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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柏克并不比任何人更加确信法国事态的演变趋势，虽然他从未像自己的某些辉格党同僚那样被热情冲昏头脑。然而让他感到愤怒的是，大革命给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启迪。这场运动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末，目标是重新分配议席、缩短议会任期和扩大选举权，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皮特提出的政府改革法案未获通过，此后这场运动走向了衰落。1788年的光荣革命百年庆典复活了改革的愿望，尤其是在因宗教原因而不能获得选举权的非国教徒之中。在旨在延续这些愿望而成立的“革命协会”中，非国教徒是支柱之一，而且促使柏克采取行动的正是著名的非国教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1789年11月4日（1688年的英雄威廉三世的生日），普赖斯在革命协会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篇布道词。他指出，法国在追求自由方面已经超过英国。它的宗教法律更加自由，它的政府制度更具代表性。当时十月的日子仍是人人争论的话题，对此普赖斯说，他感谢上帝，因为“我有幸在有生之日看到3000万愤怒而刚毅的人民，他们唾弃奴役，以无可抗拒的呼声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加入胜利的队伍，一位专断君主向他的臣民投降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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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关于法国事件的解释，柏克的愤慨无法遏制。1790年2月，他在议会激烈谴责大革命，这让他的辉格党同僚们目瞪口呆。接着，在11月，怒火又促使他撰写了一篇伟大的檄文。他争辩说，1688年的事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新型革命，而是保卫英国神圣的自由免受决意颠覆这一自由的君主的侵害。敬重古老的制度和既定的常规是真正的英国式道路，实际上这也是任何自尊的民族的唯一道路。但是法国人摈弃了这一原则。他们抛开祖先的智慧，亦不顾及给子孙造成的后果，走上了断绝全部遗产的不归路。他告诫法国人，“你们曾经拥有近乎完美的宪政要素……然而从你们的行动来看，似乎你们从未构建起公民社会。万事都要从头开始，你们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你们以蔑视你们的一切财富为开端。”最温和的君主以及最美丽的王后统率着生机勃勃、高尚而有教养的贵族，令人起敬的教士和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个君主制是“表面上而非实际中的专制主义”，只要进行些微调整，三级会议就有可能成为像英国议会那样的真正代表国民利益的机构。但是，在1789年的选举中得势的不是“国家天然的土地利益的代表”，而是“乡村神父”和“无名的乡间讼师……地方小法庭的职员、乡村律师、公证人，市政诉讼机关的各色代理人，乡村怨气和争斗中的煽风点火之人和操纵者……这些人一直仰赖的生存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财产权变得可疑、模糊和不稳定，怎能指望他们关照财产的稳定呢？”当然不可能，实际上，由这样一批人主宰的议会已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产没收行动。当柏克完成《法国革命论》时，法国教会的土地已经被国有化，他从中看到了“无知、莽撞、专断和抢劫的冲动，任何东西都无法抵挡这一冲动”。剥夺来的财产用来发行毫无可靠前景的虚假纸币，此举亦使教士公民组织法势成必然，但任何有尊严的教士都不会屈从。“在我看来，”他总结道，“这个新的教会制度只能是暂时的打算，它是为最终废除基督教——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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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促使柏克考察大革命的起因。他深信，法国的旧秩序中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把这一秩序的颠覆归因于阴谋。一方面是“财界人物”，这些渴望新利益的贪婪之辈因没有声望而心存怨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启蒙哲人，即志在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摧毁基督教的“文人阴谋集团”。哲人阴谋论并不新鲜。它可追溯到唯一被确凿证明的密谋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光照派试图破坏教会主宰的巴伐利亚政府的密谋。巴伐利亚政府公布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文件以证明密谋的严重性，柏克就看到过这些文件。柏克不是第一个将法国的事件归咎于类似于在巴伐利亚被挫败的阴谋的作者，但是，他将这一说法融入了当时对大革命最全面的谴责之中，这就赋予阴谋论以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不过，基督教的毁灭和无神论的得胜并不是他预见的唯一灾难。外省将憎恶“巴黎共和国”及其“猪猡大众”胁迫政府的做法，它们最终会切断联系，法国将分崩离析。指券将驱逐健全的铸币，将加速而不是避免破产。对于法国自己导致的混乱，唯一可能的终结方式是出现“某个深孚众望的将军，他熟谙安抚军队的技巧，具有真正的统帅气质，将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军队也只服从他个人……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这个真正统帅军队的人也就是你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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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的意图是要劝说他的同胞，法国的范例并不值得效仿。毫无疑问，他清晰地表达出了很多英国保守派对于海峡对岸事件的朦胧感知。不过，他言辞中的怨愤和怒火也是针对欣赏法国的英国人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做法为英国的国内改革运动吹进了一缕清风，自从皮特在1790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以后，这场运动也陷于停顿。对于柏克无节制的谩骂，改革派觉得必须做出回应，1791年的前几个月便有几份令人信服的答辞面世。不过，所有这些答辞与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这部著作发表于当年2月，立即被欢呼为权威性答复。潘恩是共和主义革命的倡导者，1776年，他首次鼓舞北美反叛者在这方面形成共识。1787年，潘恩返回欧洲，1789—1790年冬天他访问巴黎，此后便一直等候机会发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柏克的爆发给了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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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首先嘲笑柏克对过去的敬重。“每个时代、每一代人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须像此前的时代和先辈一样自由自主地行动。原则的多样性和枯朽物还有统治力的论调是所有暴政中最可笑最蛮横的。”接着他详细反驳了柏克关于法国事态的描述，斥责后者是权威的崇拜者而不是原则的拥护者，怜惜旧秩序的羽毛但忘却了这只鸟行将就木。他详尽地叙述了巴士底狱的陷落（柏克很少提到此事）和十月的日子，试图以此来纠正有关群众暴行的恶劣说法。潘恩论证说，这些运动的首要目标是确立人权。他印制了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的完整译本，并对它作了详细的注解，以此来驳斥柏克“毫无头绪的情感宣泄……一篇好似信口而成的政治评论”。法国人走上了一条创建合理、公正、明确的宪政的康庄大道，而柏克极力吹捧的英国宪政无非是一堆不公正的习惯法的随意而专横的集体名称，而这些习惯法的依据最多能追溯到某个诺曼冒险家的征服。现在该是所有人民学习法国人的榜样的时候了，应该废除贵族和爵位，取缔什一税，倡导人的再生。潘恩甚至鼓励英国人更进一步，即抛弃君主制。“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说，”他总结道，“政治世界中的任何改革都不应被视为不可能的。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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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场大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将18世纪90年代余下岁月中的英国公共生活推向极端化。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是部畅销书（两年内售出3万册），但它轻而易举地被《人权论》超过，后者可能总共卖出了20万册，因为此前陷入沉寂的改革社团已振作精神，积极推动这部作品在伦敦、外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传播。1791年10月，都柏林激进派青年律师沃尔夫·托恩在首次访问乌尔斯特时说，《人权论》是贝尔法斯特的圣经。巴士底狱陷落的第二个周年纪念与此前大不相同，英伦三岛各地的重镇都举办了宴会。在伦敦，人们为柏克而干杯，感谢他挑起了这场论战。潘恩当时在巴黎，帮助起草马尔斯校场的共和派请愿书。11月他回到伦敦，并把佩蒂翁作为嘉宾带到了革命协会。此时各个激进派俱乐部与雅各宾派互致兄弟问候已蔚然成风，有证据表明，到1790年底，辩论正在唤醒此前政治上一直沉睡的团体。12月，“五六个技工”成立谢菲尔德宪法协会，旨在推动成人普选和每年一届议会。到1792年3月，这个协会已有两千成员。同年1月，苏格兰鞋匠托马斯·哈第成立具有相同宗旨的伦敦通讯协会。这一年春天，《人权论》第二卷面世，文中谈论普遍原则较少，更多是关于英国激进主义实践的讨论，大多数外地大城市在同年建立起通讯协会以促进该著作的传播。但并不是整个英格兰都走向了激进化。1791年7月，伯明翰的“巴士底狱晚宴”引发了一场针对非国教教徒的骚乱，而非国教教徒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参加者。为教会和国王欢呼的群众洗劫了礼拜堂、会堂和一神派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而当地官员心领神会地袖手旁观。当体面人开始反思瓦楞逃亡时，几十年来徒劳地确立“天佑国王”为国歌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成功。1792年5月，政府发表反对煽动性作品的公告，并对潘恩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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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在英国开启的争论并非没有在别的地方引起关注。《法国革命论》刚一问世就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法文版四个月内卖出了1.6万册，三个德文译本的销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即使那些不赞同柏克的分析的人士，如他的普鲁士译者弗里德里希·根茨，也深受其谴责言辞中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潘恩激起的反响无法与之比拟。到1791年，大多数德国人，即使是那些两年前曾激动不已的人们，都以日甚一日的忧惧注视着法国持续的混乱局面，而那位英国人对法国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深信不已，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作为善意且不喜欢战争的诸侯—主教的臣民，有些德国人对法国教会遭受的掠夺深感震惊。对于大量在公法方面训练有素、维系着数百个德意志邦国的官员，大革命看来已经造成了混乱，这让他们反感。因此，柏克及其弟子和译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让他们相信，抛弃自己的遗产和传统以便一切从头开始的人是不明智的。而德国统治者的态度则完全在情理之中。1789年8月，国民议会在对封建主义发起攻击的过程中曾做出决议，剥夺众多德国统治者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某些颇有价值的永久权益，但对此没有任何赔偿。于是，当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1月决定将自己的宫廷从都灵迁走时，德国成了法国流亡贵族们显而易见的聚集地。阿图瓦伯爵在一段漫游之后落足于科布伦茨，这个城市是他的姑父特里尔大主教的首府，这件事发生在瓦楞逃亡前几天。几周之后，他的哥哥普罗旺斯伯爵跟他汇合，瓦楞事件之后数千名逃离法国的新流亡者也聚集到这里，如果他们不想继续溯莱茵河而上，前往另一位教会诸侯——美因茨选帝侯的领地与孔代亲王汇合的话。他们刚到德国便开始组织战争，为他们提供资助的有皇帝，有普鲁士、俄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有许多德国小诸侯。备战引起的混乱以及流亡贵族行为方式中惯常的傲慢，使得莱茵地区的百姓对他们鲜有好感。但即便如此，德国人仍没有对这场流亡者所反对的革命产生多大的同情。流亡贵族的到来是另一个责怪大革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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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茵人所担心、流亡贵族期盼的战争来得很慢。在皮尔尼茨宣言之后，唯一一位渴望与他所称的“欧洲大猩猩”交战的君主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他曾授权自己的臣民菲尔森策划瓦楞逃亡，他自己则于1791年6月前往亚琛欢迎重获自由的路易十六。此事失败之后，他与交战三年的俄国议和，从而为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叶卡捷琳娜二世欣然接受和约，但不是因为有机会加入一场反法十字军。她也要镇压雅各宾主义，不过是波兰的雅各宾主义。她一边指令外交官持续催促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采取行动，一边与两个侧翼的对手缔结和约，10月与瑞典，12月底与土耳其。不过利奥波德二世觉得，既然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皮尔尼茨宣言的后续行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国王和革命已经调和。所以叶卡捷琳娜还得等待时机，同时她还要集中精力镇压国内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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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国的资讯具有颠覆性，但大多数政府对这一点认识之慢让人吃惊。只有在西班牙，法国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因为那里的宗教裁判所严密控制着一切舆论表达。早在1789年5月，官方新闻机构就已停止报道法国的事件。9月，弗罗里达布兰卡授权宗教法庭取缔一切直接或间接鼓励不服从的作品，尽管这位大臣此前一直以其开明态度著称。1791年，军队封锁边境，所有外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机关登记。这些措施十分成功，以致一些法国流亡贵族发现，西班牙的一些村庄直到1792年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欧洲其他地方很少有采取这种隔绝政策的，但是，到1791年，大多数政府都开始后悔当初的开放。瑞典于1790年实行新闻审查，1792年，这一政策达到顶峰，禁止从法国输入任何文字材料，不准以任何形式涉及法国事务。1790年4月，俄国警察获准监视关于法国的宣传和看起来可疑的集会。两个月后，女沙皇因为看到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勃然大怒，她认为书中对农奴制的谴责和对自由的颂歌受到了法国人的启发，是在号召推翻现存制度。拉季舍夫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一个梦想家而不是革命者，但他的著作给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不过后来减刑了。他的审判给他的作品带来的名声很可能比作品本身赢得的名声还要大，尽管大部分抄本都被毁掉了，但是此后的出版审查（该著通过了审查）日渐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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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潜在的危险性越来越敏感，无疑与首先在英国爆发的思想辩论有部分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瓦楞逃亡和路易十六随后遭受的屈辱。所有君主都视之为可怕的，也许还是不祥的先例。君主们的恐惧肯定太夸张了，因为法国之外的革命者表现得很虚弱，哪怕是在一切都有利于他们的时候。但是君主们不了解这一点，但他们知道，欧洲最辉煌的君主已受尽他的臣民的凌辱。瓦楞之后巴黎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亦不能让他们安心。法国的革命者虽然发表了和平声明，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坚持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在1790年6月19日国民议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阿纳卡西斯·克鲁茨被允许带领一个自封的国际代表团走上议会讲坛，宣称此刻在法国吹响的号角正在唤醒所有受奴役的人民。这些人中间还有奇装异服的演员，一些更为冷静的旁观者对此深感不屑。但是也有数千名副其实的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他们来自日内瓦、荷兰和比利时，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掌权。瓦楞危机鼓舞了他们，他们极力推动法国人去挑战欧洲的暴君，后者的权力将在与武装的法国的自由使徒的战斗中崩溃。但在即将终结的制宪会议中，没有人相信这一点，王室也不相信。因为军队显然已经瓦解，数千军官已逃离军营，加入流亡行列。幸运的是，军队没有被要求去兼并阿维尼翁，因而制宪会议最后的一个挑战举动代价很小。但是，欧洲可以超然地注视法国事态发展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革命者开始逐步以向邻国输出难题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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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A. Cobban, Ambassadors and Secret Agents, London, 1954, 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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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G. 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0,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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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C. Nordmann, Grandeur et liberté de la Suède (1660—1792), Paris /Louvain, 1971, pp.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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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P. Dukes,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History,1971, p.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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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milly致Dumont的信，转引自edited by A. Cobban,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0,London, 1950,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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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London, 1969,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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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A. Cobban, The Debate,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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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八章 共和革命 1791.10—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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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议会宣布了成立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第一次开会。这两届议会的性质大不相同。教士和贵族离开了立法议会，而在1789年选出的代表中他们占了一半，参加1791年的选举或者被选上的只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回来或是继续参加1791年选举的只有少数人。新选出的745名代表都是相当富有的，在他们参加选举的时候，银马克的标准还在起作用，但是几乎没有人是靠着经商或是手工业致富的。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人数最多的是律师。制宪议会的代表们慎重地回避了新议会的选举，和这些即将离职的人相比，立法议会的代表都是些籍籍无名之辈，经验不足，大多人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但实际上也有些例外的，像新闻记者布里索以及数学家和政论家孔多塞都是有名望的人，但是可以肯定，有全国知名度的人不多。但是这些新代表能当选，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很有名望，这是在1789年之后全新的革命政治环境中树立起来的。在国民卫队里，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在那些依据新宪法设立的司法机构和行政区中那些数不胜数的选举产生的职位上，他们在革命改革方面获得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这些改革方案后来甚至被那些设计和颁布的人否决。他们也明白了国内哪些人是革命的敌人。从1791年开始，雅各宾派、国民卫队以及当选的地方官员就已经开始应付未宣誓教士的问题了。在整个夏天，有四分之一的外省呼吁制定新法令，以便让他们有权更密切监视那些业已被剥夺了年俸的顽固派教士。在那些普遍拒绝宣誓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和南部的中央高地，当地政府往往自行其是，驱逐或者监禁那些臭名昭著的顽固派教士。瓦楞事件以后这类措施愈发强化，而立法议会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10月1日参加立法议会的代表都认为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10月7日来自奥弗涅地区的跛足代表库东第一个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后议会听取了关于旺代省大规模反对新颁布的教会法令的报告，在这个地区有九成的教区教士拒绝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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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是困扰新一届国家代表的另一个问题。当立法议会召开时，对皮尔尼茨宣言的记忆犹新，所以那些接受大赦[1]，迷途知返，回国宣扬宪政的流亡者几乎没有。恰恰相反，出逃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一位英国访客说：“和去年相比，今年路上的马车和穿着考究的人越来越少……通道大开，出逃的现象让人十分吃惊。”[2]10月15日国王签署一项正式的号召令，请求那些流亡者回国，协助宪政的实施，这一次他是真心诚意的。而王后对他那些诡计多端的表兄弟们怀恨在心。那些已表明反革命立场的人士就在边境另一边练兵调度，这些人宣称比国王本人更了解他的真正利益所在，而实际上，虽然国王竭力摆脱各种猜忌，但他们的作为却有助于长期维持这些猜忌。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利宫全面装饰一遍，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庆贺宪政历史的开始，而他自己获得了民众支持，刚开始的时候他和议会还有一些误解，但很快就冰释前嫌了。而国王在流亡者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推动他们关系和解的动力。这让那些斐扬派的干将欣喜若狂，自从制宪议会闭会以后他们就留在了巴黎，王室似乎有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促成和谈，这使他们喜出望外。斐扬派不能参加立法议会，作为先前的制宪议会代表，两年中他们一直无法进入内阁。但是巴纳夫和迪波尔尤其希望通过私人途径来影响时局，而国王和王后再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此外，立法议会有345名新代表加入了斐扬派俱乐部，而为雅各宾派拉拢的仅仅只有135人，这对斐扬派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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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斐扬派都是私人集会，不接受旁观者。所以在那里谁也不会博得演说家的荣冠。甚至俱乐部的创办者也不抛头露面，以免让人觉得太过公开地议论政治。所以有点抱负的人自然就乐意参加雅各宾派，因为在那里能听到掌声，能锻炼如何去煽动人心，这将会让人在立法议会中受用无穷。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们还能接触到那些有威望的政治家，像罗伯斯庇尔、佩蒂翁和布里索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参与这个夏天肮脏妥协的交易，也未因此而脸面扫地。所以雅各宾派越来越有名气。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巴黎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布里索最后也成为官员，11月13日佩蒂翁继任退休的巴伊，当上了巴黎市长，比起他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拉法耶特，佩蒂翁多出了一倍的选票。斐扬派似乎没有这样的明星人物，从12月初开始，他们的成员逐渐离去。最后斐扬派孤注一掷，想要赢回他们的支持度，于是也将会议向公众开放，却发现旁听席上频频传来的诘问远远盖过了他们自己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一片喧嚣声，结果隔壁立法议会中的激进派就抱怨他们国家的立法者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被驱逐出了这块地盘，数周后才寻觅到一块较为偏远的新集会地。到那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朗了，斐扬派已然决定不了什么重要事情。然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全国的名人每夜都在讨论着那些对于法国大革命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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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是由布里索迈出的，10月20日他在立法议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是关于流亡者的。他提议没收那些领头的流亡者的财产，包括国王的弟弟。但是，如果这个措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法国将会打击那些庇护藏匿流亡者的国家。关于解决流亡者问题的最终手段必然是战争。虽然许多代表觉得这个提议有些草率，但是他们也决心着手处理流亡者的问题。11月9日代表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基本参照了布里索的提议，决定没收那些没有合理的理由出逃国外的亲王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收入，宣布所有藏匿海外的法国公民都是阴谋破坏国家的嫌疑犯，那些到1792年1月1日为止还没有回国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议会要求国王马上批准这项议案，但是11月11日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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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路易十六和立法议会之间的最初一段和谐期结束了。代表认为根据宪法，国王理应有他的否决权。可以说在那时，人们还是很尊重国王的用意，在一份公告中路易十六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巴黎街头巷尾的民众。起草这份公告的是斐扬派，公告颂扬了劝说和彬彬有礼的美德，唤起流亡者的爱国情绪，劝说他们回国。国王否决法案的自由也表明他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俘虏。但是对布里索和他的朋友来说，这个举动并不是那么单纯。自从瓦楞事件以后，谣言四散，声称主导政局的乃是一帮由王后操控的秘密的“奥地利委员会”，他们和流亡者以及国外势力结成了联盟，想要武力推翻法国的新体制。而国王的否决便是明证。王后和她在维也纳的兄弟之间必然有不少秘密通信，但是她的目的是对峙而非妥协，想要让流亡者躲避报复性法令的惩处。那么为什么国王会去保护革命公开宣称的敌人呢？这是萦绕在代表心头的问题。当讨论到非宣誓教士问题的时候，国王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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