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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者和英国人、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黑人和白人来说，革命时期都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个时期做出的抉择十分复杂，并不仅是选择自由还是奴役、成为英国殖民地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么简单。在有些时候，对于奴隶和亲英分子而言，这种选择也并不是完全由他们做出的。华盛顿在即将卸任总统之前虽然也强调了美国身份的自愿性，但是，正如他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都在强调的那样，自愿的爱国主义对于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在瓦利福奇度过了整个严冬的华盛顿在春天来临时指出，“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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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样的回报，则要因人而异。对于像华盛顿这样的人来讲，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奴隶来讲，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获得自由的前景。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则是成为奴隶主的机会。亲英分子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担心凝聚殖民地的唯一的黏合剂即将崩溃，暴政也将随之来临。从他们所处的情况来看，这些想法并不算错得离谱。在美国殖民时期，白人一直都在极力将奴隶和自由人区分开来。在美国革命期间，他们则一直在极力区分效忠英国的人和背叛英国的人，并且不情愿看到这种区分是全然出于自愿的。为了压制反对革命的声音，殖民者限制了出版自由，也为之后全国性法律《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案》的出台铺平了道路。到头来，事实证明，选择既是一种解放，又是一种束缚。识别出谁是这个国家中受欢迎的人，谁又应该从这个新国家中被驱逐，从建国伊始就在考验着美国人的头脑，到今天仍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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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巴黎条约》之后，美国便要开始处理很多咄咄逼人、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之一仍旧是军事问题。1783年夏天，费城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士兵因为欠薪问题发起暴动。议会担心会酿成更大的危机，于是很快解散了大陆军。不过，让士兵们迅速解甲归田的计划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很多人从他们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中牢牢记住了美国自由的代价。这也是这个新国家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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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服役士兵总共有15万—20万人——当然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否则华盛顿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挨了。其中1/3的人在战争中牺牲或受伤。大概有2500人在服役中死亡，大概是所有参战士兵的1/10。参照美国现今的军队规模来看，相当于250万人。在那个时期的战争中，致死的原因是很典型的。其中近一万人死在战场上，另有近一万人死于疾病。而战争留下的伤痛和疾病也给很多退伍军人造成了持续性的健康问题，造成他们过早死去。1818年，议会通过一项抚恤金法案，对存活下来的退役军人做出补偿。申请抚恤金的情况显示了退伍军人遭受伤病的程度。但是，这些抚恤金的接受者数量极少，革命给其他许多人都带来了长期的生理影响。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则又另当别论。至少从理论上讲，在革命军中服役的经历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凝聚力的。虽然华盛顿不得不与军队中的地方性偏见做斗争，这场战争也许还是希望唤醒某种超越各个独立州的生存意识——一种有待争议的更为宏大的国家意识。与此同时，革命期间的效忠宣誓针对的是各个州，而不是这个作为统一实体的新国家。虽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漫画暗示各个殖民地之间新达成了团结，但一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这种说法最多只能算是言之过早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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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解散军队的速度就不会让人感觉意外，但它也许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并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战争如今已经结束，生活可以重回正轨。前军队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沮丧地发现“爱国者和战争英雄普遍都流露出隐退之意”。他认为，那些刚刚解甲归田的人“就像是技术娴熟的老水手，他们把一艘船从大洋中心的风暴中挽救了出来，但一等海浪平息就睡着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全部交给了那些没有任何知识或经验的海员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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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争结束了，”拉什承认，“但美国的革命还远未结束。”“相反，”他提醒美国人，“这部伟大戏剧才刚刚结束第一幕，我们的新型政府尚待建立和完善；在它业已建立和完善之时，还需要为这些新型政府培育拥有原则、道德和礼节的公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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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这个新国家的政府架构。这是一个公认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华盛顿遇到的很多军事问题的根源。大陆会议在1777年便起草了各州之间的《联邦条例》，但是这些条例赋予国会的权力非常有限，甚至于几乎无效。例如，国会可以建议各州提供维持革命军运转所必需的经费数目，但是只有各州才有权最终决定它们是否会支付这笔费用。如果《联邦条例》连军队都不能有效地招募起来，它当然就更达不到治理国家的要求，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战争刚刚结束、变数巨大且尚未定型的国家。独立战争让先前的殖民地陷入了非常危险的财政处境。所有战争结束之后，人口都会产生流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人扩张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进入到肯塔基和田纳西地区。实际上，国会本身的地点也没有固定下来，在1783年从费城搬到了普林斯顿、安纳波利斯，1785年在纽约短暂停留之后，又转移到了特伦顿。不过，在此之间，议会的确成功为这个国家的地理扩张建立了一些重要规程，也就是1784—1787年的诸多土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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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个土地法令是由杰斐逊在1784年起草的。法令规定，只要一个领地的人口达到了建国13州中任何一州的人口数量（6万人），就可以获得独立州待遇。次年，按照《1785年土地法令》的规定，除去为独立战争退伍士兵保留的一部分土地，以及按规定留出用于建立学校的土地之外，其余土地都由国会开始出售。1787年的《西北法令》中的条款禁止这些地区实行奴隶制度。法令规定“指定地区不得实行奴隶制和强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决之受惩者不在此列”。如果说《联邦条约》在很多其他方面都遭受失败，在这方面却取得了成功。这些土地法令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们创造的诸多先例成为这个国家地理和政治形式的根基：其一，这些领地受到国会的控制，而不是由各州控制；其二，不去扩张既有州的面积，而是建立“与最初的十三州享有同等地位”的新州。《西北法令》的法律措辞强调了人身保护权和宗教宽容原则，这些理念将与宪法和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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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把这些新近获得的领地划归到中央控制之下是一回事，而将这些领地和原13州中的居民融汇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的国家目标的团结的国家团体，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急需找到实现这个设想的方法，因为这个国家还处于金融动荡，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动荡之中。美国农民身负重债；美国商人没有像他们在欧洲那样获得贷款，因此越发受挫，并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越发倾向于通过武力表达这种挫败感。对政府最为激烈的一次挑战出现在1786年的马萨诸塞州，一位叫作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大陆军退伍士兵试图夺取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联邦军火库，被该州民兵志愿军镇压，史称“谢斯叛乱”。这次事件并没有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却让一些人，特别是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人集中了想法。拉什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有必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运转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让美国人理解这个新共和国的重要意义，并接受“成为好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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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在言行举止各方面都有一个国家的样子。事实上，大陆会议在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之时，就已经开始着手设计美国国玺（图21）。但这个新国家想要确认自己的存在，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官方标识。当然，一个国家需要的军事胜利，已经由华盛顿实现了。一个国家需要的官方旗帜（星条旗），也在1777年选定，虽然贝齐·罗斯（Betsy Ross）缝制国旗的传奇并不是真的。按照拉什的理念，一个国家还需要通过写作来发展报业，尤其是要形成一种可靠的发行报纸的途径。因此它还需要扩张邮局的规模。要知道，一直到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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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这样一个国际传播和瞬时通信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忽视拉什在1787年所提出的观点的深刻意义。但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讲，他的观点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拉什宣称，报纸所建立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智慧的传播工具”，更是这个国家“守护自由的哨位”；但正是邮局代表了“政府真正的非电力导线”，也是“向联邦共和国中每个个体传递光与热的唯一途径”。美国宪法与拉什的理念一致，它赋予国会的其中一项权力便是“建立邮局和邮路”。传播对于这个新国家的重要性在之后的《1792年邮局法案》中得到强调，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对此也深信不疑。他在1833年赞扬美国邮政服务的高效“让相距最为遥远的地方和人……可以相互接触，缓和了忧虑、增加了愉悦、振奋了数百万孤独的心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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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如拉什所期望的那样，通过邮局快速送达美国各地的报纸不仅在刊登的文章中传达了一种国家归属感，还将通过这些文章所使用的语言巩固这种归属感。如果说在殖民地时期，英国种族核心已经确立了它在语言上的统治地位，那么到了革命时期，美国人已经很乐意接受诺厄·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的努力。韦伯斯特在1783年编写的拼写课本中，对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拼写和发音上都做出一定区分，并且还提醒美国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靠你们的努力去建立和支撑的帝国，以及一种有待建立和发展的国家品质”，因而应该“像独立的个体一样行事”。韦伯斯特坚称美国已经“做了太久的孩子、臣服于控制，在一位傲慢的家长的利益面前唯唯诺诺”。[22]不过，如果先前的殖民地听从这一建议，需要修改的就不仅仅是《联邦条例》中的拼写方式了。在美国国家事业的核心当中，连关于自由的语言自身都需要被奉为神圣、编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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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美国国玺。背面图案虽然并不被当作官方的美国国玺使用，却也和正面国玺一起出现在了一元纸币之上。这些文字意思分别为：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万世的新秩序已经诞生（Novus Ordo Seclorum），引自维吉尔《牧歌》IV，5。上帝赐福我们的事工（Annuit coeptis），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IX，625。图案的象征含义参考了最初的13个殖民地（13颗星、13个条纹、未完工的金字塔有13层、秃鹰的左爪握有13只剑、右爪握有13片树叶和13棵橄榄）。金字塔上标注的时间是1776年，也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年份。金字塔上的“上帝之眼”是18世纪基督肖像中常用的元素。美国国玺的设计在历经几个委员会的审查之后，最后由议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确定。由www.istockphoto.com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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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制宪会议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时，修改《联邦条例》的意向并不强烈。参会者做出重新编纂宪法的决定，是出于很多代表共同持有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既根植于英国先例，也根植于近期的革命经历。一些殖民地的精英分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对于诸如“谢斯叛乱”一类事件所蕴含的意义如果不说是充满恐惧的话，也是心有余悸。他们反对关于建立常备军的整个提议，并明确主张实行君主制。他们对过度的民主普遍持怀疑态度，但也决定在整个国家延展民主的范围，不过是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的著名言论可以很好地总结建国者们的立场：“政府来自于人民，但它必须告诉人民……他们无法统治自己”，这是基本原则。简言之，建国者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间接民主：公民推选代表，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直接投票。这种民主制度自信地假定候选代表将从社会精英中选出。所以，理论上讲，一位公民在政治代表性上有着无限可能，但在现实中，这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实践上，这样做便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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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者们描绘的政治图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建立在分权或“制衡”的前提之上。横向来讲，即联邦政府和州的制衡；纵向来讲，即政府各个部门——执行者（总统）、立法机构（国会）和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之间的制衡。这种制度保证了每一方都可以监督其他权力，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占据支配地位，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建国者们对于人性持有矛盾的态度。美国国玺实际上就总结了这种态度：鹰的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另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战争的弓箭，两者平衡对称。这也许可以仅仅看作是象征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采纳的公开立场——渴望和平同时也英勇善战——但同样，它也透露出另一种意思：对于人民以及人民与权力的关系，建国者们持有一种怀疑却又现实的观点。试图赋予大众更多权力的建国者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大众的。就政治权力而言，建国者就可以正视一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并直接将它们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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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问题上，相聚于费城的参会代表们表现得异常腼腆，尤其是涉及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权力问题——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奴役问题——的时候。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财产的信念十分坚定。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自由和财产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连。既然奴隶是一种财产，立刻废除奴隶制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代表们通过妥协有效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宪法在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让这个新国家在奴隶问题上保持中立，交由他们的后代决定究竟应该如何废除这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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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到奴隶制的批评者，宪法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简言之，到了1808年，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就将被废止。同时，奴隶也不会因为逃往一个不那么接受奴隶制的州而重获自由，因为宪法为了保障奴隶制的拥护者，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将不会……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的当事人的要求，将其交出”。宪法中的这一条款明确支持奴隶主追回任何逃跑的奴隶。不过即使这样，一些南方代表仍旧心怀不满。他们希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虽然他们将奴隶视为财产，但在涉及代表权问题时，又发现主张奴隶具有人性才有利于自己。土著人因为不用缴税，也就没有选举投票的权利，但是奴隶被计算为3/5个自由人。简言之，南方可以在把奴隶视为财产的同时，还将他们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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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这些条款中使用的法律语言看起来甚至比平时还刻板，也的确是因为友谊如此。本杰明·拉什在向一位伦敦记者讲述辩论细节时，略带讽刺地指出“宪法中没有提到黑鬼或奴隶这样的词汇，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给美国自由和政府的华美云锦带来污点”。“因此，”他评论道，“正如你所见，几年前那片不到一人手掌大小的乌云，如今已经凝结成千万颗雨滴，最终落在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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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颇具先见之明的评论家。制宪会议设计的政府框架在后来证明——如今也仍在证明——美国建国者是多么的敏锐、思考是多么的机敏、对于这个新共和国的构想是多么的灵活。宪法本身成为美国国家身份和美国民族主义的决定性文件之一。在1787年以来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面对变幻莫测的历史环境，它一直都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调节适应能力。不过，对于在奴隶制方面所做出的妥协，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许有一点太过自信。美国宪法并不是唯一一份定义这个新生国家的文件，在它之前还有《独立宣言》，并且，《独立宣言》对自由的设想更加开放。1787年9月中旬，当代表们准备离开费城之时，有关这份美国宪法的辩论尚未平息，有关《独立宣言》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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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raham Lincoln, Address at Sanitary Fair, Baltimore, Maryland, April 18, 1864, in Roy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11 Vo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II,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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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omas 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1774), available at, among others: http://libertyonline.hypermall.com/ Jefferson/Summaryview.html (December 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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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John Stockdale, 1787) 270,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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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raft),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1, 1760-17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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