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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安特卫普的城市并不是由商人管理的，市政厅的官员都是少数几个贵族家族的成员。虽然在传统上不允许他们从事经商活动，但是在实际上他们与商人和商业都是有联系的。当时这座城市拥有100艘从80至100吨的船队，安特卫普的商人还发展出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货物交易，他们的商船行驶至那些地方，购买小麦、木材与黄麻，再运输到法国的沿海地区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港口销售，再从当地满载香料以及葡萄酒通过位于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桑德海峡返回安特卫普等地。另外，尼德兰北方荷兰以及泽兰两个航运大省的船队，也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运来了木材以及谷物，还有布拉班特地区出产的挂毯、家具、钟表、乐器、手工艺品、纺织品、刺绣、成衣也被运到这里，同时还可以看到来自英格兰的羊毛以及日耳曼地区的金属与矿产。荷兰省的双桅大帆船，除了自己载货以外，也承担为查理五世的军队在围攻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时运输士兵、武器以及各类补给物资的工作，由此带动了运输业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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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该城市除了本地的商人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外国商人在这里的活动。除了葡萄牙人以外，还有卡斯蒂尔人、卡塔隆尼亚人、意大利人、拉古萨人、英格兰人以及布列塔尼人，他们驾驶着大小不等的船只来到这里从事各种不同的货物的贸易。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高度评价这座城市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贸易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并认为从1501年至1521年是它第一次飞跃发展的时期。这位历史学家这样描绘安特卫普的各类贸易活动：“1500年左右的安特卫普还只是一个新兴的商埠。但是在它的四周，人口稠密的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地区正处于平稳发展的时期。汉萨城邦的贸易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到排斥；大西洋诸岛的蔗糖代替了蜂蜜，华贵的丝绸代替了裘皮。但是即使在波罗的海，荷兰与泽兰的船只也在与汉萨城邦的船只相竞争。英格兰的商人把贝亨奥普佐姆和安特卫普的交易会当作交接站，进口的呢绒坯料在当地染色以后供应给欧洲各地，特别是中欧。安特卫普的最后一个优势就是有大批的日耳曼的商人在市内定居，特别是日耳曼北方的商人。最近的研究表明，正是这些商人首先接受在安特卫普就近交易，不再前往布鲁日。他们提供的货物有来自莱茵河的葡萄酒、铜和白银。后者使得奥古斯堡的商人和银行家发财致富。”在1502年至1503年，奥古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出口的采自匈牙利的铜有24%运到安特卫普；到1508年至1509年，则达到49%，运往威尼斯的只有13%。1508年，从欧洲各地经由安特卫普运往里斯本的白银达到6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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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的市场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的交易，而且该城市还提供商业贷款的服务。商人在新成立的“交易所”（Bourse）进行金融交易服务。当时安特卫普的金融以及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尼德兰整个地区的许多城市都利益均沾。安特卫普依靠着香料、白银和借贷业务，加入欧洲各大市场的金融网络，吸引着整个欧洲的商人们的目光和行动，由此，安特卫普也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随着工业组织的专业化，延伸出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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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尼德兰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快，此一地区约有总数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里。就欧洲当时情况来看，尼德兰地区的城镇化、商业化以及人民平均收入是全欧洲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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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借贷方面来看，由于查理五世奉行在欧洲大陆以及美洲同时扩张的政策，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撑。尼德兰地区从事商业以及金融的人士，凭借优厚的借款利息，纷纷贷款给查理五世的朝廷。虽然当时天主教会禁止商人贷款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商人们仍然可以用各种迂回曲折的方式，突破不准放高利贷的禁令进行贷款活动；就连查理五世也以哈布斯堡王朝的收入作为担保，进行债券交易。安特卫普的金融交易所，也提供债券交易的业务。债券等同于货币，因此其他相关的银行金融服务也兴盛起来了。布罗代尔指出，在那个时代，与其说安特卫普取代了布鲁日的地位，不如说它取代了威尼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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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内，昔日繁华的布鲁日的地位却越来越衰落了，其部分的原因要归咎于狭隘的商业寡头统治，他们过于顽固地墨守商业上的成规陋习，对外国的商人监视过严，极力限制外国商人在布鲁日出售从安特卫普以及贝亨奥普佐姆等有竞争关系的地方的商品。布鲁日还规定只有当地居民充当经纪人的交易才是合法的。1477年，布鲁日采纳了一个计划，要将商业贸易限定在一个交易中心里完成。所有这一切都与当时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趋势背道而驰，较有进取心的商人都离开布鲁日另求发展，甚至大自然也与布鲁日为敌。14世纪初年，它的港口开始淤塞，外来的船舶在接近港口的时候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大胆的”查理试图另外再开辟一条运河以为补救，但是需要资金，他迫使根特以及伊普雷捐资，但是这两个城市无力承担。最后，河床变得越来越浅，在低潮的时候，人们从哪里都可以踏着河床过河，布鲁日不再是一个港市。1494年，该市的4000多幢房子都空无一人，化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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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则悄然兴起，不仅取代了已经衰落的布鲁日，而且紧紧赶上了安特卫普。早在13世纪，阿姆斯特丹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了。构成阿姆斯特丹港口的阿姆斯特尔河大坝比斯勒伊斯大坝早建了90年。早在1204年前后，阿姆斯特尔兰的领主在河口建立了一座堡垒和一座堤坝，阿姆斯特丹就是以此命名的。1270年有记载说从汉堡取道乌特勒支进行贸易的商人喜欢在威赫特河的河口与乌特勒支商人进行贸易，此河在离阿姆斯特丹稍微偏东的穆伊顿附近流入须德海。但是在冬天的时候，远洋的航船不能在此地停靠，因为冰雪封冻，船只会搁浅。在此情形之下，阿姆斯特丹港口开阔而又隐蔽，其优越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另外，阿姆斯特丹与布鲁日不同，它是一个允许自由贸易的港口——这一点与安特卫普一样。1315年，荷兰伯爵弗洛里斯从阿姆斯特尔领主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并把它与荷兰的领地合并，从此阿姆斯特丹走向强盛。在汉萨同盟和佛兰德斯的航运记录中，阿姆斯特丹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哥得兰海洋法》第54款写道：“倘若船只在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装运货物，并且驶向佛兰德斯或者其他的市场，由于恶劣的天气或者给养的缺乏而来到阿姆斯特丹……”显而易见，阿姆斯特丹以及须德海是往返于波罗的海和佛兰德斯各港口之间船只的避难所。1358年，阿姆斯特丹成为汉萨同盟中的一个城市，并且成为汉萨同盟在须德海周围许多汉萨城市的最重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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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南方在经济贸易上超过了北方，但是北方的一些省份特别是荷兰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可以完全忽略，因为正是在北方后来发生了反抗西班牙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斗争，其中经济上的因素是应该加以考量的。荷兰人在15世纪初年的时候，自夸本省在拥有船只以及海员人数方面超过了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两省加起来的总和。不过，荷兰在海上航运的力量只是集中于运输较低价值的笨重货物，包括谷物、木材、盐和鱼类，而渔业是没有大商人参与的，商业的价值与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的工业品出口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能相提并论。有鉴于此，哈布斯堡政府要求荷兰省在财政上缴纳的赋税只有布拉班特的一半，而布拉班特所缴纳的赋税只有佛兰德斯的六分之一。但是，从15世纪的上半叶开始，荷兰的经济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因之一是当时该省已经发展出帆和桅杆等装备完整的用于远洋航行的船只（full-rigged seagoing ship），这种船只是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宗货物海上运输的基础。1400年以后，荷兰省的船只就已经前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运输谷物和木材，又去葡萄牙以及法国的西海岸运输盐。在15世纪的早期，荷兰还发展出带有帆的捕捉鲱鱼的船只，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在北海鲱鱼出没的海域，都可以看见荷兰省以及泽兰省的这种渔船。同一时间里，荷兰在农业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是该省在1400年以后围海造田的速度有所减慢，造成海水倒灌、农田荒芜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一些土地不适合耕种庄稼，所以当地农民转而养牛发展乳业，这种情况造成农业人口移民进入城市以及需要从海外进口谷物饲养乡间的牛群。另外，从事乳业的结果是当地生产出大量的奶酪，也需要出口到外省以及外国。由此，荷兰省的居民城镇化的程度就不断提高，海外贸易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加。当然，荷兰的经济也不是完全单纯的远洋贸易，因为该省中6个主要城市中有4个——莱顿、哈勒姆、代尔夫特以及豪达都是内陆的城镇，没有远洋贸易以及捕捞鲱鱼的舰队，它们都以加工业闻名，主要出产优质的啤酒以及中等质地的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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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鱼市》，Lucas van Valkenbrch绘制于15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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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经济方面，尼德兰人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采用不休耕的耕作模式，轮流种植燕麦与亚麻。在动力蒸汽出现以前数百年的13世纪，他们就利用风车改良排水系统，改变土壤的性质以提高农作物的收成。在16世纪的时候，筑坝、灌溉以及水利的系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低洼的地区尤其如此。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新式的风车已经系统地运用到灌溉工程中。早在14世纪的时候，人们已经使用风车将水从筑坝围垦出来的低田里面抽出，保证庄稼的自然生长。但是，直到16世纪人们才在风车的制作结构上做出很大的改进并推广使用。尽管风车的技术在改善中，但是洪水所造成的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1421年11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和可怕的圣伊丽莎白日的大洪水，荷兰省南部有72座村庄被洪水淹没，海水冲垮了多德雷赫特的城墙并将弗里斯兰西部的大地切割开来，造成极其重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1530年的圣菲利克斯节再度发生大洪水，造成泽兰省的严重灾难。不过，这没有改变尼德兰人民特别是北方沿海地区的人民使用风车抵御洪水、改进灌溉系统的决心。风车排出的水，进入堤坝周围开凿出来的运河中，运河再将水汇集起来排入北海。风车除了排水的功能，还可以用来碾磨谷物、压榨种子取得油料以及传递讯息。当时尼德兰的大地之上，到处布满着风车。仅在北方地区，就有9000多座提供动力的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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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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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基督教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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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西欧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是1470年代至1480年在尼德兰地区产生的，其具体的地点就在相对遥远的东北部省份上埃瑟尔以及格罗宁根。这样一个对整个欧洲的文化发展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居然起源于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相对封闭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加以仔细地考察，自中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中一直有虔敬的和灵修的传统，当地教育的发展也为这一思想运动的发生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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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晚期在尼德兰地区出现的一种名为“现代虔敬运动”（Devio Moderna or Modern Devotion）的宗教思想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出现作了准备。当时，有一位名叫格罗特（Geet de Groote，1340—1385）的人，他创立了一个名叫“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团体，倡导一种虔敬的宗教生活。他原本是代芬特尔的普通市民，早年在巴黎接受教育，学习医学、法律以及神学，后来也有了成功的职业。在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去了科隆以及别的地方教书，并过着一种奢华的和自我沉沦的生活。从1374年开始，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想开始过一种虔敬的和简单的生活。以后的三年，他是在一所修道院里度过的，他听从卢斯布鲁克（Jan van Ruysbroeck）的教导，在1379年成为乌特勒支教区的一名传教员，不过他并没有成为一名拿圣俸的教士。他用荷兰语布道，赢得了许多民众的敬仰。不过，他也坦率地批评当时教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后来并不见容于教区。在离开教区以后，他在各地旅行并批评当时教会中的一些神职人员的腐败生活，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他特地写了《公共抗辩》（Publica Protestatio ）坚持自己的立场。格罗特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人，他们成为“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核心成员，他并不要求这些人发终身圣愿，而要他们在内心听从天主的召唤。他们在代芬特尔过着一种半修道式的生活——奉献个人的财产、居住在共同的房舍里面、有纪律之维持、按时祈祷并从事劳动。他还在同一座城市为妇女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他们的虔敬的宗教生活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在格罗特去世以后，“共同生活兄弟会”仍然发展，其中一部分人居住在温德斯海姆（Windesheim），遵循着奥斯定会的会规。他们非常强调教育，在尼德兰全境广设学校，以后还到日耳曼开设学校。他们还为学校提供书籍，许多成员抄写经书并付诸印刷。这个运动赢得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敬仰和参与，在市民阶层以及修道院两个方面发展，对于15世纪中叶的尼德兰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文提及的查理五世的私人教师，后来成为罗马教宗的哈德良六世早年也是代芬特尔和兹沃勒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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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就是托马斯·埃·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1379—1471），他出生于古城肯彭（Kempen），这座城市位于今天德国境内，莱茵河以西，靠近科隆，有河流与风车。他的父亲是一名手工艺人，家境贫寒。他12岁的时候就去拉丁文学校读书，后来，他去了尼德兰的代芬特尔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读书，此类学校在当时享有良好的声誉，他在那里读书，学习的课程相当于大学的预科，有语法、逻辑、修辞与哲学等。他于1399年进入位于阿格尼藤贝格（Agnietenberg）的一种按照奥斯定会会规生活组成的灵修团体，过灵修的生活。该团体也是隶属于温德斯海姆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他于1406年在这里出家当了修士，以后也在此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将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祈祷、写作、布道以及抄写经文上面。他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的灵修导师。他写作的书籍的题材十分广泛，包括苦行、布道、诗歌以及人物传记。他对于格罗特的生平事迹极为敬佩，特地撰写了他的传记。不过，肯皮斯最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莫过于《效法基督》（又被译为《师主篇》，De Imitatione Christi or Imitation of Christ ）。这本灵修的书籍旨在指导基督徒如何追随耶稣的榜样过一种完美的精神生活，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和第二部分是讨论灵修生活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灵魂的内在意向的，第四部分则是关于圣体圣事的。此书的手稿以及抄本已经十分流行，1473年，此书第一版印刷本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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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道尔夫·阿杰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3—1485）也是“现代虔敬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出生于今天荷兰的巴夫洛（Baflo），是当地的一名座堂神父的私生子，该教堂是奥默兰的六个主要地区教堂之一。他在格罗宁根的提倡虔敬运动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后来又去意大利学习，当他于1479年回到尼德兰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在尼德兰以及德意志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并进入了勃艮第在布鲁塞尔的宫廷。他在安特卫普担任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但是，他不久就认为当时的学术文化相当粗鄙和简陋，决意离开安特卫普。他通过家庭和别的联系去往尼德兰的东北部地区，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余生。他被称为北欧人文主义之父。他在那里不仅向人们传播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注释法，而且鼓励人们学习古典的拉丁语、新的批判哲学以及进行有关古希腊的学问研究。在当时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他是为数极少的同时懂得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也是教育家和音乐家，提倡教堂的管风琴演奏以及圣乐。同时，他也反对长期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在他去世以后，人们出版了一些关于他的生平传记，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名望。他受到下一代的荷兰以及日耳曼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尊敬，伊拉斯谟等人都承认他的思想是北方人文主义的源头，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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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虔敬运动”以及“共同生活兄弟会”并不与社会隔离，却希望过简单纯净的宗教生活。他们一定程度受到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影响，强调内心的体悟，不提倡经院哲学。但是，与狂热的神秘主义相比，他们的取向仍然很不相同。关于肯皮斯的神秘主义，赫伊津哈将它称之为“冷静的神秘主义”（nuchtere mysticisme），这位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认为，尼德兰的基督徒们，在中世纪的晚期已经舍弃了狂热浓烈的神秘主义，他们制止了灵修生活中的偏激，将宗教的热忱转化为对天主的谦恭柔顺以及平实温良，并且崇尚日常生活中的虔敬、道德、简朴以及慈善。但是，他们对于弥撒特别是圣体圣事中的“奥秘”仍然充满着温和和静谧的热情，对于圣灵的指引感到含蓄细致的恩宠。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提到：“在温德斯海姆的修道院，见到的是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宗教情怀与微妙细致的神秘。它并非是雷霆式的浓烈的神秘，它是一种小小的火花，持续地在静谧、不张狂的小圈子内产生的一种私密与融洽的灵修。肯皮斯最优美且有力的作品是《效法基督》，作者一心探求万物静谧的本质。”他形容《效法基督》是散文诗，其韵律是“在黄昏的海洋，下着温和如丝的细雨，是某个秋天微风的叹息”。这个运动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就是回归早期教会的那种质朴以及虔诚、从个人的内心而非外表的形式（如华丽的辞藻以及繁文缛节的礼仪）深度体验基督的信仰，从内心去追求真理，跟随基督的脚踵。因此，它又带有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色彩。肯皮斯已经提到只有内心的对于基督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人们知道如何去走内在生活的道路，将小事置于自己的身外，人们不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或者固定的时间去表现自己的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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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以后，“共同生活兄弟会”从尼德兰流行到欧洲的其他地区以及国家，他们对于教育的推动规模很大而且意义深远，其学校的课程除了宗教课以外，也注重希腊文的教育，以便培养学生研究古典作品的能力。他们还继承了自中世纪以来抄写经典手稿的能力。印刷术出现以后，“共同生活兄弟会”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中小学的课本、包括宗教、语文以及古典的作品。在16世纪以前，他们印刷了9000多本书籍，很多尼德兰地区的人文主义学者都受教于“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在思想上也受到“现代虔敬运动”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鹿特丹的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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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是一位神职人员的私生子。他早年最初是在豪达上学的，后来他又去了代芬特尔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读书，在后一所学校里，日耳曼的人文主义学者亚历山大·赫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 1439—1498）是他的老师。1486年，他在豪达附近的格里高利奥斯定会成为一名执事。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古典的以及早期教父的著作。1492年，他成为一名神父。1495年，他离开了修道院前往巴黎大学深造，在法国期间，他对于宗教改革以前的社会气氛非常敏感和了解。1499年，他在其学生威廉·布罗恩特（William Blount）的陪同之下初次访问了英国，在牛津大学，深受英国学者科勒特（J. Colet）的影响，开始放弃经院哲学而直接研究《圣经新约》。1500年，他回到欧洲大陆，其间他拒绝了巴黎大学和鲁汶大学授予他的教授席位，潜心学习希腊文。他于1506年至1509年之间三次访问意大利，但是并没有从意大利找到自己在学术上的灵感。在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以后，他再度访问了英国，一度居住在托马斯·莫尔的家中，他们由此成为终身的好朋友。他又被枢机主教和神学家费舍尔（John Fisher，1469—1535）邀请到剑桥大学，成为那里的第一位希腊文教授。1516年，他接受未来的查理五世的邀请前往设在布鲁塞尔的朝廷，成为查理五世的咨询顾问。1516年，教宗发布简谕，解除伊拉斯谟在修道院的义务，他又恢复了旅行。但是在1521年，他选择在巴塞尔永久地居住下来了。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他婉拒了许多国家君主授予的高官厚禄。1529年，宗教改革波及巴塞尔，他逃离了那里，在弗赖堡定居下来，一直居住到1535年，继续推进宗教信仰之间的和平相处。他是在巴塞尔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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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肖像，由艺术家小汉斯·荷尔拜因绘制于15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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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世界在他所处的时代面临三个方面的威胁，学者有责任去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会的统一。这三大威胁：一是教会中人过度地沉湎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学问有可能会导致当代的“异端”的产生，古典的异教观念有可能会渗入和败坏基督教的信仰。二是“犹太主义”的观念，即过度地强调礼仪、仪式和律法，反而忽略了真正的基督的爱的真义。伊拉斯谟的原意不是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人，他只是认为从犹太教来的这种过分地依赖于外在的律法和礼仪比古典的异教主义更加危险。三是他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大分裂，它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的解体以及欧洲各国的残酷而频繁的内战。伊拉斯谟向往的是一种较为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和去教条化的基督教信仰。他提倡每一个个人应当效法基督，追随基督的榜样，与基督直接地融为一体，要去除那些虚假的虔敬——如敬拜图像、膜拜圣徒、朝圣、禁食与斋戒、空洞地背诵拉丁文的经文（其实大部分人民群众并不理解拉丁文）以及过度沉迷于仪式和礼仪。尽管他并不积极地批评修道主义，但实际上他认为修道的观念并无太大的意义。他在“真正的基督教”与虚假的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他告诉读者说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中充斥着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假的基督教。伊拉斯谟哲学中的基督是理想的个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保守的天主教会人士视其为洪水猛兽，滥施打压。伊拉斯谟同意路德对于教会弊端的抨击，尽管他不同意路德其他的神学见解，主张以和平与宽容的方式解决教会内部的争端。伊拉斯谟认为，路德的思想过于极端，而且有着易怒的性格，他不喜欢路德否定意志自由，也认为马丁·路德缺少人文主义者的文雅品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充满着宗教宽容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中，神学与哲学、理智与信仰、热忱与谦逊、宽容与持守、激情与和平、科学与艺术都能够达致一种和谐的状态。伊拉斯谟的时代，“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异常尖锐的地步，这使得他感到不安与痛苦，他以坚定的立场表达应当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从而使得教会再度复兴。尽管他被认为是在为宗教改革铺路，但是他的学者的性格使得他厌恶暴力、追求心智的和平，没有偏向宗教改革派，而是选择回归教会的传统以及稳定。他的著作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遍及教育学、宗教、伦理道德、古典文学以及译著。其文风文雅质朴、时而滔滔雄辩、兼具冷嘲热讽；时而诙谐有趣，不乏机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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