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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殖民地没有任何固定的或是有组织的军队,因而1775年4月19日殖民地民兵和英国正规军在莱克星顿首次交火后,当殖民者尝试将自己组织起来时,殖民地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很多在莱克星顿聚集起来的殖民地军队,也就是后来被合称的“新英格兰监察部队”,因为缺乏补给,同时士兵们又不能对自己的种植园或生意置之不顾,很快便解散了。这也使得英国正规军能够在波士顿驻扎下来。即便如此,大多数公众心中还是记住了那些永远做好准备立即应召的“一分钟人”(Minutemen),他们是殖民地民兵志愿军顽强抵抗英国军队的中坚力量(图18)。事实上,“一分钟人”的理念不过就是对新英格兰民兵的一种矫情的称呼,意图掩饰这种民兵组织形式的缺陷:他们是临时凑合集结起来的武装力量,经常缺乏足够的军需品,当然更没有统一的制服。不过,虽然这种新的公民士兵形象在某些方面被夸大了,它还是证明了一个更深层、更永恒的真相:美国国家正在形而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革命时代充斥着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又体现在军事规模和军队的志愿性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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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崛起的美国民族主义本身包含着一些相互强化的成分,例如公众普遍相信殖民地前线的军事效力,也对这样一种民兵志愿军系统十分信任。这一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1181年颁布的《武备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自由人都必须自筹经费,为保护公众而参与军事训练。虽然在欧洲,随着职业军队逐渐兴起,这种平民服役的观念已经显得十分陈腐,但在殖民地冲突的背景下,市民是社会抵御攻击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讲,这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另一种方法就是雇佣正规军,由各殖民地提供经费,但军队效忠于皇家总督。不过,当时的殖民者强烈反对1765年的《英兵驻宿法案》,因而要想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军队并不怎么可行。一个市民可以在危机时刻被改造成一名士兵,危机过后又可以迅速回到市民的角色,这样的方式不仅廉价,而且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来也更加安全。不过,也未必要让公民强制服役。为自身利益的自我防御也许确有必要,但一旦危险过去,武装反抗的需要也就随之消失了。正如宾夕法尼亚牧师约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所回忆的,殖民地民兵志愿军的成员“在他们选择成为士兵的时候,就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就变回了平民。这种军队服役行为是自愿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报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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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些民兵志愿军如果被征召进了新组建的大陆军,至少会得到一定工资,但这也不会立即将他们转变为统一的职业战斗力量。这样一种自愿的军事传统,加上近乎普遍被神话的英勇作风,都无法为殖民地的军队建制提供稳定的根基。实际上,殖民地从来没有成功组织起一支固定军队。大陆军和各州的民兵志愿军虽说是并肩作战,但有时候也令人无法理解地做不到这一点。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愤怒地指出,1780年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民兵志愿军“刚一开火就撤退了,导致大陆军遭受到四面围攻,寡不敌众,只好不求胜利、但求自保”[13]。如果说民兵志愿军有时候并不可靠,那么,13个殖民地同心协力反抗英国政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可靠。或者毋宁说,爆发的是13场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革命,这些革命最终都沿着相似的轨迹,但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朝预期的终点进发,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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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之所以可以成为大陆军的将军和总指挥,与其说是因为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不如说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大陆军希望,让一个弗吉尼亚人掌管一支最初由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军队,能促进殖民地之间的团结。华盛顿本人是保守派,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这些特质无疑减轻了保守主义者对于激进运动的恐惧,选择华盛顿后来也证明是一个明智之举。华盛顿在1775年7月走马上任时,殖民者刚刚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中最为血腥——至少对于英军而言——的战役,发生在波士顿的布里德山邦克山战役(6月17日)。英国军队在邦克山战役中获得了相对的胜利,此后,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局势则每况愈下。英国人很快攻陷了纽约,并一直占领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英国军队成功夺取了所有主要的美国城镇,华盛顿打的败仗要比胜仗多,但殖民者最终还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多亏华盛顿个人。华盛顿非常擅长平衡独立战争中各个群体的利益。不得不说,这件工作有时候也会让他难以将精力集中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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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年底,仅仅是战争的第二年,美军就迎来了转机。华盛顿在12月26日的特伦顿战役中成功指挥大陆军横渡了即将涨潮的德拉瓦河,取得胜利,殖民军的士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长。不过,华盛顿还是继续给大陆会议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殖民地正规军。他强调“除非是在最紧迫的危急时刻,否则根本不应该依靠这些民兵志愿军,或指望他们提供援助”。实际上,他愤怒地说:“在这令人心神不宁的危机中,他们落后、迟钝的懒散面貌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担心: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走出家门。”这其实是华盛顿一以贯之的信念:他从不会相信一支志愿军能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他曾经指出,美国人轻信民兵志愿军不仅可以“组成小纵队在林间作战”,而且可以在其他方面无所不能。但在他看来,无论是民兵志愿军还是“没有经验的军队”,都不能“胜任真正的战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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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命者来说,战争的现实是一种挣扎。当然,所有的战争都有各自的痛苦之处。在这场革命中,美国人的痛苦在于组织了一支难以胜任的军队。议会从没有给华盛顿提供他所想要的部队,也没有给华盛顿既有的部队提供适当的补给。短期兵役(通常是三个月)造成士兵的更换过于频繁,效忠各州的士兵之间几乎一直在为了军衔争吵。在战争之初,美国人的战线也拉得过长。在1775年末至1776年初,美国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失败。这既体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对于革命事业的热情极为有限,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许多殖民地部队都将遭受可怕的困境。正如莱克星顿战役之后军营的状况一样,此时补给缺乏、疾病肆虐。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将可怕的天花带到了各个殖民地,这迫使华盛顿在殖民地军队中下达命令,第一次大规模针对这种病毒进行疫苗接种。然而,却没有任何疫苗可以抑制人们对革命支持的动荡不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华盛顿的军队人数一直在两千人到两万人之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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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华盛顿都是一位四面楚歌的领袖。很多有关革命的画作都描绘了华盛顿所面临的困难,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就是描绘1777—1778年宾夕法尼亚瓦利福奇的寒冬的画作(图19)。当时,华盛顿的军队于1777年9月在布兰迪万溪战败,英国军队占领费城,华盛顿则率军队溃退至瓦利福奇。那时,华盛顿对大陆会议的前景十分沮丧:“除非议会中突然发生某种巨大且重要的变化,否则大陆军的结局无非就是三种可能:遍地饿殍、分崩离析,或是为了保命而自行溃散。”“放心吧先生,”他强调说,“这绝不是在耸人听闻。”[15]但瓦利福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美军的低谷,而是美国历史中黎明前的黑暗。遇到困难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一方,英国军队也因为缺少补给和协调,没能把自己的军事优势保持到最后。华盛顿面临着征兵、留任的难题,英国军队也有自己的困难,两者都是使这场冲突继续拖延下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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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78年春天,殖民地军队开始迎来了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年秋天,在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的指挥下,英国主力军队没有能够攻下哈得孙河谷,否则就将切断新英格兰殖民地通往南方各殖民地的要塞。10月,在纽约的萨拉托加,伯戈因宣布投降,他的残余部队退回到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就像《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中曾自信宣称的那样,美国在萨拉托加的胜利使殖民地获得了国外援助。法国意识到殖民地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之后,才决定向殖民地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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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从心底乐意接受我们的新盟友最善意的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珍视他们在其他方面提供的援助,”他表示,“但在人类的普遍经验之上有这样一条准则: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不应过度信任。没有哪位谨慎的政治家敢无视这一条训诫。”华盛顿放眼未来,警告美国“应该格外小心,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和成熟,一旦不小心犯下任何错误,都很难从中恢复过来。”[16]不过,1778年,法国对殖民者施以援助,不管对谁来说都是有利的。法英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并在1778年夏天正式宣战。西班牙很快也跟随参与了进来,不过西班牙跟的是法国而不是美国。西班牙从没有给予美国的革命事业任何直接援助,但英国在欧洲腹背受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给美国人的胜利增加了不少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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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华盛顿面临的问题仍旧十分棘手。让他一直以来都十分沮丧的是,殖民地的志愿兵制度和地方主义都妨碍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和迅速结束。他曾尝试“淡化各种地方性联系和各州之间的区别,将它们统称为美国”,但也承认“克服偏见是不可能的”。四年之后,这种情况依旧没有什么变化。1780年年底,华盛顿仍旧“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建议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少将“把军队送到战场之后,各州的干涉越少”越好。一面是英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另一面是各州的野心和各州之间的冲突,华盛顿感到进退维谷,他竭力协调殖民地军队这台机器上的各个零件,试图使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正常运转。正如他对沙利文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无论何时都是一支军队,或是为了共同的防御目标组成同盟的十三州军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可言了,但我们有时两者皆是。如果我说我们有时两者都不是,而是两者的混合体,似乎也并不为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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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瓦利福奇1777》。华盛顿将军和拉斐德侯爵看望受伤士兵。拉斐德是一位辅佐华盛顿的法国军队指挥官。他在军队从布兰迪万战役中撤退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又通过谈判成功让法国加入到这场战争中,与美国人并肩作战。此后他返回美国,在约克敦击败了康华里。此画由A.吉贝尔创作、P.哈斯印刷出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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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80年,随着独立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南方,这个混合军也离开了新英格兰。英国人受到亲英支持者的报告的鼓舞,认为奴隶制让社会体系走向衰弱,也让胜利的时机转向成熟,因而开始向佐治亚州进军。英国军队于1778年12月攻占了萨凡纳,又在1780年5月占领了查尔斯顿。在随后的卡姆登战役中,正如华盛顿所抱怨的,殖民地志愿军竟然又错过了胜利的机会。不过,英国军队在康华里勋爵的带领下刚刚转身要攻打北卡罗来纳州,殖民者就放弃了他们的所有战果,转而采取了游击战术。这种战术虽然时不时容易遭受些挫败,却让美军很难被一击致命。到了1780年夏末,英国军队仍然占领着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的全部领地了。第二年春天,法国同盟军也最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美法联合陆军和法国海军共同击败了康华里在约克敦半岛的军队。1781年10月19日,康华里在那里宣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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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敦经常被理解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终结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英国来讲,它只是战争终结的开始,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也是建国初期的尾声。英国军队仍驻扎在殖民地,但已无心恋战,权作守势。1782年,各国密使齐聚巴黎,共同商讨和起草和平条约,并宣告美国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一幅当时的政治漫画描述了这一情形(图20),生动形象地向英国人指出,他们曾经的殖民地现在已经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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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信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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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詹姆斯·吉尔雷《美国响尾蛇》(伦敦:W.汉弗莱,1782年4月)。殖民地经常会以蛇作为象征;在星条旗出现之前,美国国旗上也有蛇的图案。之前的漫画,尤其是1754年的一幅漫画,把殖民地描绘成一条被割断的蛇,暗示他们“要么团结,要么死亡”。这幅漫画出现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它描绘了一条完整的蛇。这条蛇的舌头上得意地写着,“我的身体已经‘伯戈因’了两支英国军队(这句话将“伯戈因”作为动词使用,意为围困。这种用法旨在讽刺伯戈因在交战中屡次惨败。——译者注)/我还为更多的军队留足了地方”。这条蛇的身体卷成三个圈,其中两个圈所包围之地分别象征着伯戈因和华康里的军队。第三个圈则宣称是“为其余的军队准备的”。下面的诗句说的是“在北方平原上的英国人/想想你们该如何行军前进、如何挖掘战壕/这条巨蟒在议会呼风唤雨/在法国也是一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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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和殖民者双方来讲,这场战争还代表了一种新的冲突。不管是殖民者在边远地区的战争,还是英国正规军的大范围战役,都没有给这种新冲突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从根本上讲,这既是一场直接的军事对抗,也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战役。英国军队的总司令之一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男爵充分意识到了“赢得民心”和“征服美国人思想”的必要性。[18]不过,需要面对这个难题的不只是英国一方。即使华盛顿竭力劝服议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军队,劝服他的同胞加入这支军队,但同样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形式对抗英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人就是亲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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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独立战争最终的确将殖民地从英国分离了出去,那些始终对英国保持忠诚的人的说辞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故事中被边缘化,反之,美国爱国事业的浩荡声势和它取得的军事胜利一定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当然,从数量上讲,就算华盛顿有时候感觉美国爱国者太过沉默,或者至少不够活跃,他们也的确占据了多数。在当时的殖民地大约有300万人口,其中只有约50万人支持英国。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这些人的立场越发招致反感,因为独立战争既是一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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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州,尤其是战争后期的卡罗来纳,亲英分子组成的志愿军与大陆军、爱国民兵志愿军发生冲突。邻居之间反目成仇,不是因为独立事业,而是出于私人恩怨。这场冲突导致了混乱和暴力,是亲英分子一直以来都不愿看到的。所有州都进行了效忠宣誓,其中既包括了对于英国皇室的谴责,也包括了效忠各个州的誓言。拒绝参与到爱国事业中的人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其中包括财产充公、流放,有时还有死刑。最后,很多亲英分子——估计人数在6万到10万之间——被迫离开殖民地,逃亡到加拿大或英国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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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分子因为支持了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所以很容易就从美国历史中消失了。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对美国独立的最终成就造成了多少军事威胁,坦白讲,虽然有大约3万亲英分子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但他们的威胁并没有多大。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帮助澄清、解释了这场殖民地战争的原因——建立一个独立于英国的美国。事实证明这场争夺民心的战争是残酷的。亲英分子的经历不仅凸显出半个多世纪之后被美国人称作是“多数人的暴政”的摧毁性力量,同时也凸显了确实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折磨着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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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分子并不仅仅是习惯了传统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与殖民地年轻一代所热衷之事格格不入的社会精英。虽然亲英分子在人口构成上有一些显著的规律,但实际上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和职业、背景广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白人差别不大的种族——德国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以及那些拥有强烈宗教身份意识的人——贵格会信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南方长老会教徒们——都倾向于加入亲英分子的阵营中。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曾问道,什么是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战争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指出什么不是美国人,成功地缩小了答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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