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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考虑与该城的权力模式有关。卡佩王朝认为，巴黎伯爵这个位置构成了对自身权力的潜在威胁，所以国王们撤掉了这一职位。但圣热尔韦是默朗伯爵拥有的封建世袭土地，甚至到1111年，伯爵还利用国王不在的时机，偷袭西岱岛，毁掉了大量石桥，劫掠了不少王宫财宝。巴黎主教也是当地不可小视的权威人物，他在城里拥有的土地可能与国王一样多，而他的领地管辖权比国王的还要大。与其他宗教机构一样，主教团还享有法兰西岛和其他地区许多村庄的权利和财产，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努力想将主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往往很不成功。1094年，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闹出一件奇闻，他任命自己情妇的二十八岁的兄弟为主教，由于这件事和其他冒犯教会的行为，他被开除教籍，直到1104年他与教廷的冲突结束时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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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教会与王权的关系变得越发敏感，因为卡佩王朝意识到教会机构在重构城市人口、促进城市繁荣方面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在左岸地区尤为突出。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周围地区逐渐产生了一批依附的农奴，他们可以为修士们提供各种农产品及服务，这又吸引新的居民到来，他们通过建农庄或商店以偿还每年的租费、年贡。到13世纪末，修道院赋予小镇以自治权。1211年，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就是为了满足日渐增加的人口精神方面的需求而建造的。同时期，另外两座教区教堂，圣亚特斯安德烈教堂和圣科姆教堂，[41]也拔地而起。除了种植谷物，修道院的所属农民还在土地上种植葡萄，用巴佐什的居伊的话来说，谷物与耕作女神刻瑞斯和酒神巴克斯也施惠于圣热纳维耶芙的教士们拥有的土地（这些土地在今天的圣米歇尔路附近，与圣日耳曼德普雷地域接壤），葡萄藤沿山坡顺势而下，蜿蜒延伸直至塞纳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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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左岸地区大体相同。现在巴黎第三区田野圣马丁修道院教堂附近田野圣尼古拉教堂的建立表明了它在吸引居民方面的成就。修道院的南侧区域人口更加稠密，流浪汉、游吟诗人和妓女们住在具有讽刺意味的“美丽城镇”（博堡）内，它与圣梅里教堂和圣奥波蒂纳神父会礼堂相邻。稍向西南一些是蒂堡，这是以一位著名的商人命名的布业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纺织工业区的核心地带。[42]再往西是在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周围建起的新兴城镇，由9世纪80年代因抗击北欧海盗入侵修造的一个要塞发展而来。[43]东北部是圣殿骑士团的广阔地产，其总部是一座塔楼式城堡建筑，位于今天第三区的圣殿广场处。绕码头发展起来的沙滩镇位于今天的市政厅广场，它向圣热尔韦方向延伸，12世纪中期，默朗的伯爵们曾在这里被赶出他们的封地。继续向前是圣德尼修道院教堂；圣拉扎尔修道院兼麻风病院就在圣德尼的路边，它建于12世纪20年代，是拉维莱特社区的中心；然后是1134年建于蒙马特山上的圣皮埃尔修道院。这些宗教机构促进了人口的稳定，服务于城市的经济利益，如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负责组织持续两周的集市。1120年，兰蒂特集市交由圣德尼修道院管理。1137年，一个新集市被批准由圣拉扎尔麻风病院负责。这些都加强了巴黎的市场功能，有助于区域与城市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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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宗教机构从广泛的农业和商业活动中获得的财富通常被用于支持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手工业。教会是建筑师、雕塑家、彩色玻璃制造者、珠宝匠、金匠、手稿图案绘制者的资助人，在这些工艺方面，巴黎扬名世界。也是由于教堂的赞助，巴黎赢得了教育中心的美名。尽管巴黎很早以前就拥有一所有些名气的教会学校，圣日耳曼德普雷和圣热纳维耶芙有着坚实的教育传统，但巴黎在这方面也只能说是与法兰西北部其他教会中心齐名而已，如拉昂、奥尔良和兰斯。教堂和教会将颁发教授神学与教规的许可证视为赚钱来源，为此，大批教士来到左岸地区的圣热纳维耶芙辖区内定居下来。小桥附近的区域——现在的圣雅克街靠近巴黎圣母院的地方——成为学生们聆听教师进行学术辩论的地方，因为是在露天，所以给人“一种露天剧场的感觉”。[44]秸秆街这个名字让人联想起大量教士们坐在秸秆捆上享受令人振奋的思想氛围的景象。有领袖魅力的彼得·阿伯拉尔的到来使左岸地区熠熠生辉，他的光辉使他的导师尚波的纪尧姆黯然失色，尽管后者曾经在这里如日中天，但1108年，他还是带着耻辱和羞愧离开了小桥区，在圣热纳维耶芙以东曾经的荒地上建起了圣维克多修道院。该修道院得到了王朝的支持，并凭借自己的实力发展成为一个有权威的学术中心。1147年，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修士被委以重任，改革精神上日益变得堕落的圣热纳维耶芙社区。经过改革，该社区发展成为进一步学习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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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世纪中期，巴黎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教士们来此求学。巴佐什的居伊想象中的小桥绿荫下师生来回踱步，谈论着一些严肃问题的情景得到英格兰教士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证实，12世纪40年代他来巴黎求学，将左岸描述成雅各的梯子，有天使飞上飞下。他说：“我在那里看到了丰盛的食物，快乐的人们，对教士的无上崇拜，整座教堂的宏伟庄严，哲学生们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任务。”[45]学生群体各色人等荟萃，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他们的需求在日后被称为“拉丁区”的地方得到满足，因为那里有众多的羊皮纸制造商、书籍装订商、手稿图案绘制者、抄写员等服务人员在工作，一些客栈、酒馆、澡堂、食品店和烘烤店等服务行业也发展起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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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培养的学术、宗教、商业和农业方面的活力很符合王朝统治者的利益。众多的君主，包括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即“腓力·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1223—1270年在位，即“圣路易”）开始选择巴黎作为他们的主要住地，他们都把教会作为培养王权意识的工具。教士们专门负责将王朝观念神圣化，这一点早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就被推崇至极。卡佩王朝强调了自己与之前王朝的联系。甚至在于格·卡佩执政时期，虔诚者罗贝尔因其治疗顽疾淋巴结核病的神力而闻名于世，据说得了那种病的人经过国王抚摸后就可以痊愈，那种病也从此被叫作“国王病”。国王触摸他人的做法被他的继任者承袭，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官方仪式，突显卡佩家族的神奇魔力。加冕之后的新国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几乎就是举行一场国王触摸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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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本笃会修士絮热在扩大王族神力的宣传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巧妙地将自己修道院的发展与王族的雄心联系起来。王族的声望不断攀升应该感谢巴黎圣德尼的导向作用。尽管从9世纪起，法兰西的国王都在兰斯加冕，但从639年达戈贝尔特时期起，国王都葬于圣德尼，这座修道院教堂因此成为一座王家墓地。路易六世将自己及父亲的王冠都存放在该修道院，那里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圣王权象征物，如查理曼的王冠，这些都提高了该修道院的声望。人们对卡佩王朝宗教使命的感知还在于它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从塞尔柱人手里夺回圣城起到的主要作用。1095年在克莱蒙的一次宗教大会上，教皇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1270年的最后一次东征是由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发起的。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一半以上的法兰西贵族、三任法国国王参与其中。十字军东征队伍中的法兰西人数量如此之众，使塞尔柱人将十字军中的士兵都称为“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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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期间，亚历山大·勒努瓦反对毁坏圣德尼教堂中的国王陵墓，皮埃尔·J.拉方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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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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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圣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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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会说，巴黎的历史和圣德尼的历史是命运安排的一对孪生子。但这不是说二者的规模十分相似，例如，二者的人口比例差距就很大，今天圣德尼约有10万居民，而巴黎城拥有200万以上人口。人口的差别始终是它们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尽管如此，圣德尼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在巴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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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圣德尼是卡佩王朝的守护神，因为卡佩王朝的首都就在附近的巴黎。圣德尼被认为是巴黎的第一位主教圣德尼生活和工作的地方。5世纪晚期，巴黎为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教堂，增添了此地的神圣色彩，使这处朝圣地更加神圣。它是后来建成的一座修道院的基础。拿破仑将它变成一座宗座圣殿，1966年它又被改建为一座主教座堂。在12世纪，絮热院长加强了巴黎与圣德尼的联系。他加强了修道院作为王家墓地的作用（始于7世纪）；将它确定为君主神圣权力象征物的安放地；将哥特式建筑风格发展为王朝的一种标志；曾在法兰西政体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做过路易六世、路易七世的大臣和摄政；掌管过负责培养历史学家的学校，后者以一种歌颂王朝和圣德尼自身的方式书写了从所知的特洛伊起源直至那时的法兰西历史。巴黎和圣德尼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武功歌中称法兰西统治者为“圣德尼之王”。修道院的财富源于王家的馈赠，更源于君主赐予的特权，从负责城南平原一带的兰蒂特集市管理中，圣德尼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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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王家墓地被彻底翻新，以便将它变为更适宜参观、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法兰西国王圣陵。朝圣者以及去巴黎的游客成群结队地前往圣德尼，加强了它作为国王统治的宣传机构的作用。从此以后，那里的王家陵墓变得更为华丽。例如，16世纪早期，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为刻意突出他们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下令将自己的陵墓建为意大利风格；一个世纪以后或者更近一些时候，波旁家族更倾向于严肃的格调，这表明法国君主的死亡观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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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象征意义之外，作为王朝圣地，圣德尼是永远无法与巴黎相比拟的。卡佩王朝的首都巴黎因与圣德尼咫尺之遥而受益颇多。某个国王在准备进入巴黎市区的时候，城市的长老们总会在圣德尼列队等待，而且他死后的遗体在被送往王家墓地的途中也会有相同的仪式。虽然圣德尼在1436年遭到了英格兰的洗劫，但是圣女贞德曾经为保卫这里而战斗，后来亨利四世也是在这里的修道院拒绝接受新教信仰的。154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来到巴黎时，人们将他带到圣德尼，在那里他参观了许多统治者的陵墓，以及包括所罗门王的金杯、维吉尔的镜子、圣女贞德的宝剑、查理曼的棋、罗兰的象牙号角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独角兽号角在内的许多奇珍异宝。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圣物被闯入修道院进行劫掠的离经叛道的造反者所毁坏。那一时期，圣德尼在法兰西境内的首席神圣地位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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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仁·埃马纽埃尔·维奥莱—勒—杜克恢复了基督教堂早先哥特式的宏伟特色，但在圣德尼与巴黎关系史上的第二阶段，该教堂已不是受人瞩目之地。的确，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这座冷寂的建筑与周围飞速发展的一切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巴黎人将重工业发展到巴黎的二十个区之外后，圣德尼变成了郊区中一座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公社。铁路外加运河系统可以快速地为重工业企业供应原料，运走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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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内战期间，这座城市扮演了“红色地带”左翼分子事业支持者的角色，那个著名的红色地带是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寻求自治的地区。所以，那里成为巴黎资产阶级心目中对手集聚的郊区，时刻需要小心控制。尽管那里的左翼行动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去工业化大大缓解了它的好斗性，也驱散了“红色圣德尼”的神话。法兰西体育馆的建成以及一项广泛的城市改造计划赋予了它新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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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年，当路易六世动身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推举絮热为他不在期间的摄政，并一直持续到1149年。絮热住在现今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之间的圣马丁街附近，他认为这是“便于”治理王国的最佳选择地。[47]巴黎—圣德尼轴心在另一方面显现得也很突出，那就是教堂的建筑风格涉及卡佩王朝的声誉，即后来以哥特式而闻名的风格。正是絮热院长在12世纪30年代重建时将这一风格的尖顶、拱形结构、肋拱等关键因素集聚在圣德尼修道院上。始建于12世纪60年代的巴黎圣母院就在西岱岛上，那里原来是圣埃蒂安教堂的所在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将哥特式风格推至极致，甚至将其变成一种标志。哥特风格不久便被法国北部各地所接受，此后的一个世纪，整个欧洲都受此风格影响。哥特风格不仅为卡佩王朝带来了国际声誉，还改变了巴黎的容颜，当地的教堂纷纷效仿这一风格，如现在巴黎第五区的穷人圣尤利安教堂、现在巴黎第三区的田野圣马丁教堂和1247年圣路易修建在西岱岛上的圣礼拜堂，该教堂是存放耶稣受难时头戴的荆棘冠圣物的地方。哥特风格同时还进入民事建筑领域，今天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是王家司法宫的一部分，曾由路易六世、路易七世大规模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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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德尼轴心因王朝在国内外取得的军事胜利而增色。英国的金雀花王朝曾是法兰西历史上的一个军事进攻目标，该王朝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建立了囊括从加来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法国西部的庞大统治区域。继1111年路易六世在巴黎受到默朗伯爵的侮辱之后，1119年在布莱莫尔与英王亨利一世的战斗中失败并丢失王家标志和战马是他的又一次耻辱。但是在1124年，面对从东面进犯的德意志皇帝，路易六世在率领军队前去抵御德意志军队入侵之前，先骑马去了圣德尼教堂，以领授一面象征着查理曼帝国标志的旗帜。从此，从圣德尼领授这面具有象征意义旗帜的做法成为国王军事行动前的一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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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六世、路易七世和腓力·奥古斯都意欲将卡佩王朝建设成中世纪欧洲强国所做的军事努力不仅包括抗击外敌，还包括将王朝的封建附庸（包括英格兰国王）控制在王权之下。在路易六世统治初期，一个人仅仅围绕法兰西岛的大路走一圈就遭遇抢劫，甚至遇到比遭抢劫更糟糕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因此，路易六世将严酷与计谋融为一体，在法兰西岛卡佩王权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安全保障体系和王族权威，以对付那些好战的土匪、爵爷和城堡主。他和他的继任者不断在法兰西扩大王家领地。在这一过程中，1214年的布汶战役是值得夸耀的事迹之一。在那场战役中，腓力·奥古斯都高举那面神旗击垮了由英格兰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众多反叛贵族联盟组成的军队。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的势力不断缩小，而卡佩王朝的势力不断扩大。编年史家威廉·布雷东记载了布汶战役后国王和他的军队凯旋，巴黎人和学生“用盛宴、赞美诗和歌声”来庆祝这一时刻的欢腾场面。还有一百多个从战场上俘获的重要战俘被关押在巴黎。人们通过这件事情很难判断“到底是国王更爱他的臣民，还是人民更爱他们的国王”。[48]通过将巴黎人和卡佩王朝的胜利联系起来，该王朝似乎已将自己牢牢地与它选择的首都结合在一起。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腓力·奥古斯都在巴黎出席过75次不同活动，陪同的家庭成员约有500人。巴黎举行的各种王朝庆典也日益增多。巴黎圣母院成为王族的教区教堂，国王就在那里做弥撒。1215年，国王在此教堂举行结婚大典，1219年又在此教堂接待了来访的教皇。腓力·奥古斯都不仅在城里的老王宫下榻，也不时到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和圣殿修道院以及卢浮宫和万塞讷的要塞居住。尽管法国的国王历来有巡回的传统——这一特点一直贯穿整个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王族的权威却已稳固地扎根于王国的首都。事实上，“首都”或者叫“王国之首”[49]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使用的。到14世纪初期，“巴黎，如同曾经的罗马一样，是我们共同的祖国”[50]这一观点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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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奥古斯都故意将巴黎与罗马做比较，是想借此支持王朝宣称的所谓“自由王权”的主张。他要把自己的首都与自己的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罗马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一样，这也是他为自己取名奥古斯都的原因。罗马和帝国的主题在王朝宣传中日益显现。它与另外一个古老的主题交织在一起：特洛伊失陷之后的幸存者的后代建造了巴黎。一些人认为，巴黎城市的缔造者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另外一些人认为，法兰克这一民族是一支特洛伊迁居群体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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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腓力·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都努力使首都配得上如此杰出的起源。巴黎成为国家管理体制的胚胎和王家的驻地。从路易六世时代以来，王家印章就一直存放在巴黎。当国王不在巴黎的时候，国家文件的签署就以加盖印章来代替国王签字。1194年，国王在弗雷特瓦勒战役中丢失了王家档案，因此决定今后的所有外交文件都永久性地存放在西岱岛上的王宫里。王家财政部门也在巴黎，圣殿骑士团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公认的财政专家。王家法院和13世纪下半期开始就是王国高等法院的巴黎高等法院在西岱岛共同承担宫廷的诉讼事宜。现在，法律以国王的名义从巴黎发出，而且已经不再仅仅是国王个人作为统治者来实施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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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奥古斯都要以最惹人注目、最有影响力的方式帮助巴黎行使自身作为王朝首都的天职，以便提高巴黎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因此他下令在城周围建起一座护城墙。左岸地区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是1200年至1215年间修建的，右岸地区部分是1190年至1209年间修建的。商人阶层捐资修建了右岸的城墙，而河南岸的扩展部分全部由王家出资修建，造价要低一些。尽管拉伯雷“母牛的一个屁”[51]就可以把整座围墙震倒之词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左岸地区的围墙作为长期军事防御城墙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它有5000米长，基座3米宽，6至8米高，共有71座塔楼，每隔6至8米就有一座。塞纳河及一些小溪引来的水形成了右岸城墙的护城河，而左岸的城墙无水可用来防护。城墙有12扇可以重兵把守的大门。据编年史家记载，[52]由于国王忍受不了从他窗前流过的废水和巴黎人走过时留下的脚上的泥巴，他下令将各条通道铺上了石子。在城墙西面能够眺望到塞纳河，在面对盎格鲁—诺曼底属地的方向建起了卢浮宫要塞，其中央塔楼高达30米。卢浮宫要塞的建成使西岱岛上原有的防御城墙被放弃。毫无疑问，腓力和他的继任者加强了王宫[53]和要塞的防御系统，从要塞上可以俯瞰连接右岸地区和西岱岛的大桥及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