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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画那样，我们会被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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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鲜花一般，我们终将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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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身披羽裳的宝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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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宝鸟脖颈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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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总是要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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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死亡这个命题的时候，诸多文明的哲人都曾从死后来生的前景那里寻求安慰。但墨西卡人摈弃了这种慰藉，因为他们苦闷于无法确知魂灵的归处。“彼岸黄泉可有花开花落？”内萨瓦尔科约特尔问道。“在身后之世，我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不是绝大多数，至少多数智者对生命的认识都与纳博科夫（Nabokov）[62]相近：“我们的存在只是两片黑暗的永恒缝隙间一道短暂的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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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特尔语中的修辞往往由事物的两个组成部分来代指整个事物，就仿佛是某种双倍的荷马式比喻。譬如说，一名诗人不会直接提到他的身体，而是会说“我的手脚”（noma nocxi），而其悟性颇高的听众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提喻，这也正如英语读者都很清楚，当写作者在文字中提及“皇冠”（the crown）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其实是头戴皇冠的君主本人，而不仅仅是那顶头饰。与此相似，诗人的演说就成了“他的言语和呼吸”（itlatol ihiyo）。而“真理”则是“neltilitztli tzintliztli”，其大意为“根本的事实，真正的基本原则”。在纳瓦特尔语中，词语都是极富涵义的：所谓真实的，就是根据充足的、稳定的、不可变的，尤其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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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人生又短暂如梦，智者认为，不变的真理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超越人类体验的存在。墨西哥历史学家莱昂–波蒂利亚（León-Portilla）写道，在这变化无常的地球上，“按纳瓦特尔语的词义来说，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多少智者与这一矛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片刻的生灵怎么去理解持久的概念呢？这就像让石头去理解死亡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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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莱昂–波蒂利亚的分析，15世纪诗人阿约夸安·奎茨帕汀（Ayocuan Cuetzpaltzin）看到了这条哲学死胡同的一个出口。他像所有诗人一样，在描述中用隐喻的方式求助于暗红丽唐纳雀（coyolli），此鸟以其银铃般的歌声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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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路高歌，鲜花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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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词句倾泻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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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玉石和咬鹃翎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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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能取悦造物主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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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世上的唯一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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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波蒂利亚认为，只有把阿约夸安的上述诗句放在纳瓦特尔语的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其意。“花与歌”是诗歌的绰号，而“玉石和咬鹃翎羽”是珍贵之物的提喻，正如欧洲人眼中的“黄金白银”。这首由飞禽自发创作的歌曲，是美学灵感的代表。莱昂–波蒂利亚说，阿约夸安的主张是，人类能够在某一节点触碰到那些潜藏于我们朝露般短暂的生命之下的持久真理。这一节点就是艺术创造的时刻。诗人问：“让人类心荡神驰的鲜花（艺术创造）从何而来？”他随后答道：“只来自于奥梅忒托的家，来自于天堂的最深处。”这名墨西卡人说，人类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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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送于科尔特斯之手的墨西卡哲学，没有机会达到希腊哲学或中国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但现存证据表明，它本来正在这个征途之中。墨西哥各地档案中大量的纳瓦特尔语文献都描绘了智者互相交流观点和聊天的会议，这与维也纳学派、法国启蒙运动者以及日本大正年间的京都学派并无二致。这些智者冥想的命题，也正是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的各国哲人的普遍关注，但在这里，全部议题的碰撞与融合都是由墨西卡人独立完成的。伏尔泰[64]、洛克[65]、卢梭[66]与霍布斯[67]从未得到与这些人交谈的机会，甚至未能知晓他们的存在。而今，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场横祸的惨烈程度，因为美洲本土社会的瓦解不仅仅是这些社会的损失，也是全体人类事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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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其他大陆之外、并在一千年里取得蓬勃发展的美洲，是新观念、新梦想、新故事、新哲学、新宗教、新道德、新发现以及精神世界的其他产物的无尽源泉。比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为壮观，更具人类特色的历史进程，古来鲜有。仅是欧洲对美洲的发现这件事本身，就导致了学界的骚动。可以想见，如果印第安社会能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话，将会引起多么大的一场骚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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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线索，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印第安艺术家遵循一种基于卵形（在欧洲语言中没有形容这一事物的词汇）的繁复的美学体系，刻出了华美的面具、盒子、浮雕和图腾柱。通过给予印第安人亮色的颜料（与本土颜料不同，这些舶来颜料不会被雨水冲刷掉），19世纪的英国船只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住民艺术。印第安人把新颜料融入自己的传统里，将其扩展开来，并在此过程中引领了一波美学的新浪潮。20世纪初，欧洲超现实主义者偶然发现了这种色彩浓烈的新艺术。就像艺术家会做的那样，他们尽其所能地剽窃了所有可以剽窃的内容，从而进一步改变了这些图画的本来形象。他们的兴趣，帮助了新一代原住民艺术家对新主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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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有一百种文化，就有一百种丰富的往来交流的方式；这是4个世纪的知识交流的馈赠。人们很难想象能有什么比这个更为宝贵。想想吧，与亚洲的接触对当时的欧洲人及其后代带来了多少累累硕果。再想想与另一个亚洲的接触会对这些地区及其人民所造成的影响。与空前的生命损失一道，所有这些都随着天花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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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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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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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量如此规模的损失的时候，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要找出并谴责那些为此负责的人物。在墨西卡的例子中，埃尔南·科尔特斯就是那个明显的目标。1519年4月22日，他在如今韦拉克鲁斯市所在地附近登陆。作为一名机敏的政客，科尔特斯研究三国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将其拆散。他很快了解到，这个帝国是一盘散沙。和塔万廷苏尤相似，同盟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各辖地的拼凑体；事实上，同盟中若干个较大的部族设法维持了其独立性，虽然他们还是处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尽管帝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被其征服的领地内的精英分子，但对他们极尽羞辱。人们被迫不断扩大对特诺奇蒂特兰的贡赋规模，心存不满，生活苦痛。科尔特斯看穿了在同盟尚武外表之下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并在其后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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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边向内陆地区进军的西班牙人，最先是与特拉斯卡拉（Tlaxcala）人反复作战。特拉斯卡拉是4个小型王国（西班牙人称之为señorios，即诸侯国）的邦联，它保持了自身的独立，但屡遭同盟军队的侵犯。由于枪支、马匹与钢刀的威力，洋人取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甚至在特拉斯卡拉人庞大的数量优势面前也未尝败绩。尽管如此，科尔特斯的部队规模还是逐次缩水。正当他处于失去一切的边缘之时，特拉斯卡拉的4名国王突然扭转了局势。4人据战役结果断定，他们能把欧洲人消灭掉，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这4名印第安领袖拿出了一份看来是双赢的报价：他们将停止攻击科尔特斯，使他和其余的西班牙人以及许多印第安人都能得以活命；作为交换，科尔特斯将与特拉斯卡拉联手进攻可恶的三国同盟。为了达成合作，四王之一（也是特拉斯卡拉的主要军事领袖）让其女儿与科尔特斯的二把手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订婚。西班牙人于是骑上他们那些奇特的怪物，行进在了两万特拉斯卡拉部队的最前列。1519年11月，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对大吃一惊却优柔寡断的特拉托阿尼的抗议不以为意。这名特拉托阿尼正是著名的蒙特祖玛（Motecuhzoma，此名常被误拼写为Montezum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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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诺奇蒂特兰城使其侵略者感到眼花缭乱，它比欧洲最大都市巴黎还要大。西班牙人像乡巴佬一样呆视着这里宽敞的道路、雕刻华丽的建筑，明亮的市场上还有货品来自于数百英里外的市场。在将特诺奇蒂特兰与大陆连接起来的三大堤道之间，往来船只像蝴蝶一般轻巧地掠过。长长的高架渠把水从湖对岸的远山上输送到城市里。而比大型神庙、巨幅旗帜和色彩斑斓的人行道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植物园，这是一种完全未见于欧洲的事物。1 000名清扫拥挤路面的士兵也备感新奇。（街上居然没有齐脚面深的污水！这是西班牙征服者从未想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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