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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B.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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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7月，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3个多月之后，霍勒斯·布什内尔在耶鲁校友会年度聚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布什内尔被要求赞颂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耶鲁毕业生，但他坚称，自己无法，也不应该将校友同内战中大量死难者分开。他谈论了联邦的全部死难者，呼吁这个国家承认它对死者欠下的债。布什内尔的演说《我们对死者的责任》试图说明，战争的意义同它的生命代价无法分离。事实上，他代表那些在四年内战中付出最终代价的人，向这个再次统一的国家提出了一份账单。布什内尔以一种商业损益的语言，以一种关于盈利、购买、付款与亏欠的语言，号召美国人承担起对死者的责任，要求美国人为数十万逝去的生命赋予意义，让他们的鲜血与苦难不白付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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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投降后的数月内，布什内尔远非唯一提及并赞美死者的人。例如就在布什内尔耶鲁演讲的几天前，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站在哈佛毕业生的一个相似集会前，朗诵一首长达400多行的颂诗，来纪念那些罹难的哈佛学生。20世纪的小说家与评论家理查德·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曾写道：“在坎布里奇的炎热夏日，这首凄怆的诗，几乎和战斗本身同样令人痛苦。”洛厄尔的颂诗浪漫、伤感、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它为北部的胜利欢呼，并为缺席毕业生集会的那些人哀悼。“在这些勇敢的行列中，我只看到了空缺，/我想起了那些被沉默泥草包裹着的亲爱的人儿，/对于曾为之献身的胜利，他们如今却茫然不知。”但洛厄尔向“神圣死难者”的崇高致敬，却同布什内尔那注重实际的看法——生者对死者担负着具体责任——形成鲜明对照。布什内尔的演说迎合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将对死者的纪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处理有关死者的持久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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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的杀戮工作结束了，但处理死者的需要仍然存在。许多士兵仍未被埋葬，他们的尸骨遍布南部战场；还有一些被匆忙埋在了阵亡处，远离亲人与故乡；数十万人的身份仍未被确认，他们的死亡无人解释。战斗的结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战时不可能的方式关照死者的机会。信息可以在南北之间自由流动了；军官们有机会去扩充、详察不完整的伤亡记录；遍布战败的南部邦联的尸体可以被找到，并被确认身份；人们可以去纪念死者，而不侵占生者的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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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热切地利用了这些新可能。对于她来说，人们在战争时期的需要，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们在和平时期的要求。她照料伤员的工作，总是包含为她所照料士兵的家人提供关于他们的信息。而在战争结束后，她似乎收到了更多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信件。巴顿对那些“在我们土地上遭受痛苦的人”抱有深切的同情——这些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担忧、期盼和关注中，渴望获得哪怕一丁点儿有关死去亲人的音讯”。她因而决心要找到办法，来解除她所描绘的这些寻求帮助者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常常升级为几近疯狂的状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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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春，巴顿在“美国军队失踪之友”组织内建立了“通讯办公室”，以此作为一个信息交换所。她绕开了混乱的联邦官僚机构，直接向士兵们征询他们阵亡或幸存战友的信息。她将那些寻找亲人者所呈交的姓名印刷公布出来，希望这样能征集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在一份印刷名单的顶部，巴顿解释道：“我吁请您将您所能回忆起的或确切知道的关于这些人命运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曾是您在行军、放哨与突袭时的战友，或是您在战场、医院与监狱中的伙伴；他们阵亡了，而或许只有您知道他们的死亡事实与方式。”在告示发布后的几天内，巴顿便收到了数百封信。不久之后，数千封信件像潮水一样涌入这间位于华盛顿第7大街和E大街交口的小屋——小屋外面的指示牌写着，“失踪士兵办公室”。在遇刺前，林肯曾支持过巴顿的努力；在巴顿的不断要求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同意为她散发名单提供资助。截至6月中旬，她已公布了20000位士兵的姓名。截至1868年她最终关闭“通讯办公室”时，据她报告，“通讯办公室”已收到并答复了68182封信件，并获得了关于22000位失踪士兵的信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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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方来说，战争的结束使他们能够系统地评估损失，而战争不断的压力曾使他们无法这样做。1865年7月，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下令，每位联邦指挥官应提交一份关于“一切在战争期间登记过的士兵安葬”情况的报告。在随后六年，军官在执行梅格斯的命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记录。梅格斯依据这些记录印制成了共27册、装订为八大卷的《荣誉簿》（Roll of Honor），也即“为保卫美利坚联邦而献身的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名单。但是战时记录仅列出了101736个登记在册的坟墓，尚不及估算的联邦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很明显，数十万北方士兵尚长眠在未被记录的地方。他们的遗骸无人收集，甚至也没有标记；他们的死亡既不在军事记录内，也不为他们亲人所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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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官方对待死者的政策变化很慢。但采取及时行动来处理死者似乎迫在眉睫，这既是出于给予死者体面安葬的考虑，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尸体在被适当埋葬之前耽搁时间愈久，它们便愈容易成为掠夺与捕食的对象，它们的身份也愈难被辨认出来。根据需要，军事指挥官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临时做一些工作。在战时刚开始的坟墓登记工作中，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上尉表现得非常活跃。1865年6月，他奉命前往威尔德内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监督为尚未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下葬的工作，并在他们的埋葬处做上标记，以备将来甄别之需”。穆尔发现了数百个没有标记的坟墓，以及超过两年未得到有尊严的埋葬的尸骨。他报告说：“因为暴露在外，他们身份的全部痕迹都被彻底破坏。”炎炎夏日与“腐败物质的难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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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克拉拉·巴顿，大约摄于1865年。马修·布雷迪摄。克拉拉·巴顿国家历史遗迹/国家公园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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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使他无法继续将全部尸体转移到一个中心地点。但他最终将所有遗体都认真埋葬了——使其“避开了人们的视野”。他估计，在这两个战场上，在他的监督下，1500具遗体得到了埋葬，虽然如此众多的骨头散布战场使他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尚未退伍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从事了这项令人厌恶的工作。穆尔报告说，785块墓板被立在了有主的坟墓上；此外，他还提交了一份他已甄别出的军官与士兵的名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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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这项任务，穆尔便被派往了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那座臭名昭著的南部邦联的监狱——如此众多联邦士兵都在那里死去了。安德森维尔监狱的官方名称为“萨姆特战俘营”。从1864年2月战俘营投入使用到内战结束，那里一共囚禁过45000位联邦士兵。监狱条件之恶劣尽人皆知，它不过是由一圈栅栏以及被栅栏包围着的25英亩土地组成。在其中，战俘拥挤地住在一起，没有屋子，也没有足够食物。他们污染了流经战俘营的一条小溪，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饮用水水源。病死与遭受暴力虐待而死的死亡率几近30%。这座监狱的指挥官亨利·沃兹（Henry Wirz）上尉，也因犯了战争罪行而于1865年11月被处以绞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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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底，多伦斯·阿特沃特——安德森维尔监狱原来的一名战俘——同克拉拉·巴顿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甄别她所公布的名单上的士兵。阿特沃特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士兵。自打安德森维尔监狱投入使用以来，他便几乎一直被囚禁在那里。在此期间，他被要求负责为每位死者做记录。阿特沃特决心要记录下他所目睹的恐怖，他因此自己也偷偷保存了一份记录。这份清单同已经编号的坟墓相对应，这使人们能够确认众多曾经历过该战俘营那极度恶劣条件的士兵的身份。在得知这一名单存在的消息之后，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批准派遣一个由穆尔上尉领导的考察队，并邀请克拉拉·巴顿参加。1865年7月8日，穆尔、巴顿和40名劳工和工匠，带着7000个“未刻字的墓板”，乘船离开了华盛顿。为了抢风头——巴顿坚称这个考察队是她的主意——穆尔与巴顿很快便开始讨厌甚至憎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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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德港战场上的一支埋葬队”。詹姆斯·穆尔所领导的联邦重葬工作的一部分。由约翰·里基制作底板；亚历山大·加德纳印制，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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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穆尔公开地对巴顿充满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女性不应出现在官方的军事考察队中。据说，他曾在旅途开始时宣称：“他妈的见鬼去吧！有些人就不应该到处活动。她到底想去做什么？”刚一回到华盛顿，巴顿便正式向斯坦顿控告了穆尔的行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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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折磨过战俘的有害环境，也夺去了考察队成员的生命。夏日的酷热几乎是无法忍受的，那里的气温常会超出100华氏度；许多劳工都生病了，包括一位被派去绘制墓板的“刻字工”。后来，他死于了伤寒，如巴顿在日记中所言，成为了“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最后一位殉难者”。尽管如此，这个考察队为13363具遗体做了记录，并成功甄别了其中12912具遗体。所有遗体都被迁葬到有标记的坟墓中。在8月17日，他们的安息处——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落成。在公墓落成典礼上，巴顿荣幸地将星条旗升起。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旗帜”已有“四个黑暗的春秋”未在这片土地“飘扬”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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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战区，相同的工作也在进行中。1865年6月23日，坎伯兰军分区司令乔治·H.托马斯（George H. Thomas）少将，命令威廉·厄恩肖（William Earnshaw）牧师前去甄别遍布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周边的尸体，并将它们重新安葬在石河国家公墓——这个公墓建于1864年，旨在纪念两年前发生在那里的血腥战斗。厄恩肖便开始在周边区域寻找士兵遗骸，并在一个半径近100英里的区域内调查营地与驻防地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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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森维尔在安德森维尔，“1865年8月17日，克拉拉·巴顿女士升国旗”。素描，由I.C.肖特尔绘。《哈珀周刊》，186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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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5年的夏天，联邦政府处理战争死难者的最终意图尚不明确，军官们因而只好依据战场上的形势伺机而行。穆尔起初想将他在弗吉尼亚州战场上找到的全部遗体迁葬到一个中央公墓，但夏天的天气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只好集中力量为那些尚暴露在地面，抑或埋得过浅以至于易遭肉猪或恶意破坏者损坏的遗体，提供体面的安葬。虽然穆尔只被命令来处理联邦的死难者，但为了清理尸横遍野的弗吉尼亚州战场，他也埋葬了许多南部邦联人。在西线，厄恩肖开展了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搜寻工作。他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联邦士兵尸体迁葬到一座既已存在的国家公墓。厄恩肖声称：“找到每位联邦士兵的坟墓，是我们庄严的职责。这些坟墓是我们追击穷寇通往胜利之路的路标。”的确，到了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相信，在他所负责的区域内，“仍旧长眠在我们那美丽公墓之外的联邦士兵，不足50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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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投降后的几年中，对死者承担义务的普遍责任感逐渐形成，最终促成了有力的政策。军事指挥官的单独命令，也缓慢地同立法机构的授权与资助结合起来，共同开创了一项庞大而全面的战后重葬工程，旨在找到分散在南方的每位联邦士兵遗骸，并将他们全部埋葬在一个新的国家公墓系统中。但这却并非政府的最初目标。公众围绕死者所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逐渐清晰阐明了一系列原则，对军事与立法政策产生了影响。那些像詹姆斯·穆尔一样被派去开展埋葬与甄别死者工作的军官，他们的经历使战时士兵坟墓与埋葬的真实情况为世人知晓，因而也塑造了政府的态度。公民身份、牺牲与国家责任的崇高理念，同人们对南方人破坏坟墓与尸体的非常实际且不断加深的担忧结合起来，促成了美国建国近一百年来所实施的或许是最为复杂的联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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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可靠的死者名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对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因而在1865年10月又发布了一条通令，要求军官们对埋有联邦士兵的公墓进行调查。他要求各军官提交关于墓园地点与条件的细节、相关记录的状况，以及他们对保护与保存遗体的建议。他特别要求，军官应对各公墓地点是否适当进行评估，并判断战场上的士兵遗体是应留在原处，还是应被转移到“附近的永久公墓”中。炎炎夏日使穆尔与厄恩肖的工作被迫中断。在此之后，他们便在这些新方针的指导下，分别在东部与西部战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2月26日，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埃德蒙·B.惠特曼（Edmund B. Whitman）被解除了日常职务，并被派去负责在包括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广阔区域内，“寻找散落各处的联邦士兵坟墓”。惠特曼内战中曾在军需部队中服役，在内战刚一打响的时候，他便在他的故乡堪萨斯州参了军。惠特曼曾是哈佛学院1838届的一名毕业生，后来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一名学校教师。1855年，他同众多废奴主义者同道一起迁居堪萨斯州，力图阻止在那片因为纷争而分裂的“流血”领地上建立永久的奴隶制。如今，十年之后，他开始了一次远征，来寻找并纪念那些为他一直以来为之战斗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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