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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的士兵“垂死的士兵”。歌篇。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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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将自己称作智者而非幽默家，他重视通过他的报纸专栏与短篇小说来达到嘲讽针砭的意图。“幽默是宽容的、温和的……它的嘲弄就像爱抚一样不痛不痒。而智慧则是猛戳——请原谅我的直白——然后在伤口中转动武器”。比尔斯小时候在中西部的一座农场上长大。据他后来描述，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做苦工来维持一个非常艰苦的生计”。他的父母——比尔斯似乎很看不起他们——生了13个小孩，每个人的名字都以“A”开头，他是这13个小孩中的第10个。比尔斯在年仅18岁时便参加了联邦军队。在所有在内战中打过仗的美国作家中，比尔斯是其中最重要、最多产的一位。在1864年于肯纳索山头部严重受伤之前，他经历了四年的战斗，并因作战勇猛而荣获了许许多多嘉奖。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当了一名报人。终其一生萦绕在他心头的，是他所描述的挥之不去的“死者与死亡景象”。比尔斯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根据他的军事经历写成的小说作品与非小说作品。他的战争作品常被誉为现代军事文学的开端，并对斯蒂芬·克莱恩与欧内斯特·海明威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尔斯精心描绘了没有浪漫色彩的战斗场景，这反映了他对写作与人生的基本态度：“为令人倒胃的真相培育一种滋味……最为重要的是，努力以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而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面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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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时的希望与战争的恐怖经历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深深地影响了比尔斯随后的世界观。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使他饱受“那个血迹斑斑的时期的幽灵”与一种苦痛感的折磨。这种苦痛感不只源于在战争中他自己的纯真之丧失，也是由于他感觉到：像他这样承认战争的恐怖及其高昂代价的人，少之又少。战后世界对战争损失的否认与掩盖使他既感到孤立，又感到愤怒。在他看来充斥着虚伪与自欺的宗教团体，尤其令他感到如芒在背；在《魔鬼词典》（Devil’s Dictionary）中，他将宗教团体定义为“希望与恐惧的女儿，她向无知解释不可知事物的本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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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的战争作品关注战争阴森恐怖的一面，并展示出作者似乎急切想要超越思想与描述的规矩。在发表于1881年12月的《夏洛见闻》一文中，比尔斯写了他对战斗的回忆——这显然是局部的、作者亲身经历的，而非全景式的、史诗般的。19世纪80年代初，《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开始刊登具有纪念性质的“战斗与领袖”系列文章，以吸引那些对内战的往事与神圣化传记感兴趣的广大平民读者。而比尔斯的这篇文章则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文章对战争死亡进行了最为形象的描述，兼顾其感官上的恐怖与道德上的恐怖。他描述了自己来到前一天战斗过的战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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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已经有太多人了；全都死了，显然，还有一个人活着，他躺在我的排伫足的地方……——他是联邦军队的一名中士，身上多处受伤，曾是一个高大英俊的人。他面朝天空躺着，呼吸时伴随着抽搐、急促的鼻息声，从口中喷出的涎沫像奶油一样顺着面颊流下，堆积在他的脖子与耳朵旁。一颗子弹在他的太阳穴上方留下了一个沟槽，脑浆从这里涌出，一片片、一条条地掉落。我过去从不知道，人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只有这么少的脑浆还能存活。我的一位很女子气的手下问道，他可否用刺刀刺死这位中士。对这一冷血建议我震惊得无以言表。我告诉他，我觉得不应这样；这不太正常，而且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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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正在死亡的士兵，尚未从死亡的细节与痛苦中得到解脱；但传统却阻止了仁慈之举——“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并使对死者真正的同情变成了“冷血”；“善终”的观念变得自相矛盾。“死亡是件人们憎恶的事情。”比尔斯在另一处写道。“它并不像风景一样美丽，它并没有温柔、庄严的一面——它事实上是一件阴森恐怖的事，它的所有表现所有样子都丑陋可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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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而死，自杀而死，战斗而死——这些死亡构成了比尔斯战争作品的中心主题。比尔斯也的确将死亡，而非宗教的与政治的目标，视作战争本身的基本事实。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其《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一书中所言，死亡是比尔斯著作中“唯一真正的人物”。在比尔斯看来，一名士兵本质上是一个“杀手”，一个“以杀戮自己同胞为业”的人。然而比尔斯的尖刻并非他缺乏情感的表现：他对那位在夏洛死去的中士的描述，虽不寒而栗，但也带着深沉的同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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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的一个最有冲击力的战争短篇小说，描绘了一位“勇敢、有效率”的年轻中尉同一具死尸在漫漫长夜中的相遇。在战友睡觉时被派去守卫联邦营地的布雷纳德·拜灵（Brainerd Byring），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同一具南部邦联死尸在一起。他是一个情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一直非常喜欢“战斗的兴奋”，但他却对“死人的场景”特别厌恶——“他们面如泥土，两眼泛白，身体僵直，不是不正常地收缩，就是不正常地肿胀”。随着夜晚时光缓缓流逝，尸体似乎开始移动了。“它想要什么？”这位士兵诘问道。“它似乎别无他求，而只是想得到一个灵魂。”作者挖苦般地写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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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位死人同伴，拜灵愈发焦虑，他便开始利用确切的事实与理性来对抗这种焦虑。在脑海中，他不断重复着他所知道的关于以下问题的全部知识：人们对死者态度的历史，古代欧洲与中亚的埋葬习俗，以及超自然力量信仰——他并不相信这个玩意儿——那令人惊讶的文化持久力。“我想，人类得花上一千年——或许是一万年——才能成熟得足以摆脱这种想法。这种信仰是在哪里、在何时产生的？”他苦思冥想，为的是控制住他那愈加强烈的恐惧感。但他的哲学思考无法使他平静；现在控制着他内心的，是死亡而非他自己。即便他宽慰自己道，“死尸具有恶意”的观念只不过是古老神话的残余，但他看到，那具尸体“显然在移动”！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第二天，一位联邦上尉兼军医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它“被刺刀戳得惨不忍睹”，但它的伤口却没有血迹；另一具是一位年轻的联邦军官的遗体，他用他的军刀刺穿了自己的胸膛。在面对死尸之时，拜灵被迫试图彻底消灭死亡与他自己，将死亡视作战胜自己对死亡恐惧的唯一途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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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一样，比尔斯也感觉幸存者的身份令人苦恼。他写道，战争使他被“判处存活”；这场战争的死难者萦绕在他心头，萦绕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就像那具南部邦联尸体如此折磨着布雷纳德·拜灵那样。对于比尔斯来说，战斗的幸存者与战斗的死难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一次他谈道：“当我问我自己道，那个曾在奇克莫加作战的年轻人安布罗斯·比尔斯后来怎么样了？我一定会回答：他死了。”与那些有目的、顺应天意的基督徒的死亡不同，比尔斯式的死亡常常是个意外。如同拜灵的故事所展示的，它突然出现在读者眼前，就像它突然发生在遇难者身上那样——而且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死亡甚至还是自杀。包含人类的准备或能动性——它们是“死亡之艺术”的核心原则及其为人们带来的希望——的死亡之观念，在比尔斯的世界中完全是陌生的东西。事实上，就像那具看起来在移动的尸体那样，死亡拥有着向生者索命的能动性。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如威尔逊所言，死亡成为了比尔斯著作的核心角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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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枭河桥上的一个事件》描写了一个即将被绞死的南部间谍的故事，为死亡的突如其来与人类的徒劳提供了例证。绞索突然断裂，把佩顿·法夸尔（Peyton Farquhar）投入小溪。法夸尔似乎已逃脱了他那将被绞死的命运，似乎已经逃离了北方佬，踏上了回到家乡回到妻子身旁之路。然而，他的逃亡被证明只是一场白日梦，就连读者也被蒙蔽了。故事的结局是，法夸尔最终被吊死在了枭河桥上。比尔斯的讽刺作品的冲击力就在于，他不仅将主人公，也将读者抛入了他所创造的表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像法夸尔一样，他那吃惊的读者的心也被悬了起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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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并不认同他的时代将死亡浪漫化的做法，而是完全接受达尔文主义“自然被锋爪利齿染红”的观念，并嘲笑宗教团体的教条与权威。比尔斯因而完全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在《魔鬼词典》中，他用押韵的不敬言辞定义了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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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了呼吸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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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世间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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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地奔跑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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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那金闪闪的目的地不过是一个洞而已！[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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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美国人所热望的死后世界，并非天堂，而只是空虚的坟墓。死亡是“丑陋可恶”的。它是终点，而并非通往另一个生命的道路，也非爱国主义的或宗教的目标之体现或实现它们的工具。比尔斯恐惧死亡，但他也被死者打动，这便是它们为何继续萦绕在他心头的原因。无论是南部邦联还是联邦的死难者，都应该获得恭敬的关注；就像死亡定义了活着一样，死者代表着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因为每分每秒/我们都能感到对死亡的恐惧与死亡的迫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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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梅尔维尔不像比尔斯那样有着广泛的内战经历，但他却能懂得，纯真的丧失使内战最初的期望显得荒谬。19世纪50年代，梅尔维尔遭遇了他评论事业与商业的失败。对于他来说，这似乎宣告了他那文学报负的死亡。在萨姆特要塞陷落时，梅尔维尔42岁。在内战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场上，努力从他的人生低谷中恢复过来。他的一些近亲参加了联邦军队，这给了他一扇可以从中窥见这场战争的窗户。1864年春，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前夕，梅尔维尔前往弗吉尼亚州战场。他努力获得了格兰特的接见，并参加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长途跋涉，同一群士兵一道搜寻南部邦联游击队长约翰·莫斯比（John Mosby）。到了1865年春天南部邦联投降的时候，梅尔维尔以一种他不熟悉的文体开始了一段新的文学征程。战争是他的主题，诗歌是他的体裁。他出版于1866年的《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以见闻和片段合集的形式将这场战争呈现了出来，而并未采用他早前最重要的作品所采用的小说体裁。这一选择反映了作者的判断，即“没有人能叙述那场斗争”，以及“纠缠的韵脚/不过是对迷宫般的战争之暗示”。梅尔维尔意识到了这一国家经历的重大意义；这场战争是“一场动摇了众多事物根基的巨变”，那些事物既包括文学体裁与语言，也包括人类的目标与价值观。[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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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诗歌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并非诗歌创作的时间顺序，而是战争本身的时间顺序。诗歌以约翰·布朗与导致南部分离的“信念冲突”为开端，继而先后描绘了多纳尔森要塞之战、夏洛战役、安蒂特姆战役、石河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查塔努加战役、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向海洋进军”、里士满的陷落，以及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仪式。诗集的开头描写了天真的年轻士兵欢乐地向战场进军，以及他们的“期待”。但梅尔维尔接着描述了这些希望的破灭——在“炮弹齐发的炫目光芒”之中，“死掉”的年轻人“受到了”严酷的教育。如同在比尔斯的作品中那样，死亡因发生得突然而显得具有讽刺意味。一个“采浆果队”（a berrying party）带着激情与快乐去从事的荣耀冒险，却成为了一个同这毫不相关的埋葬队（a burying party）。战争中的年轻士兵从未“想过死亡是什么——觉得它不过是/滑入了某个像春天一样的地方”。在他们的期待中，他们“跃过了”战争的“悲痛”，但战斗与梅尔维尔则将它恢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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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梅尔维尔那诗意探寻核心的，是“死亡之谜”。而早在战争将这个问题推到国民意识的中心之前，他个人对此便已非常关心。如他同时代许多其他美国人一样，梅尔维尔试图努力战胜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以便为那令人宽慰的灵魂不朽的信仰找到一个合理基础。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在1856年写道，梅尔维尔“既无法信仰，又对自己的不信仰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沮丧，因而“几乎决心接受自己彻底毁灭的命运”。当战争的爆发使死亡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重新居于了显要地位时，上述问题对梅尔维尔来说远未得到解决。文学评论家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认为，《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一书代表了梅尔维尔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究——“一个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持久辩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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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1年以后，彻底毁灭拥有了一个不同含义。梅尔维尔将战争毁灭性的本质直率地呈现了出来：在威尔德尼斯的士兵看到了“满地头骨”，以及绿色的、正在腐烂的、“装满了骨头的鞋子”；去年战役的死难者如今仍未埋葬。死者“几乎没有埋葬仪式”，因为在军事杀戮的可怕需要面前，即便是给死者以尊严的死亡仪式也被抛弃了。荣耀、羽饰、饰带、旗帜已变得无足轻重；人只不过是技工，只不过是毁灭机器上的齿轮，因为战争本身已成为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铁甲战舰的优势地位与“铁砧撞击的喧嚣”便是它的生动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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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未被埋葬的头盖骨与尸骨战场上未被埋葬的头盖骨与尸骨。“弗吉尼亚州盖恩斯米尔的战场”。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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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热情；一切都依靠曲柄、轴、螺丝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