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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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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巴黎公社——“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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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主战的巴黎对主和的多数派火冒三丈的话，那么，后者对巴黎也表现出同样的敌意。他们不能原谅巴黎无限期地延长战争，选出了那么多共和派议员，随后又拒绝批准预备和约。如前所述，主和的多数派议员绝大多数是君主派人士。在这些人的记忆中，自大革命以来，巴黎总想对国民代表发号施令，并数度通过骚乱推翻王位。因此，他们希望把议会设在远离巴黎的压力和疯狂的地方。于是，有人抛出了迁都的提案。枫丹白露、布尔日皆成了君主派议员们青睐的新址。不过，在梯也尔的力争下，最后被选中的还是凡尔赛。长期以来，巴黎已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法国的灵魂，取消其首都地位必将会在巴黎引发严重的后果。议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讨论议案时就提出了这一点。他们中的领衔人物路易·勃朗更是在讲坛上发出了严重警告：“此举将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设在别处的议会对此则鞭长莫及……这也许是从可怕的对外战争的灰烬中引发一场更为可怕的内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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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议会的多数非但对路易·勃朗的警告不加理会，反而无视巴黎人民在围城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苦难，轻率地通过似乎像宣战的一系列法令：取消未经证明处于贫困状态的国民自卫军战士的月薪；废除延期交付房租的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偿还已经延长7个月的到期债据。这些法令的实施无疑将使巴黎平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陷于赤贫和破产的绝境。人们完全有理由发问，制定这些轻率之极的法令难道不是君主派控制的议会为迫使巴黎就范而故意采取的挑衅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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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梯也尔对这一切将在巴黎引起何种后果也完全心知肚明。当3月12日议会在波尔多休会并决定于3月20日在凡尔赛复会时，他心里就已很清楚，必须设法预防或平息正在巴黎酝酿的革命。为了行之有效地制服巴黎，他陆续从外省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巴黎，准备用武力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17至18日的夜间，他派兵去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众所周知，正是这次大炮事件最终引发了巴黎人民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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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被迫自卫的巴黎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市政厅与旺多姆广场。3月26日，根据胜利地领导了3月18日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巴黎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民主选举。巴黎人民以极大的热忱踊跃来到了设在各区的投票点，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选举结束，各区共有92人当选为代表，但由于其中有些人在一个以上的区内当选，故当选者实为86人。当选者中有28名工人以及数十名忠诚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左派知识分子和职员。同时当选的还有21名资产阶级代表，这些人是由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区选上来的，本人多为律师、军官、工厂主。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后在巴黎公社成立后的最初几天中陆续辞职，其留下的空缺在4月16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工人和手工业者所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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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在市政厅广场上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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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由各区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庄严宣告成立。是日，大约20万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普通市民欢聚在市政厅广场上，庆祝自己政府的成立。主席台上放置着共和女神雕像，广场四周红旗招展，间或也有几幅镶上红边的三色旗。在乐队奏完《马赛曲》与《出征歌》之后，也被选入公社委员会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朗维埃高声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将政权交给公社。”顿时，广场上礼炮轰鸣，“公社万岁！”的口号响彻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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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建立伊始，就力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在3月29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中明确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国家各机关的职员，一律无效”。同日，公社在另一项公告中又宣布，废除征兵制，国民自卫军为唯一军事力量，它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该公告同时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紧接着，公社又陆续宣布取消旧的警察机构，解散原有的军事法庭，关闭塞纳省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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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社也力求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立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它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工业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与教育，由它们具体分管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公社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在委员会内部，从来不存在绝对权威。委员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公社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为了使社会公职不再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公社废除了国家机关的高薪制，高级官员的特权也被取消。根据规定，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的年薪不过6000法郎，“大体上其相当于巴黎较好行业中一个聪明勤劳的优秀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公社后来还颁布法令，禁止兼职兼薪。公社在改善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状况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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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在派兵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时，曾亲往凯道赛的外交部大楼督战。由于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普通民众奋起反抗，梯也尔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了巴黎。惊魂甫定的他一回到凡尔赛，就立即策划对巴黎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为了加紧拼凑镇压大军，他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增派援军，但征集到的军队寥寥无几。于是，梯也尔乞求俾斯麦施以援手。3月28日，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根据法德双方在卢昂签订的协定，德国同意梯也尔把法国军队的人数从4万增加到13万，允诺交还法国战俘（共达10万人），并准许梯也尔利用这些战俘与公社作战。从4月2日起，凡尔赛军队开始向巴黎进攻，遭到了公社社员们的英勇反击。4月中旬，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双方的损失也与日俱增。这时，共济会等团体曾想出面调停。但一心想要制服巴黎的梯也尔拒绝了一切调停。而公社方面也毫不示弱，明确宣布：“调停即反叛。”愤怒的公社战士们扣押甚至杀死了一批人质，还把坐落在圣乔治广场的梯也尔私宅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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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在反击凡尔赛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英勇精神，但及至5月中旬，形势对公社来说已极为严峻：首都的粮食供应由于巴黎被严密封锁而困难重重；对防护巴黎至关重要的一些炮台相继落入敌手；本来就不多的弹药即将告罄……。尽管如此，当梯也尔穷凶极恶地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勇的巴黎人民丝毫也没有想到向敌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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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在隐藏在巴黎的内奸的接应下，凡尔赛军队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冲进了巴黎市区。由此，“五月流血周”开始了，公社社员们筑起了数以百计的街垒，与杀红了眼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8日。最后的激战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之间。在这里，约200名公社战士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的官兵浴血奋战。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在墓地东南部的围墙下被集体枪杀。此段围墙的内侧后来被称为“公社战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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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流血周”中，整个巴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在战火熄灭后，梯也尔仍然在巴黎大开杀戒。有两万人未经法庭审判被杀害或枪决，此外，1万3千人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与巴黎公社有关的镇压活动一直延续到1874年。不过，巴黎公社社员们并没有被反动当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监狱、法庭、刑场或流放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凛然正气。公社失败后不久，担任过公社委员的著名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满腔悲愤地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国际》。17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这首诗作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成了一首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世代传唱的战歌。诚然，巴黎公社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不容低估。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巴黎公社的失败毕竟使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损失。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坐牢，有的流放。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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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巴黎公社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鲁热里认为，公社是法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是19世纪法国的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④需要补充的是，公社也是巴黎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随着它的失败，巴黎通过革命迫使全法国接受新制度的时代被画上了句号。从此，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它也不再迫使外省接受自己的革命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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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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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扑朔迷离的政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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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成功地”制服了革命的巴黎，使君主派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确信，这位古稀老人是“为时局所必需的人物”。在前者看来，镇压巴黎公社给法国带来了和平、安定与秩序，而这些是复辟君主制所不可或缺的；在后者看来，镇压巴黎公社免却了共和国被无产阶级推翻的厄运。于是，他们不仅一砖一瓦地为梯也尔重建其被巴黎公社社员焚毁的宅第“新雅典”，还在1871年8月31日让议会通过了“里韦提案”，授予梯也尔“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由此，梯也尔同时集议员、政府首脑和总统三职于一身，显赫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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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君主派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第三共和国前途未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梯也尔此时的政治态度对第三共和国这个“早产儿”是否能够继续存活至关重要。作为七月王朝时期的重臣，梯也尔被人视为奥尔良派。但正如其传记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梯也尔只有一个固有的主义，这就是统治”。⑤确实，他固有的癖好就是统治。更有甚者，这个早就野心毕露的小个子越老权力欲越强烈。当他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成为首屈一指的全国范围的胜利者时，梯也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其盼望已久的君临一切的机会正在向他靠近，而“保守的共和国”是既能实现他君临一切的梦想，又适合当时法国国情的制度。为此，此时的他坚决地，然而又是不明目张胆地把政治赌注押在了“共和国”身上。人们看到，在镇压了巴黎公社之后，梯也尔开始明显地疏远了君主派，尤其疏远了奥尔良派诸亲王。他甚至还在议会讲坛上如是说道：“在恢复君主制度前，必须让共和国进行一次合法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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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被镇压后，君主派希望立即把复辟计划付诸实施。为此，他们很快就掀起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复辟活动的第一次浪潮。在这一过程中，波旁王室长幼两支图谋融合。1871年6月，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路易·菲力蒲的孙子巴黎伯爵致函正统派王位觊觎者、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表示愿意放弃对王位的要求，尊奉尚博尔伯爵为整个波旁王室的领衔人物。不过，他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正当奥尔良派为与正统派修好频送秋波时，在第二帝国崩溃后沉寂一时的波拿巴派也重新活跃了起来。此时，渴望复辟，且在社会中占据多数的君主派虽然见梯也尔对复辟君主制态度冷淡之极深为不满，但由于多种原因，又苦于暂时奈何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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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在其遭遇大难时，往往对“奇迹人物”异常信赖。在大选中获得几乎全民族公举的梯也尔就是这样一位被国人寄予厚望的能使“奇迹”出现的人物。应当说，梯也尔没有让国人失望。为了尽早“解放”国土，梯也尔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偿清俾斯麦所苛求的50亿金法郎赔款。因此，他通过成功地发行一种公债，为法国提前偿清赔款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提前偿清了赔款，使德国占领军提前18个月撤出法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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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在加强国防、整顿和改组国家机构、恢复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效甚巨。1873年3月，当法国付清了最后一笔对德赔款，法德关于德军撤离法国的协定在柏林签署后，梯也尔的个人荣誉达到了顶点：他被人誉为“法国领土的解放者”；议会特意通过了“梯也尔有功于祖国”的决议，法兰西学士院也随之接纳他为院士。但恰恰也是在这时，君主派对梯也尔的容忍也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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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梯也尔执掌政柄的中后期，他已丝毫不掩盖自己的共和倾向。1872年11月，梯也尔在议会讲坛上明确宣布：“共和制存在着，它是国家的合法政体。要求别的东西，将引起一场新的革命，并且是最可怕的革命。”⑥在一次和君主派的辩论中，梯也尔还坦陈了自己实施共和制的两个理由。他说：“一则因为我已投身于此；二则因为如今实际上不可能有别的做法。”不过，梯也尔在表明自己的共和派立场时，也亮出了自己格言式的纲领：“要么是保守共和国，要么就不要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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