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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策划“猪湾入侵”后，美加双边关系更坏，因为加拿大人担心毁灭性的热核武器，自由党提出把加拿大变为无核国家，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也响应。约翰·迪芬贝克收到了大量来自和平团体和个人的信件或请愿书，便改口说他们没有在北约和北美空防协定中承担核义务，将继续为世界树立裁军榜样。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后，国内和国外的形势发生了改变。约翰·肯尼迪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世界濒临战争边缘。10月下旬，华盛顿北约盟国包括加拿大“完全履行盟国义务，实行核武装”。民意测验显示，加拿大人转而支持响应美国。约翰·迪芬贝克对霍华德·格林外长抱有反核信念言听计从，在核问题上仍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合作。约翰·迪芬贝克还在议会提议由联合国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美国人被激怒了，加拿大人对政府未能“随时做好准备”也不满。明显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1963年1月12日自由党改变立场，表示接受核弹头。约翰·迪芬贝克在议会中说，加拿大的盟国对他的做法完全满意。美国国务院当即声明：“加拿大政府还没有提出任何足够的实际安排对北美防卫作出有效贡献。”这是打约翰·迪芬贝克的嘴巴。在1963年4月8日的提前大选中，美国还派人帮助自由党竞选，结果保守党以95席的少数失败，自由党以128席获胜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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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约翰·迪芬贝克保守党政府这次下台主要是因为国内政策失误。1962年6月18日的中期选举，魁北克省偏远落后地区和工人选区不再支持保守党，因为1958年支持约翰·迪芬贝克的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对他失去信心。约翰·迪芬贝克本应利用那次机会与杜普莱西斯合作，在魁北克为保守党建立基地，但他歧视魁北克省的保守主义改革，因而遭到报复。不过，魁北克中期选举也没有支持自由党，而是把选票投给魁北克的社会信誉党，分散了票源。西部和大西洋沿岸一半选区以及安大略农业地区绝大多数小镇仍完全忠于保守党，约翰·迪芬贝克仍能与主要来自魁北克30名议员的社会信誉党组成联合内阁继续执政。1963年大选如果不是美国人的干涉，说不定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仍有机会完成“新国家政策”的剩余计划。来自美国的干涉对约翰·迪芬贝克政府最终失败的影响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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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难题——地区问题（魁北克及东西部地区的不满），是保守党政府最棘手的。实际上，这是省与联邦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争端，是省政府向联邦政府争夺财政权的斗争。按罗韦尔—西鲁瓦委员会1940年建议的战时税收协议，国家岁入在穷富省之间重分，是为了保持各省基本平等的社会计划。战争一结束，富省就不愿继续执行这个协议了。魁北克坚持单独征税，其他各省继续从渥太华充足的财政资源中索要，为郊区选民修建公路、医院和学校，加上重新武装，到1961年，联邦财政开支增加为1946年的3倍。各省财政开支增加6.38倍，市政开支也增加5.8倍。渥太华随时以其常规财政节余扩大大学，新建技术院校，完成贯通加拿大高速公路，富省从中获利不少。到1962年，安大略省建成196所职业学校，本省只出资25%，渥太华出资75%，穷省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因而拼命争夺应归本省的资金。坚持独立收税的魁北克，甚至也想从联邦要财政补偿，渥太华则坚决拒绝，理由是莫里斯·杜普莱西斯1944年恢复执政后已退出统一发展规划。结果，省与联邦政府之间在地区政治难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各省的政客和集团都在抱怨没有分享战后繁荣，并且是由最富裕的安大略保守党省政府领导这次对联邦政府的抗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3省，平民合作联盟打败控制新产业工会的共产党而获得多数选票，并在1961年与加拿大劳工大会合并成立新民主党，更是在各个方面跟保守党联邦政府作对。石油财富虽使社会信誉党仍稳控阿尔伯塔，但社会信誉党经过1958年大选的毁灭性打击，也逐步走向分裂，到1963年分裂为信誉党和魁北克信誉党。这样的政治变动只能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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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二、魁北克“平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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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前期的政治变动，反映了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地区争端日渐成为政治大难题，这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留下的“副产品”。主要代表西部利益的约翰·迪芬贝克领导的保守党登上联邦宝座说明，随着石油财富和西部工业化进步，西部政治力量大大增强，终于让全国能够在渥太华听到西部的声音，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西部问题还不是战后加拿大的主要政治问题。区域问题仍以魁北克问题最为突出，而且是历史上政治手段难以解决的文化分歧。约翰·迪芬贝克不仅没有去解决，反而提倡什么“加拿大主义”，这一矛盾反而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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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莱西斯的专制统治 1963年4月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1897—1972年）就职总理后，接受约翰·迪芬贝克议而不决的教训，兑现在选举时作出“60天作决定”的承诺。首先，他立即修补对美关系。然而，财政部部长沃尔特·戈登（Walter Lockhart Gordon，1906—1987年）是自由党内一位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圣洛朗政府时就曾提出限制外国投资。这次迅速编制出预算方案，对购买加拿大企业股票的外国人或公司，征收30%接让税及红利扣除税，旨在削弱美资控制加拿大企业。这不仅引起美国人的反对，也使加拿大金融和企业界恐慌，被下院叫停。此后，自由党政府也陷入争论不休，例如，选择国旗的问题。这是与保守党争论的旧议题，自由党选择的国旗为白底红枫叶，说具有民族特征。保守党要保留英国的旧商船旗。议会则议而不决，到1965年才确定采用自由党的设计方案。1967年建国100周年时，加拿大终于有了一面国旗。莱斯特·皮尔逊1963年和1965年都没有得到选举多数。他的主要政绩是国家税收迅速增长，借以充实福利国家制度，建立国家支持的退休金计划和穷人救助计划，仿效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新边僵”政策和林登·约翰逊的“向贫苦开战”，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失业率仅3.3%）和土著人的苦难；结束政治舞弊，修订选区边界，建立公平体制；完成军队指挥的一体化，等等。不过，莱斯特·皮尔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魁北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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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皮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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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严重，同西部问题一样，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魁北克也进入战后20多年的繁荣发展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繁荣第一阶段，实现了早期现代化，追赶安大略，并在60年代开始“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又译寂静革命），即加快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社会迈进。魁北克省的工业化模式和道路同全国一样，主要依赖美国资本，绝大部分工业被“美国投资者和英裔加拿大人资本家联合掌控”。到1961年，外国公司控制了魁北克42%的企业，其中美国资本占74%。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由1941年占省总人口的41%降至1951年的21%，1961年再降至仅占13%；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产业工人，1961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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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以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转向以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占主导，产业工人取代农民成为魁北克第一大社会阶级。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新中间阶级”随之悄然崛起。这个新阶层即“白领”，主要包括熟练技术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职员和推销员等专业人员。他们不同于教员、律师、医生、公证人、商人和农场主构成的“旧中间阶级”，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受雇于人，“知识相当于商人的资本，但毕竟不拥有资本，因此，他们的目标和利益跟法裔加拿大商人差别很大”。在平静革命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社会精英，崇尚科学理性，藐视教会神学，尤其是反对教会控制教育，主张教学和科学研究转归世俗领域，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他们具有独立性的价值取向，对传统秩序越来越不满。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利，他们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这必然会削弱魁北克传统社会中乡村保守势力和僧侣集团的统治根基。然而，魁北克传统社会力量战后仍很顽强，且借改革风气转变为新民族主义，主张保存法裔加拿大人传统的乡村社会，尤其是维护法语文化和天主教不为英语文化或新教所同化。因此，依然居社会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势力成为保守势力的堡垒，抵制工业化社会的进步。这一障碍的政治代表就是魁北克省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1890—1959年）及其领导的民族联盟，在1936年与1944年两次上台统治魁北克达20多年。民族联盟上台后就抛弃竞选时的改革承诺，竭力维护传统社会秩序，保护天主教会和乡村落后势力的利益。杜普莱西斯鼓吹说：“法裔加拿大人的前途在于农业，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对家庭与宗教的威胁。”而且，教会与魁北克政府相结合，成为阻碍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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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杜普莱西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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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反对教会传统统治的斗争 到魁北克开始平静革命时，加拿大工业化已历时百年，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在魁北克，蒙特利尔是较为先进的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期分享了战后的繁荣富裕。但是，魁北克广大乡村地区仍是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法裔农民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民族习惯和语言文化。这种建立在天主教和乡村贫苦基础上的保守、闭塞和愚昧，突出表现在维护旧民族主义，与全国工业社会的整个发展极不协调，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受到新生社会力量的嘲讽、批判和抵制。1945年，画家保罗-埃米尔·博尔迪亚（Paul-Émile Borduas，1905—1960年）发表《完全拒绝宣言》（Refus Global），抨击杜普莱西斯，呼唤言论自由。这是改革宣言，激励了一代青年艺术家和作家。博尔迪亚成为早期改革的代言人以及后来平静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魁北克旧制度的堡垒——天主教会首先产生分化，分化出天主教劳工工会，在让·马尔尚（Jean Marchand，1918—1988年）的领导下宣扬改革，接纳非天主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按会员要求实行民主化和实用主义的安排。1949年天主教劳工工会组织了阿斯贝斯托斯大罢工（Asbestos Strike），但最后被平息。在这次大罢工中，大主教约瑟夫·沙博诺（Joseph Charbonneau，1892—1959年）同杜普莱西斯分离，支持罢工斗争，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反映了改革派势力日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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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埃米尔·博尔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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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沙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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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杜普莱西斯也借助于现代资本维护腐朽统治，致使外国资本在魁北克攫取大量利益，政府也从中获益，造成腐败，广大劳动者遭受沉重剥削。因此，平静革命不仅反对杜普莱西斯政府和绝大多数天主教僧侣集团，而且在反对传统专制势力的同时，也不满外资主要是美国资本的剥削，将美国公司作为杜普莱西斯巩固统治的帮凶和工具加以反对。因此，这成为早期改革运动的民族主义增长的外部因素之一。这样，平静革命也造就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自治论者”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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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杜普莱西斯1958年支持约翰·迪芬贝克夺取联邦政权，有让其维护地方利益的意图，但在约翰·迪芬贝克主政联邦期间，西部声音在渥太华不断增强，魁北克的呼声却依然微弱，反而进一步促使魁北克对联邦政府不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加拿大经济短暂衰退中，这时每一个魁北克失业者都在指责渥太华，商界和金融界公开指责约翰·迪芬贝克保守党政府财政开支超过前任自由党政府。本来在20世纪40—50年代改革派的反抗斗争中，杜普莱西斯政权被大大削弱，却维持到50年代末，继续阻碍改革进程。这被魁北克改革派归罪于约翰·迪芬贝克保守党联邦政府，因此展开了更坚决的斗争。当两个天主教神父起来谴责杜普莱西斯政权选举腐败时，魁北克的新社会力量乃至整个加拿大进步力量就被动员起来了。1960年，让·马尔尚进一步帮助天主教工会，改宗世俗民族主义，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1921—1970年）将民族联盟核心的丑闻在《责任报》上曝光，皮埃尔·特鲁多在《自由城》中提出教育世俗化，电视评论员勒内·勒维克利用电视和大众传播文化工具引导魁北克人睁眼看世界。在将魁北克拉向北美模式的变革中，他们都起了特别的作用。这样，平静革命初步改革了魁北克的传统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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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让·勒萨热的改革 1959年9月杜普莱西斯在新旧社会势力激烈斗争中去世，他的继任者让·安东尼奥·巴雷特（Antonio J. Barrette，1899—1968年）已无力阻挡民族联盟的衰败。联邦自由党在1958年在大选中败给约翰·迪芬贝克后，让·勒萨热（Jean Lesage，1912—1980年）重返魁北克，成为省自由党领袖，并领导魁北克自由党在1960年6月省选举中赢得胜利，在16年之后再度执掌魁北克权柄，宣告杜普莱西斯时代结束。让·勒萨热执政伊始就开始了魁北克的全面改革，传统史学称之为平静革命，意在强调它的社会意义，特别是指“使教会失去对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控制”。不过，这次变革的基础是经济现代化，即战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当今加拿大更多的教科书将平静革命诠释为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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