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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郊区是战后人们生活富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而没有汽车这是不可能的。购买二手车是许多家庭逃避拥挤嘈杂的城市的最初做法。1945—1952年，加拿大私人汽车登记增加了1倍，到1962年再增加1倍。铺面道路里程从3.96万公里（2.46万英里）增加到1960年的112 700公里（7万英里），走高速公路穿越加拿大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生活富裕的另一个表现是，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可以享受带薪假日，战前人们对假期的奢望现在变成每年定期的期望。加拿大地盾边缘、东西海岸以及落基山变为别墅区，旅游成为加拿大人的新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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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人首先迁往郊区居住，接受中高等教育，喜欢平和宁静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最晚到1950年，多伦多与费城郊区的主要区别是缺少电视天线林立的景象。加拿大人大家庭多于邻国，忠诚于宗教信仰的也多于邻国。1945年后加拿大人收入提高，几代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够支撑一个家庭。家庭规模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51年以前是出生率降低并抵制移民的年代，1941年5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9.1%，1951年占12%。战争结束后复员军人回家是出生率迅速提高的原因之一，生育高峰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成为以中年人为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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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党到进步保守党短暂执政的转换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由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领导的自由党执政，加拿大人对自由党政府十分满意，自由党支持力很高。麦肯齐·金1948年退休后，由路易·圣洛朗（Louis Stephen St. Laurent，1882—1973年）领导自由党，并开创自治领联邦政府以来的最大多数政府的先例。自由党取得了193席一边倒的选举胜利，保守党为41席，平民合作联盟为13席，社会信誉党只剩10席。战后繁荣吸引了穷困的纽芬兰在1949年加入联邦，拖延80多年的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自由党继续执政4年后，由于冷战和重新武装，经济继续保持繁荣。繁荣使自由党政府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1953年选举自由党仅丢失20席，路易·圣洛朗连续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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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圣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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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圣洛朗出生于魁北克东部城镇一个法国—爱尔兰裔的店主家庭。作为魁北克律师界的领袖，他1941年开始参政，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知己、已故的欧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1876—1941年）后担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1942年帮助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顶住再度分裂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征兵问题，维护了国家和政府的团结，胜利度过了战争年代。他战后接管最重要的外交事务，自然成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唯一继承人。1948年8月7日他在自由党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新党魁，出任联邦政府总理，尽管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拖延到11月才退休，让他坐等了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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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加拿大通货膨胀每年达10%，平民合作联盟要求控制价格，而路易·圣洛朗政府虽接受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利用财政手段和货币杠杆刺激经济，但一直实行谨慎的财政调控政策；加拿大银行新总裁詹姆斯·科伊恩（James Coyne，1910—2012年）提高了利率，要加拿大人过节俭生活；两者都触怒了农场主、商人和依赖低息的借贷者。自由党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先是在各省丢失阵地，到1956年只在4省执政；1958年又在马尼托巴省丢失权力，汤米·道格拉斯领导的平民合作联盟政府继续在萨斯喀彻温省掌权，并且最后影响了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稳定。已是老人的C.D.豪在1956年石油管道辩论中，蛮横地使用终止辩论的手法强行通过“贯加拿大天然气管议案”，自由党威信再度受损。战后西部小麦积压，严重损害了农场主的利益，加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伤害了与英国的关系，这些皆被保守党利用。在1957年6月10日大选中，自由党严重失利，仅得107席。路易·圣洛朗本来可以组成联合内阁继续执政，但他已75岁，疲惫不堪，豪无信心，便宣布退休，将自由党交由莱斯特·皮尔逊执掌。在这次大选中，赢得议会112席的保守党（平民合作联盟25席、社会信誉党19席）组成联合政府执政，自大萧条中丢掉政权的22年后重返联邦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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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仅几周，约翰·迪芬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1895—1979年）政府就把老年人保险从40加元提高到56加元；给小麦农场主发放补贴；对大西洋能源开发给予资助。他是为了进一步赢得选民支持，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约翰·迪芬贝克如愿以偿，1958年3月31日提前大选，保守党取得了空前的208席，是自麦克唐纳下台以来的第一次大胜。自由党只剩49席，平民合作联盟为8席，其他小党派被摧毁。魁北克杜普莱西斯将魁北克75席中的50席让给保守党，对约翰·迪芬贝克这次大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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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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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自由党这次失利的原因是财政政策失误以及西部小麦的积压，但实际上是战后繁荣中过分依赖美国的后果。战后美加经济高度融合，美资控制性参与加拿大企业。保守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很快都警觉起来，不断警告“美元外交”的危害，到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一警告。平民合作联盟举出美国“后院”中的美洲为例，管理混乱，严重贫困，指出“合作”帝国主义的危害。保守党在战后依然主张保持帝国关系，极端派认为美国的投资会严重削弱这一关系。1956年C.D.豪提出由美国得克萨斯的承包商承包贯加拿大天然气管道工程，更是火上浇油，部分自由党人甚至也参与抵制。无人怀疑修筑这条管道的必要性，也赞成吸收国外资本是加快工程的办法，但自由党政府只考虑效益，对经济民族主义不感兴趣。C.D.豪这样的政客则将经济快速增长视为选票的孵化器，工人看到的是美国雇主比国内雇主开的工资高。就这样，从萨斯喀彻温博斯陶尔至蒙特利尔长3 7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于1958年10月顺利完工，但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保守党这次大胜正是利用了自由党这类政策失误。当然，也有保守党选战的策略因素。约翰·迪芬贝克是来自萨斯喀彻温的保守党新领袖、一位浸礼派律师，以一种老式的政治热情，言辞激昂，显得更有生气，具有煽动性。反观自由党方面，路易·圣洛朗疲惫不堪，心神不定，两者的影响效果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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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治变动首先是因自由党政府威信下降，而保守党打出“新国家政策”的发展计划，确实诱人，吸引选民。1957年选举以前，保守党就已提出以政府为主体、“以资源开发为引擎，推动国家走向全民公正的社会”的选举纲领。保守党在1957年6月以微弱多数上台后，又在1958年提前大选中，将“新国家政策”具体落实为开发北方资源、成立国家能源局（National Energy Board）、修建通往能源地区的道路、修改税收体系以及农场主公平享有繁荣成果等五大目标。以开发北方打头的“新国家政策”又被称为“新边疆政策”或“新国家资源政策”。后来，约翰·迪芬贝克甚至说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提出的“新边疆政策”就是受他这个政策的影响。正是“新边疆政策”创造了保守党这次史无前例的选战大胜，毕竟在富裕时代加拿大人更欢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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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也将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草原地区纳入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以20世纪40年代发现石油为开端，西部地区已步入追赶中央加拿大的工业化历程，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东部地区以制造业为主，而西部则以石油和矿产开发为动力。约翰·迪芬贝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提出资源开发的“新国家政策”，正是为了适应西部工业化的现实需要。西部地区以及大西洋海岸各省向来落后，并未同中部地区一样自20世纪50年代享受战后繁荣，长期对自由党各届政府不满。正是针对这一状况，约翰·迪芬贝克又将“新国家政策”解释为“一个加拿大”的纲领，许诺执政后将“保证我国人民人人有份，享受我们建立的繁荣以及繁荣带来的利益，帮助这片土地上各个地区都参与国家发展，帮助国家所有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为每个地区、每个加拿大人造福，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他退休写回忆录时又说，“一个加拿大”是“考虑到每个工人和农场主，注意小商人而不只是大公司，要对我们的老人、复员军人、盲残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为他们寻求公民身份、机会和福利，以实现基本平等，以求个人的改善。“我的梦想是在加拿大没有任何基于种族、信仰、性别及经济状况的二等公民的任何歧视”。广大选民因“一个加拿大”的美好设想而看好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给予了最大的信任投票，选出了加拿大选举史上少有的一次绝大多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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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的发展目标不仅追求整个加拿大不分地区、部门、集团、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且更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国家帮助，特别是把西部草原省农业居民和农场主作为重点扶助对象之一。这是因为农业居民“一般总被认为是国家的支柱，但过去几年从未得到过（经济）安全的保障”。农业是没有分享到战后繁荣的唯一部门。在1957年当选后，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立即采取4项措施帮助农场主：颁布《草原谷物预支条例》，帮助农场主处理20世纪50年代的剩余谷物；颁布《农业稳定条例》，设立2.5亿加元政府周转资金，为谷物以外的农产品进行补贴；成立粮食价格限制皇家委员会，稳定谷物价格；为了降低谷物运输费用，成立谷物运输车辆分配委员会，补助太平洋铁路公司2 000万加元。这些救农措施使农场主成为推动保守党上台的主要力量。为了感激农场主，1958年提前大选时，约翰·迪芬贝克又许下更多的诺言，诸如提供作物保险、改善农场贷款等，特别重要的是，对种植小麦、燕麦和大麦的农场主实行差额补贴。这样的诺言使进步保守党在选举中席卷了全国所有农业区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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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特别关注西部草原农场主的利益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主要成员、核心政治家大都来自西部地区，进步保守党基本上代表了草原农场主的利益。约翰·迪芬贝克总理本人和农业部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1912—2004年）则是西部草原在政府内的代言人，前者少年时期生活在草原的一个农场里，青年时期在萨斯喀切温大学上学，1942年成为萨斯喀切温省的联邦议员，是典型的西部精英，有强烈的西部情结。阿尔文·汉密尔顿出生于金斯顿附近一个“效忠派”传统农场主的家庭，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在萨斯喀彻温姑父的农场里打工，此后成为那里技术学院的教员，与西部农场主长期接触，了解和同情西部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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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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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加拿大西部农业的主要困难是生产成本上升，谷物价格大幅下跌。1947年后的10年，农场主的耕作成本上升50%以上；小麦、大麦和燕麦平均价格分别下降21%、27%和37%。到1961年，约翰·迪芬贝克执政4年后，低收入家庭甚至仍有25%。有一位农场主写给阿尔文·汉密尔顿的信就道出了他们的苦难和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按今天的（谷物）价格，我不可能支出我的土地、税收、机器、食品和修理的费用。”另一封信又说：“自1925年耕种这同一块土地的25年之后特别是最近5年，我发现处境比倒霉的30年代还要糟糕。我已挣下价值2万加元的640英亩的一块土地、1万加元机器、1万加元房舍，另有1万蒲式尔小麦尚储存在农场里。提前估算出1959—1960作物年度的谷物收入，去掉成本后，发现只有88加元收入用来打发生计。”农场主要求像1935年由联邦小麦局实行稳定价格或包销政策，特别是要求实行“差额补贴”，即补贴当年谷物价格与前几年平均价格之差。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也承认，这是谷物价格支持体系的最好措施，但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代表东部城镇利益，不愿为差额补贴拿出3亿加元，只同意以4 100万加元按每英亩补助1加元，最多补到200加元。至此，进步保守党政府的五大农业救济措施只剩国外粮食市场的文章可做了。这样一来，追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加拿大”就大打折扣，西部农场主特别是大农场主十分不满。1959年年初，十几个农场主联合组织发起30万人的请愿签名运动，进而发展成千人乘牛车进军渥太华的行动，要求与联邦总理直接谈判，走到里贾纳被挡。因此，农场主发誓3年后要将保守党赶下台。1960年春天，保守党在草原的支持率应声下降。只是由于新任农业部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这一年打开了中国谷物市场推销剩余小麦，才暂时解救了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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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2年，中国面临了3年困难时期。1960年10月，中国政府派员赴蒙特利尔试探购买小麦的可能性。在阿尔文·汉密尔顿主持下，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开创了整整10年的中加小麦贸易，仅头3年（1961—1963年），2.5亿吨剩余小麦全部销售一空。加上苏联和东欧也购买，以致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谷物有点供不应求了。阿尔文·汉密尔顿曾说，中加小麦贸易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场主仅有的好时光，收入增加了3倍，从平均每年2 000加元增至6 000加元。1962年西部农业就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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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当政期间，成就确实不少，除解决谷物剩余外，还完成了“新国家政策”的许多开发项目，例如建成南萨斯喀彻温河大坝与迪芬贝克湖两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成立新国家能源局，将渥太华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变为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市场。这几个项目确实为西部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外，援助大西洋海岸各省；完成的属于全国性的计划有任命皇家委员会、推进税务改革、实施医疗保险以及重组武装部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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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约翰·迪芬贝克优柔寡断，辜负了选民的巨大信任，加上反对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利用在野地位在议会辩论中使用妨碍议程的手法，致使约翰·迪芬贝克的“新国家政策”中的开发北部、各地和各个集团或族群平等这一主要目标基本失败。更不幸的是，保守党1958年实现多数派政府后就遭遇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结果经济政策漏洞百出。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Donald Methuen Fleming，1905—1986年）控制日益增长赤字的措施无力；面对经济衰退，加拿大银行行长詹姆斯·科伊恩却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约翰·迪芬贝克在企业家的压力下要求他辞职，这位行长拒不服从，宣布免职也被众议院拒绝。1961年詹姆斯·科伊恩自动退职后，约翰·迪芬贝克不是批评他的货币政策失误造成经济困难，而是攻击他的退休金制度主张，结果民众反倒指责约翰·迪芬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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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担心经济，在这方面，约翰·迪芬贝克政府可谓时运不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战后加拿大经济繁荣暂时结束，日本和欧洲复兴，1957年德国超过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加拿大经济却波动加大，1959—1961年失业率达到11.2%—11.3%。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加大财政赤字，引起银行和企业严重不满，商人怀念自由党时期C. D.豪的有序管理，工人指责约翰·迪芬贝克造成了战后第一次长期失业，中产阶级嘲笑“酋长”为西部乡巴佬，新移民将他与失业、歧视复活或移民限制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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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处理与防御政策相关的对外政策也模棱两可，没有定见。约翰·迪芬贝克1957年上台的下一个月从英国觐见女王归来即宣布，将15%的贸易由美国转向英国，企图恢复传统的依赖英联邦特惠制的贸易模式，这显然激怒了美国，而正准备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英国也不领情。更何况，约翰·迪芬贝克1957年以冷战勇士上台，几周之内就签署了北美空防协定，将空防交给美国控制，花了近10亿加元购买依赖核弹头的新式武器。再如阿维托箭式飞机争端，约翰·迪芬贝克对这项计划犹豫不决，当1959年2月决定取消阿维托工程时，公司很快解雇14 000名员工，又说箭式飞机是最好的超音速飞机，故意将职工的不满引向针对约翰·迪芬贝克政府。自由党有意利用约翰·迪芬贝克在防务和对美关系上的出尔反尔，指责制造这种轰炸机费用昂贵。约翰·迪芬贝克不去指出飞机的缺陷和公司无能，只称火箭使人手操纵的轰炸机过时。几个月来，加拿大在为购买美国的二手巫师型F101战机讨价还价，并准备装备攻击轰炸机的“宝马B”型导弹，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的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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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约翰·迪芬贝克政府这些行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调整自由党的亲美政策。保守党历来亲英反美，且与历届政府不同，这届政府的阁员主要来自西部，代表农场主的利益，因农产品贸易争端而强烈反美。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本人属于亲英反美派。他出身于西部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农场主家庭，“把加拿大传统效忠派和强烈民族主义的许多特征结合了起来”，“反对战后美国在加拿大经济、文化和军事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先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后改任农业部部长的阿尔文·汉密尔顿，则被美国人视为国家主义的“嚣张”代表。一次访问西北地区美国控制的远程早期预警雷达站时，一个傲慢无知的美国上校拒绝他入内，阿尔文·汉密尔顿气愤之极，后来对人说：“看到美国国旗在基地上飘扬而没有加拿大国旗，我感到震惊。”他下令美国人“降下那面旗帜，要么我把它拉下来。这不是佐治亚”。约翰·迪芬贝克的重要的阁员，只有工商界的“代言人”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和外交部部长、原多伦多大学校长希德尼·斯密斯（Sidney Earle Smith，1897—1959年）来自东部。后者1959年去世后的接替者霍华德·格林（Howard Charles Green，1895—1989年），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更具有反美情绪。1962—1963年加美关系因核武装争端而极度恶化时，正是霍华德·格林坚持加拿大无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