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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利奇卡对圆满的渴望，使他积累了尽可能多的印第安人骸骨。不幸的是，虽然他对古印第安人遗骨极为迷恋，但是对尚在人世的美洲原住民的情感并没有表现出同等的兴趣。他的这种强烈渴望和漠不关心的双重态度，在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都得到了华丽的展示。从1932年到1936年，他在岛上一个名叫拉森湾（Larsen Bay）的阿鲁提克（Alutiiq）印第安人村庄里掘出了大约1 000具骸骨。多数遗骨都已经有2 000年历史，但其中有一些是从阿鲁提克人的近代墓穴里刨出来的，还有一少部分压根儿不是阿鲁提克人的遗骨；一名热心于帮助科学事业的当地鲑鱼罐头厂经理之妻，给赫德利奇卡运来了死去的中国工人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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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森湾的挖掘工作，是赫德利奇卡漫长考古生涯中最为多产的一次。在这座他眼中的知识宝库面前，这名严格、缜密而拘谨的男子显然是被自己的热情和学术贪欲压倒了。他干瞪着双眼、着急忙慌地把遗骨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用推土机把整个遗址都拆了，而且根本没有花时间去做记录、画草图，或者是绘制剖面图。而没有这些记录，他后来也就无法搞清楚他发现的这些房屋、储物坑、火塘和葬井都是怎么一回事。为了寻找答案，他深入研究了俄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留下的旧记录，但却从没有向拉森湾的居民询问他们自己的文化。也许他没去接近阿鲁提克人是件好事。赫德利奇卡的挖掘工作并未得到阿鲁提克人的许可。当地居民对此恼火至极。甚至在50年后丹尼划船到访的时候，他们还是怒气难消。（1991年，史密森尼博物院将遗骨返还当地，镇上居民随即进行了重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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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对我说，过度杀戮论也属于同一种心态。他说，在20世纪60年代环保运动高涨的时候，白人发现，印第安人才是这片土地更好的管理人。原住民比他们还要优越。多么恐怖啊！这些“考人儿”（这是丹尼对考古学家的称谓）不得不拍马赶来挽救白种人的自尊。他们是通过一个可笑的空想来蒙骗大众的：印第安人一手造成了一场特大的生态灾难。很典型嘛，丹尼想道。在他看来，考古学家的主要功能是让白人自我感觉良好。考古学家在得到惨痛的教训后才了解到，持这种观点的远非丹尼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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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被困在了他们自己的偏见里面。”科罗拉多的政治学家小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 Jr.）告诉我。他说，伯克利的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了过度杀戮说。“这一设想立刻就被推翻了，因为很多贝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也绝了种，而这些神话一般的更新世杀手们不可能同时把它们也给剿灭了。但所谓客观的科学界又极中意于印第安人是连环生态杀手的这个概念，实在不忍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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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洛里亚的观点，人们在理论界小题大做的不只是过度杀戮说，还有克洛维斯率先论[102]本身。“有这么一个完美的时刻，恰恰在陆桥被水淹没之前，无冰走廊神奇般地出现了。”他说，“而这些在西伯利亚活得好好的古印第安人，突然决定冲到阿拉斯加来。他们之后又冲过了走廊，恰恰赶上了当地存在大量狩猎动物的时机。此后他们继续冲刺并侵占了整个西半球，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欧洲人——这还是在他们连马匹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忙着把马都杀光了。”他大笑着说，“就这群人，居然还认为传统的印第安人起源传说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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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和德洛里亚等活动人士的批判，对主流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影响相对较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多余的：科学界业已对克洛维斯率先论、无冰走廊的存在和过度杀戮说的可信性展开了长年累月的攻击，以至于克洛维斯共识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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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也就是海恩斯公布克洛维斯率先论的那一年，考古学家阿列克斯·D·克里格（Alex D. Krieger）列出了50个据称比克洛维斯年代更为久远的遗址。到1988年为止，海恩斯以及其他权威人士将这50个遗址的久远性一一推翻，其手段之无情，使这些遗址的支持者抱怨他们受到了“克洛维斯警察”的迫害。异议人士说，海恩斯是新时代的赫德利奇卡。（他只是没有被控对活着的美洲原住民漠不关心。）和此前一样，考古学家还是对提出印第安人早于规范日期抵达美洲的主张有些思前顾后。或许正因如此，科学界对克洛维斯率先论最有说服力的批判，最初都源于与考古学有所重叠、但在其范畴之外的学科：语言学、分子生物学和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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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今的观点看来，这场攻击貌似始于1986年在《当代人类学》上发表的一篇支持克洛维斯率先论的标志性的论文。该文的三名作者分别是语言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关于语言学的那一部分引发了特殊的关注。长久以来，语言学的学生们一直对印第安语言异乎寻常的多样性和碎片性茫然不解。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86种印第安母语，语言学家将其归为5到15个不同的语系（各派彼此意见不一）。没有任何一种语系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整个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有约1 200种，分属多达180个语系。相比之下，全欧洲也只有4个语系：印欧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巴斯克语系和突厥语系。绝大多数欧洲人的母语都是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语言学家一直大惑不解，印第安人是怎么能在克洛维斯文化诞生后的13 000年里就演变出这么多种语言来的，因为欧洲人在人类抵达后的40 000年里发展出的语言比这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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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那篇重磅论文的第一部分，斯坦福大学语言学家约瑟夫·H·格林堡[103]宣称，方言的多样化，实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存在。在花了40年时间对比各种美洲土著词汇和语法之后，他断定，印第安语言都从属于三个主要的语系：从阿拉斯加到格陵兰之间的北部民众广泛使用的阿留申语系；加拿大西部与美国西南部使用的纳–德内（Na-Dené）语系；以及在其余所有地区，包括中南美洲全境使用的印第安（Amerind）语系。格林堡说：“这三种母语系也代表了三次不同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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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格林堡的语言学分析，古印第安人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跨越了白令吉亚。他用词源统计分析法估算出，阿留申语系人群的祖先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跨越了海峡，而纳–德内语系人群的始祖是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完成这一长征的。至于印第安语系人群的先祖，格林堡认为，“我们或许是在和大于11 000年的时间段打交道。”但这一时间段并不远远大于11 000年。这也就暗示着，印第安语系人群是在克洛维斯见诸考古学记载的时间段前后来到美洲的。克洛维斯率先论固然没错，但克洛维斯人是三波迁徙人群中的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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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论文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家克里斯蒂·G·特纳二世（Christy G. Turner II）用牙科证据支持了三波迁徙论。全体人类都有同等数量和同样类型的牙齿，但其特征（门牙的形状、犬齿的大小、磨牙的数量，以及牙齿表面是否显现牙槽）在各民族之间都稍有不同。经过极为艰苦的工作，特纳在20多万颗印第安人牙齿中归纳出了“28种主要的齿冠和齿根特征”。他发现印第安人形成了“三种新大陆的齿类集群”，这与格林堡提出的阿留申、纳–德内和印第安语系正相对应。通过与亚洲人口牙齿变种的对比，特纳估算出了牙齿次要性状的演化速率。（由于这些因素不对牙齿的功能造成影响，人类学家假定，任何改变都是随机突变的反映，而生物学家据此假定，这一现象会大致以恒速进行。）在将其“全球齿类微演变速率”的模型应用于三波大迁徙之后，特纳得出了与格林堡大致相似的迁徙日期。他断定，印第安语系的最早使用者在约14 000年前离开了东北亚群体，而这恰恰也契合了“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最早的美洲人是克洛维斯文化中猎取猛兽的古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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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引发了并非全如三名作者所愿的剧烈反应。事后想来，论文第三部分所引述的亚利桑那大学遗传学家史蒂芬·L·泽古拉（Stephen L. Zegura）的观点，为此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提供了暗示。泽古拉在文中坦承，“把当代美洲原住民一分为三的做法，尚未得到分子生物学界的有力认同”。在三名作者的批判者眼中，这种认同缺失的原因十分明显：三波迁徙论压根儿就是错的。“其语言学的分类和牙科、遗传学的关联性都没有得到支持。”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莱尔·坎贝尔（Lyle Campbell）抱怨道。坎贝尔认为，格林堡对三大印第安语系的划分“应该被压下去，以免给非专业人士造成困惑”。伯克利的语言学家乔安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抱怨说，印第安语系太过庞大，要想证明它曾经存在过，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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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三波迁徙论遭到了广泛的攻击，但其出现还是激励了遗传学家对美洲原住民起源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战场是线粒体DNA，即巴西遗传学家佩纳（Pena）希望用来寻找菩托库多人的特殊DNA。如前所述，一个由道格拉斯·华莱士率领的科学团队于1990年发现，几乎所有印第安人都属于四个线粒体单倍群，而其中三个常见于亚洲（有着相似遗传特征，例如某个特定突变或特定版本的基因的线粒体，属于相同的单倍群）。最初，华莱士的发现貌似证实了三波迁徙说：这些单倍群可被视为不同的迁徙波的产物，而最为常见的单倍群恰与克洛维斯文化相对应。在和詹姆斯·尼尔（就是那位研究雅诺马马人对麻疹反应的遗传学家）开始共事之后，华莱士又得到了更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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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早期的研究工作中，尼尔曾汇总了从多方渠道得来的数据，估算出两个彼此相关的中美洲印第安群体是在8 000到10 000年前彼此分离的。而如今，尼尔和华莱士又一道检查了这两个群体的线粒体DNA。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应当积累了一些突变。几乎所有这些突变都出现于没用的DNA里，变幅极小，并不影响线粒体的功能。通过对仅出现在一个群体里，而并不见于另一群体的突变进行计数，尼尔和华莱士得出了这两个群体分裂后的1 000年内，各自线粒体DNA的改变率：每万年变更0.2%到0.3%。1994年，尼尔和华莱士仔细筛选了18个广泛分布的印第安群体的线粒体DNA，目的是寻找他们自其共同祖先离开亚洲之后出现的变异。以此前算出的基因改变率作为基准，他们的估算是，最早那批人迁徙美洲的年代在22 414年到29 545年前。印第安人在克洛维斯文化出现前10 000年就抵达了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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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的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遗传学家桑德罗·L·博纳托（Sandro L. Bonatto）和弗朗西斯科·M·波尔察诺（Francisco M. Bolzano）再次分析了印第安人的线粒体DNA，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华莱士和尼尔把重点放在了三个常见于亚洲人群中的印第安人单倍群上。这两名巴西人所关注的则是第四个，被死板地称为“A单倍群”的主要单倍群。这一单倍群几乎完全不见于西伯利亚，却在每个美洲原住民族群身上都有所体现。鉴于其在西伯利亚的稀缺性，由多次迁徙论可以得出一个隐含的、极其糟糕的推论，即这群极少数A单倍群的人，碰巧就在非止一次、而是多次跨越了白令吉亚的小规模人群之列。此二人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只有一群移民离开了亚洲，而一些A单倍群的人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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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记录A单倍群成员积累的遗传差异，博纳托和波尔察诺计算得出，印第安人是在距今33 000年到43 000年前离开亚洲的，这甚至比华莱士和尼尔的估算年代还早。不仅如此，博纳托和波尔察诺做出的对比显示，这些移民在抵达白令吉亚后不久就分裂成了两个群体。其中一半人动身前往如今加拿大和美国的所在地。与此同时，另一半人留在了当时相对较为宜居的白令吉亚。向南行进的古印第安人在旅途中不会遭遇多少难处，因为他们是赶在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的顶峰之前不久（也就是在加拿大两大冰层合而为一之前）抵达目的地的。而在这一庞大的冰层障碍成形之后，那些留守白令吉亚的印第安人就被迫在当地滞留了将近20 000年。气温最终回暖以后，其中一些印第安人也移居南部，从而创造了第二波，可能还有随后的第三波大迁徙。换句话说，最早殖民美洲的只有一批古印第安人，但其殖民进程是通过两三次迁徙才宣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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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的得出，只是增加了人们的困惑。关于这些数据在整体上是否表示曾有过一次或多次迁徙，这个（些）始祖群体的人口是多（某些关于线粒体DNA多样性的数据表明了这一点）还是少（其他一些数据则有此暗示），还有印第安人究竟是从蒙古、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周边地区还是东亚沿海（甚至或许是日本）迁徙而来的，遗传学家们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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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或者至少近乎所有的一切，看来都还有待观察。在相互矛盾的数据乱局之中，夏威夷大学的遗传学家丽贝卡·L·卡恩（Rebecca L. Cann）于2001年报告说，“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说，科学家在所有其他事情上都可能争执不休，但他们一致相信，“绝大多数新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都不支持‘克洛维斯率先论’这一认为移民很晚才迁徙至北美的考古学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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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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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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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恩所说的“新的考古学证据”出自智利的蒙特沃德（Monte Verde），一个泥潭重重的河岸地区。进行挖掘工作的是肯塔基大学的汤姆·迪勒黑（Tom Dillehay）、座落于瓦尔迪维亚的智利大学的马里奥·皮诺（Mario Pino），还有一组学生和专家。他们1977年开凿，1985年结束挖掘，并于1989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以厚厚的卷本形式发表了最后的报告。从掘出第一铲土到发布最终的勘误表的20年间，科学家断定，古印第安人占据蒙特沃德是距今至少12 800年前的事。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当地发现了32 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的提示性迹象。地处智利南部的蒙特沃德距白令海峡有10 000英里（约16 093.4公里）之遥。如果说蒙特沃德遗迹最少有12 800年历史，那么印第安人必定是在那之前几千年就已经到了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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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在回应遗传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反克洛维斯率先论的证据方面，考古学家缺乏所需的专业知识。但蒙特沃德遗迹恰恰是考古学的发现。迪勒黑掘出的是类似于一个村庄的遗迹，用兽皮、杆子和捻合的芦苇捆扎而成的帐篷类建筑一应俱全。他说，该文化在克洛维斯文化之前几个世纪就已存在，而且可能比它更为先进。许多人对他的论断抱持着强烈的怀疑态度，更有人还充满着恶意。争论持续了多年。批评者指控说，迪勒黑发现的证据质量太低，无法接受。迪勒黑告诉我：“人们在开会时拒绝和我握手，就好像我在杀他们的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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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迪勒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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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包括海恩斯在内的十几位闻名遐迩的研究人员飞赴智利，以鉴定该遗迹及其人工制品。他们希望重演当年学界名宿造访福尔松的故事，以此解决这场由来已久的争端。在检查过遗址（这里与福尔松和克洛维斯安身的干枯沙漠截然不同，是一片湿润而富含泥炭的河堤）以后，这些考古学家去了一间灯光黯淡、名为“山洞”（La Caverna）的酒吧。一轮啤酒过后，一场争论爆发了，部分原因是海恩斯坚持不懈的怀疑态度。迪勒黑对海恩斯说，后者在研究亚利桑那石制工具方面的经验对于评估秘鲁的木制器物毫无意义，说完就和一名支持者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虽然言辞激烈，但是这些名宿还是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共识。他们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将其取得的一致结论公之于众。“蒙特沃德遗址是千真万确的，”如今就职于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的阿列克斯·W·巴克（Alex W. Barker）对《纽约时报》如是说，“现在的局面焕然一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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