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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表演意味着坐在现场观看。在音乐会上，在教堂里，在球赛场或政治集会中，如果没有听众或观众，活动的趣味也就丧失一半。你在观众席上发现了什么或者见到了谁，至少同舞台上的表演一样引人注目，从人的感受来说，往往比舞台上的东西还要有吸引力，孤独的丽贝卡在观看电视的时候就被抛回到自我的小圈子里。她尽可以感叹、鼓掌叫好或者报以嘘声，但是，除了正在厨房里的孩子或者在起居室的家人之外，没有人能听到她发出的声音，而家里人对她的情感早已了如指掌了。至于其他观看节目的人们，她是根本看不见的，仅仅只是电视机里偶而传出来的笑声和掌声才使人意识到还有这些人存在。无线电广播的听众已经是未知数了，现在电视观众则更是神秘莫测。过去置身于观众之中就感到集体的温暖，现在这个集体已被根本看不见的电视观众取而代之。真的还有别的人在那里吗？还有谁在看电视呢？而且就算人们都打开了电视机，他们真的在观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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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美国电视观众同表演者隔离开来，而表演者据认为是要给观众带来欢笑的。电视象一扇只能向外看、不能向里看的窗户。电视播放什么，看电视的人就能看到什么，但是，除了起居室里的家人之外，无人确知看电视的人对节目的真实反应。每当夜幕降临，人们便缩在小孤岛般的住所里，同家人一起坐在闪烁亮光的电视机前，这同穴居时代的祖先围火而聚的情形一模一样，那时人们聚在火堆旁为的是寻求温暖和安全，也为了团聚。在这些新的部落里，家长知道每个孩子对于电视节目的爱好，就象他们了解孩子是爱吃加番前酱的汉堡包还是爱吃加芥末的汉堡包一样。随着拥有两部电视机的家庭日益增多（甚至在一九七○ 年以前，就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掬有两部电视机），常常有人避开家中其他人，独处一隅观看他本人喜爱的电视节目。当然，电视台的人大胆而巧妙地对这些秘密穷追不舍，希望弄清楚每个人真正观看的节目、真正喜欢的节目和真正想看的节目。但是，电视台都是根据抽样调查，以某些事例为基础进行推论以及从估计和推测做出判断的，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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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与不看之间有了新的相交地带。“出席观看”球赛、交响音乐会、舞台演出或者电影已经十分随便，孩子可以边做家庭作业边观看，大人可以边玩扑克或边读杂志边观看。在厨房或地下室干活的人也可以边干边看。观电视者自己也无法肯定是在看电视，还是仅仅开着电视机而已。人的体验给弄得茫然难解了。观看精心排练并耗费巨资的节目再也不是需要筹划和购买门票的生活中的特殊大事了，就象空调机终年开着一样，电视机整天都开着，收音机也如此，人们听着广播，但不一定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节目的安排全都针对边做其它事情边听广播的人：同时开汽车的，同时摆弄喜爱之物的，同时洗盘子的，等等。装在汽车上的收音机一九五○年为一千五百万台，一九六○年就超过四千万台。半导体兴起后，人们可以象戴钢笔或者钱包那样随身携带微型收音机，随时打开听听，聊解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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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被隔离开来，他们同政府分离，同税务机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分离，同那些可对和平与战争作出抉择的关键决策人分离，他们发现，政治领导人的信息可以经常地、生动地传达给他们，而他们的信息却不能经常和生动地传达给政治领导人。公民感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沮丧的新的不平衡。除通过民意测验间接了解以外，美国人没有可与电视相比拟的新渠道来了解对他们信息的反应。私人电报开始过时。公民只好靠电话交流信息（有时你打通电话，听到的却是“事先录好的话”），或者靠始自十九世纪的老机构：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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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能够即时把人带往各个地方，电视一开，人们的眼前便满是各种生活，各样事件，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因此，电视使美国人对过去的感觉淡薄了，与更加遥远的过去则更是有隔绝之感。如果美国人没有目送宇航员登上月球，他们就得于次日早晨阅读有关此事的文字报道，而这种报道必然是从回忆的角度写的。但是，在电视荧光屏上，美国人目睹过去的事情就象此时此刻身历其境。这样，电视造成时间上的近视，人们把兴趣全都集中于时而令人兴奋，时而叫人不安，时而振奋人心，时而又使人断肠消魂的此时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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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播时间收取高昂费用，同时，节目制作人还要设法迎合所有人的口味。因此，电视节目的编排往往首尾不能呼应，变来变去。人们体验到的生活变得断断续续、零乱不堪。每项逆潮流而动的举止都能博得一片新的喝采声，暴力行为或破坏行为则尤其如此。人们不再感到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对此，电视的解救办法是播放旧时的老电影，但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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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使日常生活更为模糊：屏幕上出现的无非是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事，电视观众已习以为常。不过，这些事件都是以鲜明的色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的。真正的亲身经历（也是陪审团希望证人提供的普通事实，足以证明证人在他所说的事情经过中确实在场）的标记已开始消失，或仅只模模糊糊地存在于观看电视时的体验中，而这些标记本是普通常识。美国人由于可以通过电视体验生活，因此毋需专门外出观看某件事。他们只需转动旋钮，然后边看边想——这个节目是实况转播，还是预先录制的？是动画片还是真人扮演的？是重播节目吗？来源是什么呢？如果是真人真事，那么又发生在何时呢？是演员遇到的，还是真人遇到的？那是商业广告呢，还是对某商业广告的嘲笑？是纪录片还是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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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来没有观众是从单一的个人角度观看电视的。电视节目总是处于众目腰腰之下，制作人尽量避免节目显得单调乏味，因此就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有限见解。录像机传送的每一图象都比现实生活里的大，也比现实生活里的清楚，并且无人挡住视线。电视屏幕上尽是特写镜头，因而中距离消失了。比起戴着太阳镜坐在看台的人，起居室里的观众甚至看得更加清楚。位于左外野的运动员、本垒上的击球手或者远远角落里喧嚷的观众，全都历历在目、毫不遗漏。象亨弗莱·鲍嘉那样放荡不羁的怪人或者象尼克松总统那样昙花一现的名人整天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观台电视节目就象置身剧院，任何演员，甚至一个观众都可以占据中心舞台。由于电视展现了新的前景，美国人自然不愿重返看台，坐在后排或边角的座位上。整个世界成了一个电视舞台，莎士比亚打的比喻已成了严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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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出售代人体验事物的物品的超级市场里，旧时货架上的小格子不见了。上教堂，去听讲，看戏，看电影，观球赛，参加政治集会，或者在路上停下来听成药推销员兜售商品，都成了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身穿睡衣、手捧啤酒罐便可看到几乎所有的世界大事。从电视频道传出来的事物包罗万象，有文娱节目、课程教授、新闻报道、布道说教等等，随你去猜测选择。编排巧妙的节目寓乐于教，或者寓教于乐，广告宣传中隐含政治说教，戏剧的魁力则用作广告宣传，从前没有机器曾发出这样的毒气，这种毒气在电视世界弥漫，又散布到“真实”世界。美国人已开始习惯于在迷雾中生活，他们呆在家里，在模糊一片的云雾之中感到安然自得，而现实则有些恼人，因为现实的棱角过于尖利，现实中的人物、地点、时间、气候也过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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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播放技术的改进，观众对于事物的体验更加间接，观众也更多的处于看不见的制作人和技术员的控制之下。从前，出席政党提名大会的公众想看什么，把头转过去就是了。但是，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的人却不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摄影师、导演和解说员左右了他的视线，镜头时而对准一位凶相毕露的警察，时而又转向一个衣冠楚楚的代表。这些大会便成为摄影机导游下的旅行，因此，解说员获得了可左右公民政治生活的新力量，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为最生动的例证。美国人的间接经验尽管显得更加真实和可靠，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无形的手和导游们的左右，这些人抢主角的戏，使自己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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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看电视就象要生活一样，除生活外，任何事物都难与之匹敌。如果电视机没有打开，美国人总感到错过了什么“真正发生”的事情，活着总比死了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看点儿什么总比什么也不看强。如果“今晚电视没什么可看的”，那人们就会感到空虚和无聊，毫不足怪，美国人已经修改了他们的生活体验标准。即使亲身经历的事不值一提，一旦搬上电视，也会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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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电视便征服了美国人，美国感到困惑，它的茫然失措甚于它敢于承认的程度。印刷术用了五百年才在民众中普及学识。而一旦人民的知识不亚于比他“强”的人物，人民便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甚至到了一六七一年，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还为了印刷术尚未传入他的殖民地而对上帝感恩戴德（印刷术是煽动异端邪说和抗拒上级的祸首），他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印刷术传入弗吉尼亚。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贵族和学者已可通过托马斯·卡莱尔记述这样的历史事实：活字版印刷术曾使雇佣军瓦解，王冠落地，并且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现在，电视又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使大众都能体验曾经只有少数人能够体验的事物。同印刷术一样，电视也遭到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其他主张循传统途径获得生活体验的卫道士们的冷遇，这是毫不足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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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四 海内孤本和保密文件失却原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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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政府机密不断泄露给新闻界？”《纽约时报》广见博识的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这样的疑问。自从五角大楼文件（即有关越南战争的多卷背景材料）未经批准便公诸于众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美国。对此，赖斯顿既未从政治的角度，也未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是提出了纯科学技术性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的泄密者是切斯特·卡尔森，他发明了静电复印技术，或称·施乐’装置，这种装置现在左右着联邦政府的日常工作，并影响了我国各大机构的信息流通。”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可立刻复制任何文件。接着赖斯顿的说法，制作这种设备原是为了“扩展信息和真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政府官员已不敢轻易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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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经无法确定哪份文件没有复制件。照相平版术及其它类似技术问世后，珍贵的文学手稿孤本及其初版本就面临复制和翻印的危险。一九六五年，人们只需花十五美元即可买到头版莎士比亚著作集对开本的照相平版印刷件（原本售价三万美元）。复制书籍或书中的部分章节已成轻而易举之事，并且费用低廉，版权法日益变得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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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和其它静电复印装置为事物的再现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只要有台简便的机器，任何人都能把孤本文件或机密文件复制出来。现在，宝丽莱即拍即有照相机、录音机、磁带、录像带及其它装置可以即时放送复制品，把日常生活变成充斥着大批量生产的“瞬息时刻”的世界，现在，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差不多就是无数人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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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多份副本的问题同书写一样，历史悠久。印刷机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出现开始把学识传遍千家万户。但是，除非大量印刷，否则排版不合算。印得越多，每份印刷品的成本就越低。显然，印刷机的最高效益在于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印刷品，爱迪生在普及电灯的过程中遇到如何分割光源的问题。复制技术也面临同样问题，在普遍采用印刷机后的几个世纪里，抄写员的行当仍然不衰，这是因为缺乏复制单份手稿的办法。十八世纪发明的“复写器”是项创造性的装置，联结在钢笔上即可在另一张纸上夏现写作者的书写动作，这样，写作者一边写信，一边也就写出了信的副本。托马斯·杰斐逊对这种装置很感兴趣，并做了某些改进。然而，复制单份副件通常还是用复印器把写好的信夹在吸墨纸中间滚压，原件上的墨迹就印在另一张纸上。杰斐逊时代尚不存在的复写纸为人们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复写纸毋需机械装置，便宜，原件和副件可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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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便利人们少量复制清晰副件的机器是打字机。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发明家们就己在制作书写机器方面获得一些进展。一八四五年，即实用手动打字机问世前的二十年，塞缪尔·莫尔斯及其合伙人推出通过电磁作用书写长篇文字的机器，采用的键盘很象日后打字机的键盘。有位威斯康辛的开拓者莱瑟姆·肖尔斯在密尔沃基当印刷商和编辑。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研制一台印字机，那时，他正在研究自动编码机。一八六八年，肖尔斯获得若干项关键性的打字机专利，”打字机”（typewriter）一词也作为美国创用词进入语言。但是，现代形式的打字机直到二十世纪才问世。这种打字机的键盘上有大小写两种字母，打出的文字完全“可见”（即打字者边打字边可从滑架上看清所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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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是雷明顿·阿姆斯公司大批量生产的打字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家公司的打字机由其缝纫机部门生产，所生产的打字机都饰有花纹，安装在缝纫机的机座上，下面则装有踏板，以带动滑架来回移动。打字机的买主一开始都是作家、编辑和牧师，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机器主要是文人的工具。马克·吐温曾说他十分愿意使用这种新奇机器。《汤姆·索耶历险记》就以第一部根据打字稿排印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到一九三○年，工会印刷工人拒绝排印打字稿以外的任何底稿。）起初人们对打字机能否在商业上得到推广非常怀疑，因为打出来的文件实在太缺乏人情味，又过于标准化。前文已经提到过，由于农民拒收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机器写的信件”，公司只好雇用秘书，手写商业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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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打字机注定会成为美国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打字机使妇女能够在商界找到一项获得社会承认的工作，从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办公室职业。打字机连同电话一起帮助妇女走出厨房。投身于事务世界。但是，机器书写还给日常生活带来其它更加微妙的影响。随着打字信件成为商业通信的标准文书，手写信件日趋减少，这也意味着文书所体现的个人风格在逐渐消失。在整个十九世纪，清楚秀丽的书法始终是心怀大志的青年所应掌握的一项有用之技。当时书法学院的地位同日后教授速记和打字的商业学院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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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打字机的使用范围和效果的过程中，复写纸起了其它发明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复写纸的设想很简单，给一张纸涂一层石腊和颜料的特别混合物，用钢笔在上面书写或把铅字打在上面时，混合物便转印在另一张纸上。一八六九年颁发的专利或许是有关复写纸的最早专利，专利证书中写道，“复写纸制作方法的这项改进有突出的长处：人们可用这种纸张同时书写信件原本和副本。”但是，制作这种复写纸的主要目的仍然还是用来替代只能复制手书文字的复写器，因为后者过分笨重。一八七二年，在打字机问世之初，同时出现了专用于打字机的“复写纸”（Carbon Paper）。这个新的词汇进入美国语言，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引诱人们去填塞那无底洞般的文件柜。从长远的观点看，复写纸的特长（副件与原件同时完成）恰恰限制了复写纸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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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版印刷法得到应用之后，少量复制整份原件的简便方法便出现了。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油印机”。“油印机”（mimeograph）一词系艾尔弗雷德·布莱克·迪克于一八九○年创造的。该词来自“mime”（模仿）和“graphein”（书写）。迪克先在芝加哥经营木材生意，后又销售节省劳力的办公室装置。他把几年前取得专利的工艺同托马斯·爱迪生过去的专利工艺，以及另一位发明家已获专利的滚筒式复印机工艺结合在一起，才使“油印机”臻于完善。迪克出售的装置复制文书的费用低廉，不仅有助于商界人士，也有助于教会人士、政治家、改革派，以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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