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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把巴黎塑造成一个新罗马的愿望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亨利四世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仅仅是城市的公用事业和装饰，与之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计划注重建筑物的雄伟与不朽。他们特别强调公共建筑，那些公共建筑可以给评论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细心考虑以何种方式将那些建筑置于城市之中以求改变城市风貌。建筑学院在提出一种更相似的、法国风格的古典主义形式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种形式对大多数简朴的建筑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65年，路易十四召贝尼尼，杰出的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家，来给庄严的卢浮宫设计一个君主要求的新的正面。最终，国王拒绝了贝尼尼设计的模式，而采用了由夏尔·佩罗和路易·勒沃设计的更为古典式、法兰西式的模式，但在构想上同样壮观。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内部被彻底修缮，有一段时间，三千个石匠和六百个木匠在那里辛勤地工作。园林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尔对杜伊勒里花园进行了重新设计。河对岸位于查理五世老城墙边缘的内斯勒塔楼被拆除了，那个位置及周围地区建立了四国学院。马扎然曾经捐款来建立这所学院。[167]勒沃是这座建筑的建筑师，这就是现在的法兰西研究院。该建筑拥有穹形顶部，它把新桥以西的整个城市风光象征着王权的深刻印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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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和科尔贝所喜爱的那种纪念性建筑被看作巴黎整齐划一发展愿景的组成部分，对在传统上塑造城市风貌的杂乱无章的建筑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所喜爱的那些上面没有房屋建筑的桥梁，如新桥，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河流意识。随着王家桥取代了轮渡街的老渡口，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王家桥是在17世纪30年代由企业家勒巴尔比耶用木材建造的，17世纪80年代又由国王出资用石头重建。从这里到新桥，两侧高大建筑林立，一侧是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另一侧是法兰西学院，成为一种公共的露天剧场，人们在这里燃放焰火，举行各种水上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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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市高大建筑的其他例子是建在城市北部的两个意义重大的凯旋门：一个矗立在圣德尼街的尽头，是为纪念1667年至1668年“荷兰遗产战争”的胜利而修建的；另一个在圣马丁街，是为庆祝1678年弗朗什—孔泰并入法国而建立。公共喷泉也以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风格重新装饰。1608年在新桥上建造的撒马利亚抽水机是一个著名的纪念物，1676年在圣母桥上又建了相同的抽水机。另外一个重要建筑是天文台，该天文台是由佩罗设计、1676年由路易十四在卢森堡公园南部建立的科学观测台。天文学家乔瓦尼·加西尼更喜欢位于城市外面比较开阔的位置，因为在那里的建筑上观察视角更为宽广，所以他不理解国王及其大臣所掌握的专制权力的新观察视角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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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和新凯旋门位于防御城墙的外面，但是防御城墙早已不复存在了。1670年，路易十四命令清除所有的防御建筑，并用成排的树组成的“林荫大道”取而代之。尽管在1674年他在这个建筑区之外建造了一道仅仅几千米长的城墙，但这只是一条没有军事作用的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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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巴黎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足见法国在军事实力上是多么自信。这是因为，由军事工程师、法国要塞专家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尔·德·沃邦在法国边境地区建造、由要塞和堡垒构成的不可攻破的网络，即所谓“铁腰带”，已经在遥远的边疆对法国形成了有效的防护。另外，宗教战争和投石党叛乱的教训是，防御城墙只能在反对而不是保护国王时起作用。人们希望，防御城墙的拆除能够加强巴黎人民对王朝的喜爱，这样一来他们的安全也就完全依赖于王朝的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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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城墙“林荫大道化”——准确地说应该是19世纪的“大林荫大道”化——在右岸地区迅速完成。防御城墙的拆除具有新的价值，当然，前提是能够保证城市可以得到充分防御，这样一来，防御城墙的拆除就具有相当的国际意义，因为巴黎的例子必将为欧洲其他国家做出榜样。尽管老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大门在1673年和1683年间被拆除，但林荫大道的修建直到18世纪末才在左岸完成。可以想象，在拆除的防御城墙范围内大约有一百米的空间，那里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人行通道，为城市和周围乡村提供美好的景象。因此，路易十四对巴黎的纪念碑式改造为休闲者提供了美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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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从事的其他方面的建设也证明，路易十四对巴黎的建设是把观测空间与城市纪念碑式的建筑结合在一起的。从现今巴黎第八区沙约的王后水道西部到杜伊勒里宫西南，展现了大体相同的城市景观。1670年，勒诺特尔在那里建造了一条“大水道”，该水道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中心，就在现今香榭丽舍大街一线上。在左岸地区，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空间利用是1670年建造的位于现今巴黎第七区的荣军院。在城区与近郊圣日耳曼区相交会的地带形成了一个街道网，包括学院街、圣多米尼克街和格勒纳勒街等许多街道，并建有造型优美的房屋。荣军院的服务机构给那个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活和住宅区，甚至向西延伸，将格勒纳勒和从前的养兔场一带也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从此向南，又修建了一条壮观的林荫大道式的街道——“布雷特伊大道”。为了保持原始的淳朴风格，城市北部不准修建任何形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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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及其宣传家大肆宣传荣军院是一个充满道德关怀的地方，是国王对那些曾经为国家英勇奋战的战士们的馈赠。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荣军院不仅为军人服务，而且为警察服务。在巴黎这个基本上没有防御城墙的城市，警察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在法国北部和东部，三十年战争而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巴黎等城市，投石党运动等社会问题也加剧了贫困。在这些情况下，复员军人和逃兵成为扰乱公共秩序和犯罪行为的重要来源，这种情况从百年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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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那些老兵安置在荣军院的部分原因，至少是为防止他们以劫掠平民为生。修建巴黎总医院的目的与此大体相同。特伦特会议以后的那些笃信徒，例如圣礼团，都是赞同这种做法的。将那些值得救济的乞丐、流浪者和并不严重的罪犯安置在多用途的贫民院，不仅使他们得到临时救助，而且从精神教育的长远角度来看，也是促使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改邪归正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家也呼吁，应该尽量为贫民阶级安排工作，这样至少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把那些贫困者和社会边缘人士集中到一起的另一个也许意义更加深远的原因是，那些人往往是传染病患者，这种病直接威胁社会精英的健康。1606年至1611年，亨利四世建造了圣路易医院，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目的就是为巴黎北部和贝尔维尔乡村的瘟疫受害者服务。在1618年至1636年间巴黎发生一种名为腹股沟淋巴结炎的地方瘟疫的时候，这座医院被长期用来治疗这种疾病。如果流行病人不多，该医院或者治疗皮肤病，或者干脆关门。尽管在1650年至1700年间平均每五年关闭四年，但腹股沟淋巴结炎疾病还是得到了与从前一样的治疗。巴黎总医院在安置那些可能传播疾病者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当然，荣军院也是一样，因为梅毒和皮肤病等地方病在军队中也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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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建立巴黎总医院的结果超出了计划者的初衷，带来了一个比较棘手而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使许多类似圣樊尚·德·保罗那样的具有慈悲思想的笃信者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建立了收容无家可归者，特别是弃婴、孤儿、老年人、虚弱的人、残疾人、精神患者，或者是约束各种罪犯，尤其是卖淫者和道德罪犯的类似巴黎总医院那样的机构。在那些建筑物中，有两个规模最大，一个是由利布莱尔·布里扬设计为女孩和妇女服务的圆顶小礼拜堂，叫作拉萨尔佩特里埃里（硝石场）医院；另一个是为男人和男孩服务的，叫作毕塞特尔医院。硝石场医院建立在老火药仓库旁边，位于遥远的圣维克多郊区，因为那里为生产火药开采硝石，因此该医院用这个名字来命名。本以为那里距城市中心较远，不会影响城市发展，但事实上正是那些破旧房屋的不良名誉使巴黎几十年间没有向这个地区发展。毕塞特尔医院建造在城市以南几千米外的一个被遗弃的庄园。17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一位参观者曾经这样形容该机构，那是一所“流氓窝，道德败坏，争吵不休”。[168]到1663年，巴黎总医院里只能容纳大约5000名贫民，绝大部分贫民要么在毕塞特尔医院，要么在硝石场医院。到1770年，这两所医院的贫民数量已经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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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疗麻风病患者的医院外，其他医院也逐渐在城市中心建立起来，那些医疗机构的慈善思想可见一斑。例如，紧挨着巴黎圣母院的主宫医院就是其中历史悠久的一个。对于那个伟大世纪的人来说，贫穷和疾病的到来既无法预见，也无法想象。当时的绝大多数医院，包括荣军院、圣路易医院、硝石场医院、毕塞特尔医院以及近郊圣安托万区的弃婴医院，全都在城墙以外。在左岸，市内确有一些小医疗机构，但在右岸围墙之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机构。如同远离贫穷的策略一样，疾病也被巴黎拒之门外。防止疾病流行的关键手段是设立“防疫线”，在1666年至1668年间，它们成功地防止了瘟疫从诺曼底顺流而下进入巴黎。在经历了对鼠疫担惊受怕的三百年时光后，巴黎人在完全不了解何为瘟疫的情况下与它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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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社会防治政策与拆除老城城墙并建立一个“开放”城市的战略如出一辙。城市的开放意味着对城市最有威胁的人正在被排除在城市以外。城市的治安政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17世纪初，巴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1643年一年中，就至少有372个人在城市中被谋杀。在1644年6月6日那一天中就有14人被暗杀，从17世纪20年代起，王室被决斗活动搞得焦头烂额，但是那种情杀行为有增无减。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甚嚣尘上，乞丐和罪犯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城内那些正常人无法光顾的地区，那里便形成了所谓的“圣迹区”。由于存在许多市政权力无法控制的“真空地带”，还有领主们享有的一些司法权力，特别是属于主教、大教堂神父和某些修道院的权力，这都在鼓励而不是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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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圣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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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巴黎人面临着严重的道德恐慌。乞丐和罪犯们组成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在善良的巴黎人所固有的轻信与诚实氛围中得以生存。那些难以琢磨的人居住在城市中土地法不能执行的地方，并在那里为所欲为。17世纪末，巴黎历史学家亨利·索维尔声称曾经造访了城市中那些最著名的“自由区”——圣迹区，该地区靠近女修道院，现今巴黎第二区的列奥米尔街、达米埃塔街和铁匠铺街一带。他记录道：“那里是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一个臭气熏天、泥泞不堪、乱七八糟、没有修缮的死胡同，是巴黎最破旧、最肮脏的街区之一，到了那里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是职业小偷、公路抢劫犯、卖淫女和乞讨者的老巢。所谓“奇迹”是指那些乞讨者把自己装扮成盲人、残疾、跛子或者疼痛难忍的样子，在经过一天的违法乞讨活动之后回到家中，“他们便脱掉装扮，清洗干净，瞬间变成健康而又愉快的人，所谓奇迹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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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寻常的圣迹区具有行会和社团的某些特色，如乞讨者有他们自己的规矩、仪式、行动路线、培训程序和忠诚标准。圣迹区还模仿波旁王朝的王室宫殿，那里的居住者有他们自己的国王，即所谓“大王”。索维尔说：“他们有自己的法律、三级会议，甚至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语言。”所不同的是，法国历代国王都强调自己权力的神圣性，而在圣迹区，“所有的人都放荡不羁，无法无天，没有洗礼仪式，没有婚姻，也没有人懂得什么是神圣”。更为惊人的是，那里有些人竟然是吉卜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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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圣迹区的所有故事基本上都鲜有事实依据，但却被有产阶级当成自我安慰的神话。不论警察和司法记录还是当时的城市地图，都无法证实在乞讨、卖淫和犯罪的世界里有如此规模的组织。因此，有关圣迹区的故事本身就是对正统文化的思想反叛，但是这种反正统文化的思想鼓励巴黎人在对穷人施仁慈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因为很可能会帮助了坏人和罪犯。这种想法也给路易十四在巴黎实施更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提供了理由，因为投石党已经证实巴黎的骚乱需要治理。1656年至1670年巴黎总医院的建立是从消灭街头乞讨和关闭犯罪避难所的想法中得到的启示，因为该医院集贫民院和监狱于一身，那些贫民和违法乱纪者就是在那里受到限制的。1667年，路易十四设立新的警务官员警察总监。作为警察总监的尼古拉·德·拉雷尼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圣迹区实行大搜捕，清理了那里的居民，使那一地区恢复法纪。17世纪晚期修建的一条笔直街道从圣迹区穿过，在1789年大革命期间女修道院遭到破坏，在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建设巴黎的规划再一次使那里得到发展，圣迹区的最后痕迹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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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贫穷和乞讨问题的反正统文化思想引发了维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831年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吸收了索维尔等作家的描写手法，像他们那样描述了自己笔下的吉卜赛人艾丝梅拉达、卡西莫多以及其他一些人物。雨果和其他一些赞同雨果的人反映了当时上层阶级对巴黎城市工人阶级组织的担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雨果生活的时代巴黎没有路易十四时代那样的贫困和有组织的犯罪。恰恰相反，如同17世纪中期一样，19世纪初也是城市移民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所存在的社会控制结构处在相当高的压力之下。圣迹区的故事是个神话，它使更多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治安忧心忡忡。不幸的是，这种神话后来再次出现。例如，在20世纪末巴黎对移民团体的描述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圣迹区是一个真正的街头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资产阶级虚构的产物，因此，它阴郁的意识形态内涵不应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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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巴黎的高级警察官员，沙特莱要塞司法总监雅克·塔迪厄和他的妻子在家中被杀，而要找到一个能够替代他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说明治安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1666年，一个高级别的政府委员会开始审查首都的治安问题，警察队伍得到改革和扩充。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在1667年设立警察总监一职，这是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新职位，负责全巴黎的治安工作，尼古拉·德拉雷尼为首任，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1697年。他的继任者阿尔让松侯爵担任此职将近二十年。这两人将近半世纪的任期使该职位的工作十分有成效，成为巴黎人生活之中绝对关键的因素。1667年设立警察总监的法令赋予他们的权限是“清除可能引起巴黎城市混乱的所有因素，多多益善”。[169]在治安这个问题上，科尔贝吸取了罗马帝国的经验教训。他提出：“首先要防止巴黎城市发展得太大，历史上那些最大的古典城市最终都是自毁长城，因为那些大城市很难确保城市秩序井然，也难以做到各个方面都得到良好的管理。”[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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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巴黎城内的非王室领主特权被取消，这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开始扩展到所有城区。当然，也保留了少数“自由”地区。例如，马莱的圣殿管辖区就没有警察机关驻扎，那里的作家们也就可以不受官方新闻检查的困扰。但是，有这种自由的地区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这些地区还经常有警察密探在活动。因为沿街乞讨的乞丐和扰乱治安的罪犯都被送到了巴黎总医院，据说圣迹区已经不复存在。从17世纪80年代起，随着年龄的增长，路易十四变得更加谨慎，更加笃信宗教，政府对卖淫和性变态的整治措施也更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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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警察总监的权力对社会治安具有相当的抑制力，但他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性，甚至有一些慈善特色。例如，对救济和援助穷人的关心，尤其是在发生饥荒和传染病的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警察总监采取了更为有效的街区清理、道路铺设和拓宽计划。马车是巴黎城市交通中一种比较晚才出现的方式。从前，巴黎人要么步行，要么骑马或者骡子。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以前，巴黎人还根本不知道使用马车做交通工具。有一次，亨利四世以“我的妻子在用马车”为由逃避去见他的首相。[171]具有讽刺性的是，亨利本人就是在一次塞车中被杀死在他的马车上的。到17世纪中期为止，据说巴黎已经有三百辆马车，并有一个盈利性的马车出租公司。到18世纪初期，巴黎的马车数量已经超过一万辆。作为警察行动的一个结果，巴黎街头的照明设施也相当不错，许多外国参观者对此多有评论。因为火焰照明带来了失火的危险，1700年以后，巴黎引进了一种荷兰消防泵，这是一种技术先进的灭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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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方面，国王和他的警察总监也同心协力。从亨利四世开始，波旁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关注巴黎丝绸工业的发展，一种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想开始流行，从而刺激了法国奢侈品的生产并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科尔贝在这方面尤为积极，巴黎成为他最有效的试验地之一。在近郊圣马塞尔区的戈布兰，位于当今巴黎第十三区，建立了一个大型国家工场，该工场在国王的首席画师夏尔·勒布伦的艺术指导下，专门生产王宫所需商品，如挂毯、雕塑、各种花式的铁制品、精致家具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商品。位于巴黎第十六区沙约的总医院有一个叫作萨伏纳的地毯房，那里专门制造地毯。在近郊圣安东区的罗伊，位于当今巴黎的第十二区，还建立了一个制镜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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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德·拉雷尼负责制定劳动法规。他制定的劳动法规不仅在国有工场实行，而且在全巴黎所有工场都有效。政府花费相当多的努力去镇压被称为手工业行会的秘密工人协会。16世纪的王家立法规定，所有的工匠和店主都必须加入合法的组织或行会。1673年，科尔贝对该法规进行了改革，并责成尼古拉·德·拉雷尼在巴黎实施。尽管国王本身也曾经怀疑这一法规能否得到实施，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巴黎的合法行会在数量上还是增长了一倍。严格限制工人加入行会的问题由警察负责监督执行，从思想意识上来说，这是符合控制下层人民的策略的。政府的控制政策在城区管理方面也得以实施。1680年和1702年，巴黎进行了两次城市区域改革。新的管理系统取代了原来地方资产阶级固有的、难以管理的体制，原来的管理体制是从上至下由沙特莱要塞实行监护，新的体制则是由警察总监派人对各个地区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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