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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理解丧亲之痛，因为战争已夺去了她那亲如一家的马萨诸塞州小镇上一些人的性命。1862年3月，阿默斯特学院院长之子弗雷泽·斯特恩斯（Frazer Stearns）在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阵亡，使整个小镇都陷入哀痛。埃米莉描述道，在得知朋友的死讯后，她的哥哥奥斯汀“完全目瞪口呆了”。她曾看见过年轻的斯特恩斯带着军刀与他的战友一起骑着战马穿过阿默斯特。而如今，“成群的居民对他说晚安，哀乐合唱为他响起，牧师告诉人们他有多么英勇……他的亲人垂下头颅，就像风吹倒了芦苇”。狄金森对希金森命运的担忧，来源于她对战争代价的切身经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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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内战爆发前，埃米莉·狄金森或许便已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主题了。但这场全国性战争却给了她一种新语言和一个新语境，使她可以借此思索这场战争的意义。在给希金森写信谈论这场战争时，她自己承认，朋友们那“突然且过早”的死亡，使她心生了“一种——更多的是对恐慌而非宁静的——脆弱的爱”。她知道，战争使她的绝望同她周围其他人的痛苦形成了一个新的关系。“悲伤看起来要比过去更为普遍。自从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它已不再仅属于一部分人了。如果其他人的极度痛苦，可以帮助一个人减轻他自己的痛苦，那么现在就会有很多这种药了。”战争为狄金森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她而言，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由死亡的代价与可能定义的，正如这场战争自身便不断需要人们给出一张关于损失与目的的收支清单一样。她的诗歌用战争的死亡探讨了超越时间的永恒问题，但她的思考同时也涉及，那些被天赋比她差得多的同代人所困扰着的当下问题。同别人一样，她也试图理解战争大屠杀的意义、胜利与失败的代价，以及内战杀戮对塑造了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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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狄金森自己所写，她生活在“可能里面”。面对着怀疑，她寻找“乐园”，寻找信仰的坚实基础，寻找灵魂不朽的迹象，以打消她内心深处的疑虑。她感觉自己脱离了信仰者的群体。有一次她写信给希金森谈自己的家庭，说她全家“都很虔诚，除了我”。像她的时代中如此众多对基督教持反思态度的美国人一样，她努力消除灵魂与物质的矛盾，并努力思考这些矛盾对天堂与上帝的影响。死亡似乎是“灵魂与肉身之间的一段对话”，一个未能解决的痛苦问题。狄金森想知道她在哪儿能找到天堂（“我在到处敲门”），想知道死后世界是什么样的（“天堂是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片天空？——抑或一棵树？”）她苦苦思索着肉体不朽的可能：“我用双手感觉我的生命/以便得知它是否还在。”但她无法消除她的疑虑，无法在“那既非常可信又非常可疑的/宗教”中找到确实的安慰。死亡仍是无法阻止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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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死亡，一切都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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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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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对自己—例外——免除了任何变革——[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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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永恒的是死亡而非生命，因为它“消失了——然后再获新生……彻底毁灭——将肉体镀上了/不朽”。没有世俗的解释，也没有军事或政治目的可以平衡这一损失；胜利无法补偿它；对于那已经死了的人而言，对于那些他们那“冰唇”已“为冰霜迷住/对它无法消受”的人而言，胜利“姗姗来迟”了。狄金森既不允许自己得到解脱，也不允许自己逃避到那舒适的崇高目的或多愁善感之中。相反，她直面死亡的恐怖——“成堆成片的呻吟声”——并探究在死亡提出了关于她自己价值与命运的问题时，它对上帝之存在与仁慈所提出的挑战。“当如此英勇的人都死了的时候/活着，是件可耻的事情”。像比尔斯一样，她也感到自己被“判处存活”。狄金森阐释道，灵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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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是“所有普遍的战斗中——/最大的一场——”。但全国战争的环境，阐释并具体化了她内心的骚动，促使她在这四年中创造了大量非凡卓越的诗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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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狄金森、比尔斯与梅尔维尔的评论家，在他们每个人的作品中都识别出了一些同“现代性”相关的特点。对确定性的挑战是“现代性”这一名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个都努力应对着对宗教的怀疑，并都使用了一种能反映出他们对欺骗与妄想的担忧的讽刺。借用梅尔维尔的话来说，他们三个都试图使人们“幡然醒悟”。但他们的怀疑既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实质，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形式。因为叙述无法表达他的想法，梅尔维尔便诉诸诗歌。如海伦·凡德勒所言，梅尔维尔承认，战争需要“一种新语言与新韵脚”。人们无法全面理解这场战争；如他在《威尔德内斯的军队》一诗中所言，任何有利视角只能提供“对战争的一瞥”以及“对迷宫般的战争之暗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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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同样回避了任何综合描绘内战的努力，也没有试图占有全部内战知识。他只是写“我”在夏洛的“见闻”，只是提供了“关于奇克莫加的一点回忆”——仍是“我在那里的见闻”。他只是相信他通过直接体验所获得的知识。他的短篇小说就像快照一样。战争无法作为一个壮观的全景画为人理解，或被人言说。只有在个体生命——以及死亡——当中，它才是真实的。这种个体化破坏了战争的连贯性，并摒除了任何一个更宏大的目的。比尔斯的《魔鬼词典》则代表了另一种片段描绘，它所采用的形式破坏了这种体裁的本质。比尔斯没有按部就班地堆砌意义。他所给出的定义，以嘲弄与讽刺的口吻对内战的意义提出了挑战——甚至否定了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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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的诗歌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因为它们背离了主流诗歌体裁的规则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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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思想，我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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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前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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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顺序却杂乱难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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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个球——滚在地板上。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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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864年写道。在狄金森去世后，她的诗被出版。在此之后，她那以不连贯为标志的诗饱受批评家诟病。他们指责说，这些诗扭曲了语法和句法。然而，当代评论家认为，这些特征体现了狄金森对理解与连贯性之基础的怀疑。夏伊拉·沃洛斯基（Shira Wolosky）声称，狄金森的诗对“关于语言意义与事物整体意义的整个问题”提出了挑战。这既是一个死后世界观的危机，又是一个语言与认识论的危机；这不仅关乎上帝是否存在以及我们能否认识他，也关乎我们是否具有哪怕一点认识和言说事物的能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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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30年后，狄金森的诗才被付梓；梅尔维尔出版于1866年的《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只发行了500册；比尔斯作为一名记者闻名遐迩，但直到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20年后，他才开始发表他的战争作品。这些作家对战争浩劫的理解的重大意义，不在于他们对民众思想的影响。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代表了广泛持有的观点。然而他们的作品，为理解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对内战所造成的信仰危机的各种可能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狄金森、梅尔维尔与比尔斯将努力理解这场全国战争之意义的需要，转化为了关于宗教之根基与人类理解力之基础的宏观而永恒的问题。1914年，一场更具毁灭性的战争爆发；而这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被视作通向与这场战争相关的现代主义理想幻灭路上的小站。他们同未来的关联表明，每位作家同先前时代流行的预设和看法有着稀薄的关系。但内战为这些作家赋予了通过框架和意象观察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框架与意象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诞生。通过勾勒出怀疑的轮廓，狄金森、梅尔维尔与比尔斯帮助描绘了源于内战的、信仰与不信仰的广阔地形图。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那无法认识与无法理解的感觉，事实上已被普通美国人广泛而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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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称战争的经历“不可言说”。其他士兵也有同感，他们的信件与日记不断宣称，他们无法描述自己所见到的场景。“语言无法依照其真实的样子描述真正的画面。”在1862年盖恩斯米尔战役后，南部邦联士兵鲁本·艾伦·皮尔逊给他父亲这样写道。他用他那累赘的话语，强调了他的经历之巨大冲击力与无法理解性。伊利诺伊州第84团的詹姆斯·休特在日记中写道，他“绝对无法”描绘奇克莫加战役。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声称，战争的恐怖“无法描述”。“石墙”旅的约翰·凯斯勒努力寻找词汇向父母讲述自己第一次作战经历：“我没有能力来描述那个场面。它令所有描述黯然失色。”像梅尔维尔一样，士兵们也感觉战争非叙述所能及。[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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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护士与救援工作者同样感到自己无力用语言描述他们在前线目睹的苦难。1862年，科迪莉娅·哈维从田纳西州给故乡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州杂志》（Wisconsin State Journal）写信道：“词语的意思有时消失了；我们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无法表达现实。直到我试图描述最近十天我所见到的精神与肉体痛苦时，我才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南部邦联人凯特·卡明（Kate Cumming）用了几乎相同的语言来描绘自己进入病房的经历。“我认为我们词汇的表现力，不足以将现实中那悲惨景象呈现在人们脑海中。”苦难超出了语言与理解的能力。[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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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无法解释战争的经历，他们也无法从中逃脱。联邦的一位牧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写道：“战斗是无法描绘的，不过一个人一旦见到了那个场面，它便会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直至他死去。”同自称被“死人与死亡景象”纠缠的比尔斯一样，许多内战目击者都无法将这些战争幽灵祓除，将其转化为那令人宽慰的宗教的或爱国主义的救赎性牺牲之叙述。它们仍是一瞥、片段、“景象”，仍是场景而非故事，其影响只可眼见却无法给出解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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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大屠杀将19世纪中叶愈发增强的宗教怀疑感转化为了一场信仰危机。这一危机迫使许多美国人重新定义甚至抛弃对一个仁慈的、能够应答祈祷的上帝之信仰。但内战的死亡与浩劫也为对人类认识与理解能力之更为深刻的怀疑埋下了种子。在人类似乎已愈发同动物没什么区别的环境中，唯有人类才拥有的语言能力之失败，代表了对自我之基础的又一次侵袭。内战迫使美国人以更为迫切的心情问道：“死亡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们发现自己思考着：为什么会有死亡？生命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有希望得到答案？从那以后，我们便一直苦苦思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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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七章 解释[64]：“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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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个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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