的依附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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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调早期家庭环境对发展的神经症的影响，他指出：“精神分析学家应该像园丁严肃认真地对待自然的生物、土壤的种类以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那样，对待心理事件和幻想的环境。”他坚持“早期分离”会产生不良影响，并建议母亲们积极地对留在医院治疗的年幼子女进行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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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要求自己作更为严谨的研究，他用在伦敦儿童辅导诊所得到的实际案例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并发表《44个青少年小偷，他们的性格与家庭生活》（1944）。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多数适应不良的儿童具有情感性障碍，鲍尔比把这种现象同他们早期的母亲剥夺和缺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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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低迷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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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院毕业之后，鲍尔比留在了莫利兹医院工作。起初他治疗成年患者，后来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儿童。他的第一次实证研究，是追踪44名带有焦虑和轻微犯罪倾向行为模式的青少年。在这些儿童中，他发现了一个共同特征：这些青少年在童年的某一个时期都缺乏母亲或者被剥夺了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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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尔比暂时偏离了儿童方面的研究，开始研究军队人员的甄别标准为军方服务。这次研究经历给了他收集到稳定有效的统计数据，以便在战后能够继续支持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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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为军队服务结束后，鲍尔比回到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然后直到退休，并且成了塔维斯托克诊所儿童发展部的负责人。为了突出亲子关系的重要性，他迅速把该部改名为“儿童和家长部”。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不同，鲍尔比对家庭的健康和病理发展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实际模式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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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鲍尔比失望的是，当时该部门大部分的临床工作方向是由克莱因指导的，而与他所强调的家庭实际互动模式完全无关。由于研究上的南辕北辙，鲍尔比不得不在做完与他的理论不相干的研究之后，才能继续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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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塔维斯托克期间，鲍尔比对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胚胎学习理论产生了兴趣（例如幼鸟在孵化出来之后是怎样把第一次看到的生物当作他们的母亲），并且坚信早期的经历将影响和加强以后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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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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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到1952年，鲍尔比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对孤儿和收容所等与母亲分离的儿童作相关研究。他在《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1951）中报告说，那些被剥夺了母亲的儿童需要寻求一个“母亲形象”来代替；母亲或者母亲形象的缺乏将对儿童的未来造成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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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鲍尔比获得了第一项研究基金，他聘请詹姆斯·罗伯逊来对住院、福利收容所以及与父母分离的幼儿进行观察资料的收集。经过两年的数据搜集，罗伯逊在医院不能再继续作为一个与研究无关的科学家。他认为要为他所观察的儿童做一些事，为此拍了一部感人的电影《2岁去医院》（1952）。这部电影经过了精心拍摄，以确保人们无法批评它有失偏颇。电影也得到了鲍尔比的协助。鲍尔比和罗伯逊所使用的时间采样、时钟的图像始终出现在影片中，以证明电影片段没有被特别剪辑。这部影片不但对鲍尔比的依附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使得英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关注医院里的儿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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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塔维斯托克诊所对于母子分离的相关研究，鲍尔比获得了一份关于战后欧洲无家可归的儿童命运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份报告，鲍尔比认识到他的理论能够解释年幼子女被剥夺和被分离的经验的深刻影响。这一点上，鲍尔比很幸运地遇到了欣德（Robert Hinde），他试图通过掌握动物行为学方面的原则来帮助自己更深地了解孩子和母亲的本质关系。1954年，欣德开始参加塔维斯托克的研究讨论，并提醒鲍尔比注意到哈洛的恒河猴实验。当然，不只是实验证实了鲍尔比的理论，鲍尔比反过来也影响了哈洛关于母婴互动和社会群体分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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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首次正式发表依附理论时，吸收了行为科学的某些概念，他在伦敦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3篇经典论文。第一篇为1957年发表的《儿童与其母亲依恋的性质》，其中回顾了现有的精神分析理论关于儿童对母亲的力比多的解释（简单说，即所谓“二级驱动理论”，包括原始吮吸物体、原始附着物体以及返回子宫的原始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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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文《分离焦虑》于1959年发表。在这篇论文中，鲍尔比指出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在解释婴幼儿对母亲形象的强烈依附感以及儿童对母子分离的强烈反应等方面的不足。罗伯逊和鲍尔比把婴幼儿发展的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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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抗拒阶段”（Protest stage）：一旦母亲离开视野范围，孩童就会哭，并抗拒别人的安慰，急着找回母亲。第二是“绝望”（despair）：当分离的时间延长，孩童变得安静、伤心和沮丧。第三是“隔离”（detachment）：孩童会避开或排斥其他人，包括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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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就算是母亲离开了他，这小孩也不会难过了。长大后，他也能适应社会，能与人交往，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他很少付出真感情，内心缺乏温情。所有这些都表明，当依附行为被激活时，分离的焦虑是能体验到的，他并不能终止；除非团聚，焦虑才能够解除。不像其他精神分析学家，鲍尔比最先认识到，过度的分离焦虑通常是由不良的家庭经历造成的。比如，反复无常的威胁和放弃行为，家长的拒绝，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疾病、死亡等，都会引起儿童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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