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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几十年的努力就是要实现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美妙幻想，即完成他们计划的纪念碑式建筑，使巴黎无愧于“新罗马”的概念。但是，到了17世纪70年代初期，两个人都发现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科尔贝承认，路易十四厌恶在投石党叛乱时期锻造出来的巴黎人，这是他无法改变的。当住在卢浮宫的时候，国王对枫丹白露、圣日耳曼区的昂莱以及巴黎范围内的其他住宅从来没有忘记。路易十四最喜爱的地方是凡尔赛，而对其父亲路易十三来说，那里充其量是一个狩猎时的别墅。有一次，科尔贝对国王有感而发：“噢，多么悲惨，我们最伟大和最正直的国王……定将在凡尔赛遭到审判！”[172]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幕真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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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60至70年代，人们对路易十四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但是他发现，巴黎人不仅不赏识他的努力，而且对此大肆批评，在国王扩大自己国际荣耀的过程中，巴黎人不愿意发挥任何促进作用。例如，在1661年亲政以后，路易十四首先罢免了财政总监尼古拉·富凯，并以贪污罪对他进行审判，接替他的是冷漠无情但十分务实的科尔贝。然而，审判的时间越长，巴黎人就越支持富凯而反对科尔贝。巴黎人民对前财政总监受到如此对待十分反感。如果说路易十四鄙视巴黎人民，那么他同时也藐视巴黎市政委员会，不信任巴黎高等法院。他罢免了自己的同谋莱兹的巴黎大主教职务，以同情之心任用了投石党低级教士。当时，法国的许多神父被詹森派教徒的苦行思想所吸引，路易也从来没有忘记那正是投石党运动期间莱兹所率领军队的思想。路易十四在17世纪80年代对王家港的詹森派修道院采取了强硬措施，这引起了该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和广大市民的批评。1685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本期望能取得这座天主教城市的喝彩，但是没有得到一致好评。针对新教的各种非法暴力行径，包括毁坏胡格诺派在沙朗通的圣殿、以武力对付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引起了某些笃信宗教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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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宗教热情已经开始抑制不守规矩的和拉伯雷式的街区文化，而这种文化向来是巴黎人引以为豪的。剧作家莫里哀在他1664年发表的《伪君子》中讽刺了笃信的偏见，特别是从17世纪80年代起，当路易转向炫耀笃信的时候，莫里哀却反其道而行之。此外，新桥协会和投石党分子的煽动使国王与他的密友开始疏远。过去，法国的统治者历来是每年一度的圣日耳曼区集市的热心游客。集市热闹非凡，人潮涌动。一个德意志参观者记录说，集市上无奇不有：长胡须的女子、没有手用脚写字的人、狮子、骆驼、长有两个头的海豚、水族馆、长有五只脚的母牛、洋娃娃表演、壮士举起大炮、走钢丝等等，真可谓应有尽有，[173]但是国王已经不再光顾这个集市了。他现在偏爱宫廷文化，包括化装舞会、戏剧、芭蕾舞（而且成了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音乐会等。这种由亨利三世开拓的宫廷娱乐活动只有王家人士才能参加，而普通百姓则鲜有机会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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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路易十四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娜在卢浮宫逝世，国王独居凡尔赛宫，认为“在那里我才是我自己”，[174]而且这种特殊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路易十四近两年没有回到卢浮宫，此后也只在那里待过两个月。1670年2月10日，路易十四在一个雨夜离开了卢浮宫——而且将被证明是永远离开了，在接下来的44年里，直到逝世，路易十四回到巴黎不超过24次，而且从没有在那里过夜。法国政府也转移到了凡尔赛宫，他开始在那里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从1683年起，凡尔赛宫成为波旁王朝的永久驻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准备都很不充分：他的外交大臣在1672年不得不在一个动物园里过夜。在1683年以后，问题甚至更加明显，大臣们被迫来到凡尔赛居住，但是他们的办公室和档案室却在离凡尔赛三小时路程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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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与路易十四共同蕴酿巴黎美妙幻想的科尔贝去世，把巴黎建立成一个非凡之处的愿景也随之而去。事实上，在路易十四将宫廷迁到凡尔赛以前很久，他的心就已经离开了巴黎。在他统治期间，路易十四曾经在巴黎花费了大量资金从事建设，总数达2000万利弗尔，仅修缮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就用去了其中的一半，修建戈布兰工场和荣军院也没少花钱，但是所有这些钱加在一起也不及修建凡尔赛宫所花费用的十分之一。尽管王室对东面紧挨着卢浮宫的佩罗特宫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一直到18世纪该建筑还没有封顶，使用也就无从说起。巴黎确实面临着被这个新宫廷城市超越的危险。路易十四仍在问他的大臣：“巴黎人在说什么？”然而，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巴黎本身的命运，正如拉布吕耶尔所说，巴黎正在变成“宫廷的再版”。[175]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间，巴黎一直面临王室离开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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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曾经被路易十四这个罗马式的统治者所重塑，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接受到处都只有其形象的处境。宫廷报纸、政府控制的其他报纸以及王家宣传品都对国王歌功颂德。路易十四的形象还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在巴黎人面前，特别是在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更为明显。这两个广场本来就是要设计成展现王朝传统的地方，如同亨利四世建在右岸西部的王家广场一样。位于当今巴黎第一区的胜利广场就在黎塞留街以东，是由弗朗索瓦·芒萨尔设计的，旁边就是老练的廷臣拉弗亚德公爵下令兴建的路易十四塑像。1687年，那里的建筑刚刚结束，国王就参观了自己的塑像。位于当今巴黎第一区的旺多姆广场上也有一座类似的路易十四塑像。旺多姆广场上的房屋建筑与王家广场上的房屋样式相同，但其中蕴含着更加优美和精致的色彩，而亨利四世当时更喜欢古老而又具有田园风格的建筑。如同胜利广场一样，在旺多姆广场一带居住的是法国最富有的金融家，国王正是依靠这些人才能够进行对外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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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路易十四在各个方面都是巴黎的主宰，但他甚至不愿出席旺多姆广场的落成仪式，而是派奥尔良公爵派去代替自己。事实上，相对于王室形象的荣耀来说，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对随后出现的那些具有古典色彩的平民住宅更重要。1700年以后，路易十四最后几次光顾巴黎都与荣军院相关。但是，如果说他对军人健康问题格外关照，那么他对平民百姓的生活幸福与否则漠不关心。与平民百姓的居住条件相比，这些王家广场面积宽广，气势宏伟。1698年，英国来访者马丁·利斯特评论说：“那些宫殿和修道院已经吞噬了百姓住宅，使平民百姓几乎无容身之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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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80年代起，几乎是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法国财政空虚，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紧缩财政。1693年至1694年间，法国出现了近代早期最严重的人口大量死亡的危机，1709年至1710年间，这种危机再次出现。问题是由气候引起的。当时，由于恶劣气候而导致的农作物歉收席卷欧洲，口粮几乎断绝。在1693年至1694年间，十分之一以上的法国人被饿死。巴黎的一名目击者说：“在巴黎，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1400至1500人之间，有些人死在主宫医院，有些死在街头。”[177]1709年至1710年间的死亡人数没有披露，但可以肯定也十分严重。当时，巴黎寒冷的冬季时间延长，寒冬过后又发生河水泛滥，严酷的条件导致巴黎人口急剧下降，估计巴黎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从50万下降到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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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政府为应对这一灾难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并不能阻止政府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引起的广泛不满。1709年，在要求为贫苦群众提供生计的人数急剧攀升的情况下，巴黎的抱怨发展成为暴动。尽管当时的警察总监阿尔让松为减轻灾难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为了防止遭到暴民的攻击，巴黎警察总监办公楼不得不派兵把守，时有卫兵开枪并打死了一些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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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带有讽刺口吻地说：“开枪是使巴黎保持沉默的唯一手段。”[178]对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的巴黎历史来说，这样的评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巴黎的历史上，国王与巴黎人民对峙的事司空见惯，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因为这次是国王要控制巴黎，要使自己成为巴黎的主宰，这是一种政治谋略。反对派发动的公开暴力事件并不少见，但现在既然国王将国家的政治中心迁到凡尔赛，政府就不得不通过遏制、约束、限制、监督甚至最终诉诸武力等手段来控制巴黎人民。国王也曾经试图通过清除防御城墙的办法使巴黎人民更加依赖他，但是最终并没有实现。随着国王对巴黎的疏远，以及打消了建立一座新罗马城的想法，看起来，巴黎人民只能自己创造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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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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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6 启蒙时代无国王状态的首都（1715—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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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83年，巴黎就已经失去了它作为王室驻地的地位。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年方五岁的路易十五继位，将驻地从凡尔赛迁回到巴黎市内的杜伊勒里宫，他的叔叔、摄政奥尔良公爵则住到了罗亚尔宫。然而，年幼的国王被他伟大祖父的神圣光环弄得眼花缭乱，因此他再也不像孩童那样处理问题了，1722年，他将宫廷迁回凡尔赛，波旁王朝从此就在那里扎了根。路易十五的孙子和继位者路易十六也没有想把宫廷迁回巴黎。尽管1789年他曾住在巴黎城内，但那是在叛乱者的长矛和刺刀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那段经历我们留到后面再说。[179]在本章，我们所关注的是，巴黎围绕王国首都地位建立起的历史身份，当国王住在城内时享有的美好时光，以及如何应对国王不在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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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不认为巴黎是自己的家。在公共场合，他们感到很尴尬，他们缺乏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那种巧妙的无动于衷的神情。1744年，住在梅斯的路易十五突患重病，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人民送给他们的国王一个绰号：“受人爱戴的路易”。然而，这种情感既不深刻也不持久。1749年发生了一起儿童绑架案，据说这是宫廷官员利欲熏心所致，由此引发了一场暴乱。在经历了“失踪的孩子”事件之后，路易自己也很悲哀地说，他已经变成了巴黎人眼中“令人讨厌的路易”。[180]于是，他下令修建一条专门的道路，以便他能绕过首都往返于圣德尼和凡尔赛之间。此后，他再没有在巴黎过夜，没有在巴黎行使过国王的特权，不在巴黎圣母院或圣礼拜堂面对民众，甚至在卢浮宫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路易十六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事实上，1770年5月，当时还是王太子的路易十六与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举行结婚盛典的那个晚上，在杜伊勒里宫附近的街道上发生了可怕的混乱事件，一百多人被挤死，这一不幸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国王与巴黎人民糟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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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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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5月30日，路易十六结婚时的人群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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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王室与巴黎的疏远和对首都继续发展的担忧联系在一起。从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开始，法国政府就担心巴黎很可能重演古代城市因规模过大而衰落的悲剧。正如治安理论家德·拉马雷所说，“城市因其规模而死”。[181]由于人们纷纷搬到郊区，城市中心犹如淤泥堵塞般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并缺乏有效的管理，巴黎城面临被废弃的危险。1727年，居住在凡尔赛并很少关心巴黎的路易十五开始对巴黎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正式采取路易十四1674年发布的命令，禁止在郊区建设新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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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8世纪，巴黎的发展既没有因为王室的离去而受损，也没有因为政府的禁令而停滞。事实上，18世纪的巴黎作为一个无国王的首都城市，是其城市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活力的时期之一，它的人口从路易十四晚年的50万左右上升到1789年的65万，甚至超过了这个数字；它的贸易和制造业蒸蒸日上；它作为消费中心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它的知识水准不断提高。巴黎成为欧洲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的中心。城市的文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欧洲其他国家不仅羡慕，而且开始仿效。马里沃在1734年写道：“巴黎就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的其他部分都不过是它的郊野”。[182]然而在上个世纪，拉布吕耶尔曾嘲笑这座城市是凡尔赛的翻版，[183]但是现在这种说法已经颠倒过来。到了18世纪80年代，戏剧家兼城市评论家的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描写巴黎与凡尔赛的关系时认为，凡尔赛犹如“围绕旋风的一颗卫星”。[184]游览巴黎的国内外游客也认为，要亲眼看看法国宫廷，应该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凡尔赛。正像梅西埃所宣称的那样，巴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夏尔·德·佩松内尔在1782年也同意“巴黎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城市，一个充满着奇迹、美丽、邪恶和荒唐的地方”。[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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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巴黎旅游指南论著都曾强调它所拥有的古迹和考古遗址。热尔曼·布里斯的《巴黎城市新描述》一书在当时备受欢迎，多次再版。[186]然而，该书所要强调的重点已经与从前不同，它强调的是城市的现在而不是它的过去，强调现实胜过历史，强调商店地址而不是过去那一长串纪念碑的名字。巴黎的伟大在于它是什么而不在于它曾经怎样。人们越来越关心巴黎具有活力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以一种并非传统守旧的方式将这座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布里斯的《巴黎城市新描述》率先使用了一幅巴黎地图。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公开出版的巴黎城市地图就有一百多幅，远远多于以前。那些地图将1702年的巴黎分成20个行政区，而不是从前的西岱岛、左岸、右岸这样三个部分，而且当时的地图、年历、指南都被制成口袋本，以方便游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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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面孔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传统上王室权威的视觉表达有所减弱。迄今为止，路易十四拆除防御城墙比王室军事力量的炫耀更为重要。法国周边坚不可摧的防御堡垒的建立使巴黎人民获益匪浅，在投石党运动和1792年之间，巴黎基本上没有遭到入侵。如同沙特莱要塞一样，查理五世时代的巴士底狱成为一座监狱。在旧制度被推翻后，两座建筑均遭破坏。巴士底狱在1789年7月14日被攻占后的几个星期里被毁掉，沙特莱要塞在1802年至1810年间被毁掉，这当然都是时代的错误，同时还有很多建筑物从巴黎人的视野中消失。在一个开放的城市里，它们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但也有例外，[187]在反宗教改革的高峰时期，波旁王朝神圣王权得到认可，那些天主教建筑作为手段之一被保留下来。尽管不十分明显，那些宗教建筑逐渐世俗化和唯物主义化了。在那里，一些宗教仪式程序现在变成了世俗娱乐活动的开端。1786年，英国参观者格拉多克女士对这种把宗教和世俗娱乐混在一起的做法感到吃惊，例如，在圣叙尔皮斯教堂外面，数以百计的神父参加的宗教游行竟然变成了街头表演，“一只猴子坐在一头骆驼身上，一个小丑边唱边跳，并向观众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娱乐活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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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不在首都的情况下，王室给巴黎的权限始终处在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绝不是对巴黎撒手不管，毕竟巴黎提供全国税收的六分之一。尽管巴黎在事实上没有国王居住，但还是认真地接受王权的权威和王室的命令，按照规定向王室纳税。欢迎外国大使和政府官员的仪式在巴黎的街上和凡尔赛宫中特殊装点的房间里举行。在这种场合，国王往往对巴黎赞不绝口。当国王不在巴黎时，那些王室血亲们，如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五的表兄弟孔代亲王，也参加这样的庆典活动。巴黎高等法院重新获得了指责王室敕令的权力，并开始强调其作为巴黎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表者的职责，这很可能是一种不祥之兆。地方法官也卷入与路易十五的频繁的政治冲突之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18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及18世纪50年代，主要是围绕财政问题和法国教会内部的詹森派运动问题发生的。国王和巴黎高等法院都向巴黎人显示友好姿态，争相表现谁更爱护、更关心巴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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