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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地猎手不同，河岸和海边的印第安人并未徜徉这片大地；多数人貌似会在夏冬两季的居所之间搬来搬去，就像那些随着天气变化在曼哈顿和迈阿密之间飞去飞来的富人们一样。当然了，印第安人都是短途搬家，住在海岸线边上的家庭会迁向走15分钟路可以到的内陆地区，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暴露在严冬风暴和潮汐下。每个村子都有着耕种和觅食的独特组合：这个村邻接牡蛎养殖场，种植玉米可能纯粹是为了多样化，而几英里之外的那个村可能就全靠收成，每年秋天都要填充庞大的地窖。尽管这些聚居地都是永久性的，冬夏皆然，但它们通常不是紧密织成的、房屋和田地都严格划界的那种实体的集群。相反地，人们在河口地带扩散开来，有时组成居民区，有时各家单住，玉米地也是独立经营。威廉玛丽学院的人类学家凯瑟琳·J·布拉格登（Kathleen J. Bragdon）写道，每个社区都不断地“分分合合，就像在其边界内活动的液体状水银。”她评论说，这种类型的聚居地“在考古学或人类学文献中还没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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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斯匡特姆在16世纪末的出生地，万帕诺亚格邦联的帕图西特，正是一个水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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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科德角海湾巨大范围内的帕图西特，坐落于一座小港上的低处。它被沙洲分割开来，水足够浅，以至于孩子们从海滩向水里走上几百码，海浪才会没过他们的头顶。在西边，玉米坡在沙土堆上平行成排，玉米稳步生长。在田地之外，离海边1英里多的地方，是一片橡树、栗树和山核桃树组成的森林，宽阔开放，如同公园，而经由专家每年焚烧，矮树丛的高度也得以控制。“空气和景致一般宜人，”一名英国访客如此形容道，帕图西特“一年到头，鱼肉和禽肉供应天天充足”。产卵的大西洋鲑鱼、短鼻鲟鱼、条纹鲈和美洲西鲱每年都充塞着海港。但最重要的渔获是在晚春时节，那时，像鲱鱼一样的白鱼挤满了那条穿村而过、水流急而浅的河。鱼是那么多，迁徙性又是那么强，捣蛋的男孩们要是用石头把水流隔开，白鱼就会跳过在太阳下闪着银光的障碍物，继续前往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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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斯匡特姆儿时的“wetu”（家）由拱形杆柱捆成圆顶而成，冬天用编织紧密的苇席垫做顶，夏天以栗树皮为薄层遮阳。火在正中央不断地烧着，烟通过屋顶中心的洞排出。英国访客们并不以此为奇，英国才刚刚用上烟囱，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包括大富之家，也是在屋顶中央洞下生火取暖。英国人也不认为黎明之地的“wetu”是原始的；这种帐篷的多层垫子利用了空气的隔热层，殖民者威廉·伍德（William Wood）叹道，“比我们英国的房子还要暖和。”和英国典型的荆笆墙的房子相比，“wetu”还更不易漏水。伍德没有掩饰自己对印第安垫子的喜爱，因为它“无论再凶再久的雨，每一滴都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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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屋周围的边缘，是低矮的床，有的宽得足以让全家人同时躺卧在上面。这些床通常要比地面高1英尺（约0.3米）左右，风格和平台一样，而且总是堆着垫子和皮草。在火光中入睡的提斯匡特姆，会凝视那椽子上挂着的来回摇晃的麻袋和树皮盒的影子。黑暗中，会有声音响起，某人哼着催眠曲，接着有人和了起来，直到大伙都睡着了。到了早晨他醒来的时候，一个个蛋形的、盛满玉米和豆子糊糊的大罐都在火上烧着，再煨上肉、蔬菜或者干鱼，这就成了慢火炖制的烩食大餐。他还会听到大臼和杵在家门口发出快乐的撞击声，那是妇女们在把干玉米捣成一种面粉状的粉末。它“特别甜、可口而丰盛”，殖民者古金写道，“以至于印第安人出很多天远门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只带这种食物。”虽然欧洲人为印第安膳食中盐分的缺乏感到遗憾，但他们还是认为这是有营养的。一种现代复原的观点是，“黎明之地”当时饮食日均营养在2 500卡路里左右，这高于受饥荒折磨的欧洲的通常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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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tu”里，宽条的树皮被夹紧在拱形的内外杆柱之间。由于杆柱是灵活的，树皮层可以随意地夹入或者取出，这取决于房主是否想在冬天加强隔热，或者是在夏天加强通风。这种朴素而雅致的设计，大可取悦哪怕是最苛刻的现代主义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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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作家普遍报告说，万帕诺亚格家庭亲密而重情；按一些人的观点来看，这还尤甚于英国家庭。彼时的欧洲人倾向于把孩子视为在7岁左右就从婴儿直接跳到成年的个体，他们也因此把孩子放出去工作。相比之下，印第安家长把孩子青春期之前的岁月看作是在玩耍中成长的时光，而且会把后代在身边一直留到婚前。（令人震惊的是，用今天的眼光看，一些清教徒把这解读为管教不严。）提斯匡特姆这样的男孩在乡村进行探索，在海港南端的池塘里游泳，用小皮球玩一种足球类的活动；夏秋两季，他们就在地里的棚屋露营，给玉米除草驱鸟。箭术训练从两岁就开始了。到了青春期，男孩们就会互相射箭、躲箭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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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明之地”，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塑造个性。男性和女性都被期望成为勇敢、吃苦耐劳、正直、顺从的人。话痨和说闲话的人是不被认可的。“他们只爱很少说话、一语中的、言行一致的人，”伍德解释说。性格养成很早就开始了，把儿童赤身裸体扔进雪堆里的家庭游戏就是方法之一。（孩子们很快就会被拉出来，放到篝火边，这种风俗让人想起斯堪的纳维亚的桑拿。）当印第安男孩们成人的时候，他们会在森林里独自度过一整个冬天，身上只带着一张弓、一柄斧子和一把刀。受人敬畏的伍德报告说，这些方法是管用的。“不论是狠揍他们，还是鞭打他们，掐他们也好，捶他们也罢，（印第安人）一旦打定主意不退缩，就绝不会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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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学院的历史学家索尔兹伯里认为，提斯匡特姆的训练课程可能比他的朋友们更为艰苦，因为他似乎被选中成为一名“pniese”，即酋长的某种顾问兼保镖。为了掌握无视疼痛的艺术，未来的“pniese”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譬如光着腿跑过荆棘林。为了学会自律，他们还经常禁食。在林中过冬之后，“pniese”的候选人面临着另一项考验：喝龙胆根的苦汁直到喝吐，之后继续重复这个暴食症的过程，直到他们快昏过去，并且吐出血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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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图西特与其周边的聚居地一样，都是由一位酋长治理的。酋长维护法律，协商条约，控制外国联系人，收取贡品，宣布战争，供养寡妇和孤儿，在农地纠纷发生时进行重新分配。［“黎明之地”的人们长期散居，但他们“极其精确而中肯”地知道，哪个家庭可以用哪块地。罗得岛殖民地的创始人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说，印第安人很在乎地界线。］在多数时间里，帕图西特的酋长都效忠于其西南部万帕诺亚格村的大酋长，并通过他效忠于地处科德角的瑙塞特及位于波士顿附近的马萨诸塞这两个部族的同盟邦联的酋长们。同时，万帕诺亚格与其西部的纳拉干人和佩科特人，及其北部阿布纳基族的多个部族为敌。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每位酋长的任职都需要其族人达成共识，否则部族民众可以轻易地搬走，成为另一位酋长的治下。类似地，大酋长得取悦或欺负小酋长，以免因小部族的背叛而丧失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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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居民有10万多人，这个数字当时还在缓慢地增加。其中多数人都住在海岸线边上的社区，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开始把农耕从一种选择变成一种必需。这些更大的聚居地需要更为集中的行政体系；好的田地和产卵区等自然资源虽然不算稀缺，但现在也需要管理。因此，群体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正式了。被赋予更多权利和更多义务的酋长们之间，彼此排挤的力度更大了。政局紧张成为了常态。根据考古学家兼人种史学家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的观点，新英格兰的沿海及河岸地区是“一锅变幻莫测的，把每个印第安人（聚居地）都卷入其中的，性格、结盟、阴谋、袭击和遭遇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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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虽然频繁，但按照欧洲标准来说，它们既简短又温和。开战原因往往是对某次受辱的复仇或提升地位的欲望。多数战斗由特定连队在森林中发动闪电般的游击突袭组成：黑黄色条纹战弓在树后的闪光，石制箭头如鞭子般划空而过的嘶嘶声，迸发的怒号。报复一旦完成，袭击者就立即溜走。输家则很快甘拜下风。如若不然，他们就会像在棋赛里丢了重子却拒不认输的人一样，成为浪费时间和资源的社会麻烦。妇女儿童很少被杀，但有时会被绑架，并被迫加入胜者的群体。被俘的男子通常会受到折磨（他们如能顽强地忍耐疼痛，将得到赞许，但不一定会被赦免）。偶尔地，作为胜利的象征，被杀死的敌人会被剥去头皮；英国与爱尔兰的小规模冲突也是如此，有时会以英军列队在长矛尖上展示爱尔兰人的首级而告终。在特大规模的冲突中，敌对双方可能在旷野里相遇，就像在欧洲战场上一样，不过按罗杰·威廉姆斯的记录，其结果“远不及残酷的欧洲战事那么血腥，毁灭性也没那么强”。尽管如此，到了提斯匡特姆的年代，防御性的篱笆已经越发常见了，尤其是在河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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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地之内，是一个温暖、家庭式和风俗相似的世界。但外面的大千世界，按托马斯的话来说就是“一团糟，行为混乱，人们为了能在巨变的阴影中维持生存而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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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在欧洲人现身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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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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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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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早在15世纪80年代，英国渔船就已经到过纽芬兰省（Newfoundland）[17]，并在其后不久驶入了位于其南部的海域。1501年，在哥伦布首次航行的9年之后，葡萄牙冒险家加斯帕·克尔特–雷阿尔（Gaspar Corte-Real）从缅因拐走了50多名印第安人。在检查这些俘虏的时候，克尔特–雷阿尔惊讶地发现，有两人身上佩戴着威尼斯的物品：一柄短剑和两枚银戒指。正如詹姆斯·阿克斯特尔注解的那样，克尔特–雷阿尔之所以有可能绑架这么多人，只是因为印第安人对于与欧洲人打交道已经感觉很自在了，以至于一大群人都会自愿上他的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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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用文字描述“曙光子民”的人是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1523年，法国国王委托这名意大利的雇佣海员去考察能否从美洲以北航行到达亚洲。在搭乘“卡罗来纳”号（the Carolinas）北上时，他观察到，各地的海岸线都“人口密集”，被印第安人的篝火烧得烟雾弥漫；他有时从几百英里之外都能闻到烧火的味道。船停泊在宽阔的纳拉干海湾，靠近现为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地方。韦拉扎诺是原住民见过的首批欧洲人之一，甚至可能是他们见过的头一个欧洲人。但纳拉干人没有被吓唬住。几乎是在顷刻之间，20艘长艇就把到访者们团团围住。自信而优雅的纳拉干酋长跳上了船：这是一名40岁左右的高个长发男子，他的脖颈和耳垂上都挂着多色的珠宝，“身高体格之美，是我所能描述出的极致”，韦拉扎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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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应很常见。欧洲人反复把“曙光子民”描述为美丽出奇的典范。新英格兰人的膳食极具营养。他们辛勤工作而不过分忙碌，而且和那些想搬进来的人相比，他们更为高大强健［用叛逆的清教徒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的话来说，“男女的容貌和肢体都端正至极”］。由于饥荒和流行病毒在“黎明之地”极为罕有，大西洋另一边常见的痘痕和肢体佝偻现象，在这里闻所未闻。按威廉·伍德的观点，新英格兰的原住民“看上去比许多出色的、最时髦的（衣着讲究的英国人）还要亲切［尽管他们只（穿着）亚当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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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第安人多色彩、多质感的自我表现，清教徒就有些不以为然了。诚然，这些新来者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接受了鹿皮长袍，而不是继续穿着譬如合身的英式西服之类的服饰。殖民者也理解为什么原住民会用熊或鹰的脂肪来擦亮皮肤和头发（这能遮阳、挡风、防蚊）。他们也可以忽视印第安人让未到青春期的儿童一丝不挂到处乱跑的风俗。不过，清教徒把个人饰物看作偶像崇拜的体现；他们认为这是当地人的纨绔习气，并对此感到沮丧。长袍的装饰包括用动物头颅做的斗篷、蛇皮皮带和鸟翼做的头饰。更糟的是，黎明之地的很多居民还在脸上、胳膊上、腿上文身，浑身上下满是精美的几何图形和符号。他们佩戴着贝壳做的珍宝、天鹅绒的耳环和钉着鹰羽的发髻。就好像这还不够，当地男女都把脸涂成红色、白色、黑色；古金嗤之以鼻地写道，人们到头来，“脸的一部分是一种颜色，另一部分是另一种颜色，畸形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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