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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君主派而言，即使是再保守的共和国，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而，在梯也尔不再掩饰自己的共和派立场后，他很快就成了君主派的眼中钉。很快地，在奥尔良派头面人物布罗伊公爵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梯也尔的派别。他们利用其在议会中掌握的多数，多次向梯也尔发难，并在1873年2月底通过法令，禁止梯也尔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直接登台发表演说，他只能通过一个部长来宣读其书面发言。如果说君主派至此仍还容忍梯也尔呆在台上，那么，其重要原因只是他们还需要由梯也尔代表法国在有关德军撤离法国的协定上签字。一俟梯也尔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就将毫不留情地拔除这根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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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德军从法国撤走后，君主派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4月2日，他们迫使温和共和派格列维辞去议长职务，使梯也尔失去了在议会中的重要支持者。5月18日，君主派在布罗伊公爵的家中商定，由麦克马洪元帅接替梯也尔出任总统职务。翌日，他们在议会中对梯也尔最后摊牌，以异常激烈的言辞对政府的政策提出质询。此时，共和派虽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因其在议会中尚未占据多数，故对梯也尔爱莫能助。5月24日，议会以362票对348票的多数对梯也尔政府投了不信任票，迫使梯也尔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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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派在把梯也尔搞下台的当天，即把被恩格斯称为“法国最大的笨蛋”的麦克马洪元帅推上了总统宝座。平心而论，思想保守、信奉天主教的麦克马洪并无政治野心，他是在君主派人士说服下，作为“军人”接受别人委托的使命的。麦克马洪在就职后，立即授权布罗伊公爵组阁。后者领命后很快就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君主派内阁。新总统和新内阁一上台，就标榜要在法国重建“道德秩序”，而所谓重建“道德秩序”，说穿了就是加强教权势力、复辟王政的代名词。在重建“道德秩序”的过程中，布罗伊内阁肆无忌惮地扶植天主教势力，压制共和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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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的上台和布罗伊内阁的组成，使君主派认为复辟君主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们当中最大的两个派别——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加快了融合的步伐。1873年8月5日，巴黎伯爵专程从英国流亡地前往尚博尔伯爵在奥地利的流亡寓所面晤尚博尔伯爵。双方在会晤中经过讨价还价后商定，由年事已高的尚博尔伯爵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因尚博尔伯爵无嗣，由较为年轻的巴黎伯爵作为其王位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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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室长幼两支重新和解的消息传出后，保皇派们欣喜若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以为复辟指日可待，竟一边赶制国王用的轿式马车和其他物品，一边暗中盘算自己在未来宫廷中的职位。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次会晤中达成的和解并没有消除尚博尔伯爵与巴黎伯爵之间在政治体制和王朝旗帜上的分歧。10月30日，尚博尔伯爵突然在正统派机关报《联盟报》上发表了一封“消除误解”的公开信，明确重申他登基的先决条件是坚持专制君主制和决不放弃“亨利四世的白旗”。这一态度和坚持君主立宪制，主张保留三色旗的巴黎伯爵大相径庭。由于双方互不相让，两派的融合顿成泡影。当白旗与三色旗之争导致君主派的复辟活动搁浅时，教皇庇护九世曾懊丧地说：“只是为了那么一块破布。”其实，事情岂止像这位教皇所说的那样简单，此番复辟计划的流产，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较之庇护九世，梯也尔的讽刺之语倒显得更有见地：“尚博尔伯爵是法国的华盛顿，他建立了共和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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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君主制受挫后，对尚博尔伯爵的僵化态度怨恨满腹的奥尔良派通过布罗伊公爵，促使议会通过了将麦克马洪的总统任期延长到7年的法案。他们在这样做时所打的如意算盘是：首先以延长麦克马洪的总统任期稳住局势，以排除别的派别复辟的可能；其次，如果这顽固不化但已年老多病的尚博尔伯爵在7年内去世，奥尔良派就乘机独家复辟。在议会讨论这一提案时，在发表公开信后深感失策并懊悔不已的尚博尔伯爵秘密潜入巴黎和凡尔赛，指望得到麦克马洪的支持强行登位。然而，此时麦克马洪已完全倒向奥尔良派，他以不能辜负议会对自己的信任为由，将尚博尔伯爵拒之门外。此事进一步扩大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的裂痕。正统派还把复辟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布罗伊公爵。不久，他们甚至不惜与共和派一起，投票反对布罗伊内阁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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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派四分五裂、每况愈下的同时，共和派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共和事业日益深入人心。不过，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决出最后胜负，还得有待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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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尘埃落定——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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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5月16日，布罗伊内阁在共和派与正统派的左右夹击中倒台，取而代之的是以西塞依将军领衔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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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自相残杀为原在君主派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波拿巴派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在1874年5月至1875年2月间的补缺选举中，波拿巴派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在13个议席中赢得了5个席位，尤其是拿破仑三世的前宫廷侍从博古安男爵甚至在被共和派视为禁脔的涅夫勒省出人意外地当选。此时，拿破仑三世本人虽已去世一年有余，但其子却刚刚达到第二帝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上的成年年龄”，即19岁。于是，在帝国前大臣，国民议会现议员鲁埃的领导下，一场拥戴皇太子的运动揭开了序幕，并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那位在涅夫勒省当选议员的博古安更是有恃无恐地宣称：“我忠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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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派的重新崛起使共和派与君主派中的奥尔良派、正统派都意识到，在“九·四”革命中被推翻的第二帝国完全有可能复辟，而这又是此三派中的任何一派均不能接受的。于是，制止第二帝国的复辟成了共和派与波旁两派的共同政治需要。为此，共和派在甘必大的领导下改变了策略。此前，共和派一直鼓吹解散议会，并拒不承认它的制宪权。而此时，他们不仅不再要求解散议会，不再否认议会的制宪权，还主动接近主要由奥尔良派组成的中右派，争取中右派在议会中对确认共和制给予支持，即使这种情况下确认的共和制与他们原先设想的宪政计划相去甚远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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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共和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完成制宪工作。为了换取一部分奥尔良派议员对共和制的承认，共和派同意了奥尔良派提出的建立参议院等要求。由此，在议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由共和派，或更确切地说温和共和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多数。当要求在宪法条文中明确写上“共和国”字样的议案数度被尚未完全抛弃复辟幻想的君主派议员否决后，温和共和派议员瓦隆巧妙地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共和国总统，由参议院与众议院联合而成的国民议会，依绝对多数票选出。总统任期7年，连选后连任。”⑧1875年1月30日，该议案在议会以353票对352票，即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既然瓦隆修正案承认了共和国总统的职衔，那么也就意味着承认了共和国本身。就这样，共和制终于被议会承认了。由于共和国不是明确被宣布的，而是含蓄地通过其总统的身份和职衔被议会间接地承认的，因此，有人戏称它是“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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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年2月至7月，议会先后通过了三项宪法性法律：《关于参议院组织的法律》、《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关于政权机关间组织的法律》。这三个法律文件统称为1875年宪法，亦称第三共和国宪法。第三共和国宪法是法国宪法史上绝无仅有的最简单、最经验主义的一部宪法。它一无序言，二无理论说明，所有法律都仅限于分别阐述各个机构的选举、组成、职权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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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两院制”，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的权力和组成有宪法效力，其地位远高于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同时，它又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军政要员，在参议员赞同下解散众议院等等。显然，这部宪法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妥协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一片冷漠中通过的：议员们既无热情，又无掌声。在温和的君主派眼里，这是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的共和国，是“较小的坏事”；而在温和共和派眼里，这是一个与其设想的宪政计划相去甚远的“妥协的共和国”，它还需要大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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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2月31日，君主派占多数的本届国民议会在完成其使命后自动解散。在此前后，共和派在参议院75名终身议员的选举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中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由此，君主派在参议院只占微弱多数，而众议院则被共和派掌握了压倒多数。不过，共和国总统仍然是那位要到1880年才任期届满的君主派元帅。就这样，在这个“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以代表保守势力的总统与参议院为一方，以共和派占压倒多数的众议院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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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3月8日，新选出的参议院正式集会。按照议会制惯例，众议院或下院中多数派首领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但麦克马洪却无视这一点，拒不授命作为共和派首领的甘必大组阁，反而从奥尔良派左翼中挑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杜福尔当内阁总理。与此同时，麦克马洪还以政局需要为名，责令杜福尔保留前任内阁中的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位（两人皆为君主派）。受制于总统的杜福尔内阁上台伊始，就受到众议院共和派多数和参议院君主派多数的左右夹攻。在处处碰壁、无所适从的窘境中硬撑了半年多后，杜福尔被迫在同年12月初交出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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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麦克马洪责成温和共和派茹尔·西蒙组阁。总统之所以要西蒙组阁，一则是因为他觉得西蒙比较温顺，容易控制；二则是因为西蒙与甘必大素有嫌隙，可借此加深共和派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当然，从客观上说，任命西蒙也是君主派总统对众议院共和派多数作出的无可奈何的让步。以共和派身份执掌内阁，西蒙堪称第三共和国史上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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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西蒙是一个不乏小聪明的政治家，他在议会两院亮相时的不同表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他站在众议院的讲坛上时，他先是大声标榜：“我完全是一个共和派”，继而又小声补充道：“也完全是一个保守派。”反之，在参议院的讲坛上，他先是低声说道：“我完全是一个共和派”，然后又立即拉直嗓门表白：“也完全是一个保守派。”然而，虽然西蒙机灵有余，但一心想走中间道路的他不仅未能左右逢源，反而受到两面夹击：君主派因为西蒙内阁在众议院多数派的压力下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共和派的政策而对西蒙愤愤不平；共和派则因为西蒙反对教权派势力不力而对他横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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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教权派肆无忌惮地掀起了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新浪潮。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在1877年5月4日在议会发表重要演说，严正警告教权派：“你们要么不做法国人，要么服从法律。”甘必大还引用其朋友的一句话来结束此次演讲：“教权主义，这就是敌人。”在这一随即传遍全法国的著名演说的推动下，众议院的共和派多数迫使西蒙接受了一项议程，谴责“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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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来以保护教会为己任的麦克马洪在读了甘必大的演讲稿后大动肝火，而这一议程的通过则更使他暴跳如雷。于是，他不仅准备向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反击，同时也决定与在他眼中已沦为甘必大同谋的西蒙分手。5月16日，麦克马洪致函西蒙，责备他对共和派采取纵容态度和在众议院面前软弱无能，并强调他作为总统要对国家负责。麦克马洪还向西蒙宣称，他“宁肯被推翻，也不愿受甘必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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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接信后被迫辞职。一个共和派内阁就这样被一位君主派总统逼下了台。此事史称“5·16危机”。“5·16危机”的发生拉开了君主派向共和派反攻倒算的帷幕。5月17日，麦克马洪任命布罗伊再度组成君主派内阁，并让波拿巴派核心人物富尔图担任内政部长这一要职。面对君主派的反扑，众议院的363名共和派议员以惊人的一致对布罗伊内阁投了不信任票。麦克马洪见众议院不肯就范，在按宪法规定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于同年6月22日悍然解散了众议院。当此令下达时，甘必大充满自信地说道：“离开时，我们是363人；回来时，我们将是400人！”⑩尽管在共和派眼中，麦克马洪的作为无异于政变，但平心而论，他的作法确实不乏法律依据，可以说，“5·16危机”既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两大势力斗争的缩影，也是在国家制度上议会制与总统制之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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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众议院的选举定于10月14日举行。由于共和派和君主派都知道，这次普选是双方一决雌雄的最后机会，故竞选是在异常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君主派利用其执政地位，动用巨资开展攻击共和派和支持君主派势力的宣传攻势，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司法等高压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击共和派势力，如撤换了1743名共和派市长，解散了613个支持共和派的市镇议会。在君主派的嚣张气焰面前，共和派也毫不示弱。同时，他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团结在甘必大周围。至于共和派无可争辩的首领甘必大，此时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民主政体的旅行推销员”。在他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共和派获得了此次众议院选举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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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1月7日，新众议院集会。甘必大担任了众议院议长。面对选举失败，心有不甘的一些君主派分子曾打算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他们中有人甚至扬言：“只需一个指挥得当的营，便能奇妙地弥补宪法的缺陷。”⑪不过，深知大部分官兵已倾向共和制的麦克马洪没有这样做。12月13日，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翌年1月，共和派又乘参议院三分之一议员改选之机，赢得了参议院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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