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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 ）是伊拉斯谟最经典的代表作。此书的构思是他从意大利去往英国的途中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萌发的，他到了伦敦以后在托马斯·莫尔家中迅速地写成，并把它题献给莫尔。他以“愚人”的口吻讽刺当时的世态与世像，特别是那些被他称为“贤人”的高级教士们的伪善与无知。他称那些教士“计算每个灵魂在炼狱里逗留的时间”的赎罪券，称修道院的僧侣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们“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他们的行为举止拘泥于小节，“缚凉鞋带要准确到打多少个结；各式的衣服分别取什么特异的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有多宽多长”等。教宗应当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主耶稣基督，“他们唯一的武器应该是神圣武器，在这种武器的使用上，他们慷慨之至，例如他们的禁止圣事、停权、谴责、重诫、大绝罚与小绝罚，以及他们的令人一见即使人的灵魂堕入地狱最底层的怒声咆哮的敕令”。[1] 他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来表达他的思想，不带教条意味的说教，被视为人文主义的经典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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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伊拉斯谟主张从《圣经》的原文理解教义的本质，他曾经在鲁汶大学设立三语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提倡以拉丁文、希伯来文以及希腊文来解读和注释《圣经》，由此也推进了人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兴趣。伊拉斯谟摒弃中世纪长期以来统治神学界的以继承亚里士多德思辨为特征的经院哲学，认为此种哲学过于烦琐，“是从荆棘丛生的书籍中演绎出来的”，他主张回到基督教的源头及《圣经》中耶稣原来的思想以及早期教会的历史以及教父的思想，“这样去求真遇到的麻烦少，成果多”，他致力于研究古典的语言，翻译《圣经》的目的就在于此。“我希望，所有的贤妻良母都能够读《福音书》以及保罗的《使徒书》；我希望福音书和《使徒书》能够翻译成为一切的语言；我希望所有的农夫都能一边耕地一边唱圣歌，所有的织工能够一边织布一边唱圣歌；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帮助出门在外的人减轻旅途劳顿之苦……这样的哲学是神的倾向问题而不是三段论的问题，是生活问题而不是争论的问题，是神启的问题而不是深奥的学问，是人的转变而不是逻辑问题。”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充满着宗教宽容思想，荷兰有不少杰出的人物受到了他那种宽松的和非教条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赫伊津哈认为这是17世纪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杰出的政治家所特别提倡的“宗教宽容”理想的原型。不过，在当时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加尔文教会中都有许多人不喜欢他，1549年，有人在鹿特丹竖立了一尊他的木质的雕像，后来西班牙人在国王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将它砸碎扔进了运河里。1616年，当阿明尼乌派势力强大以后，人们又制作了他的石刻的雕像竖立在一个地方；到严格的加尔文派掌权之后，市政厅又把雕像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到1622年，人们再把它竖立到了集市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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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虔敬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伊拉斯谟等早期基督教人文主义属于天主教思想的范畴，但是他们的一些思想特点对于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改革者是有所启发的。这些特点是：（一）注重个人内在的宗教经验的体验与上帝的直接的对于个人的神启，他们视宗教的信仰为一种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出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在静默中的对于耶稣教诲的体验的结果。（二）对于教会的体制的僵化、神职人员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的低下和腐败持批判的态度。他们倾向于认为所谓教会的组织以及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相比于内心对于上帝的信仰，很可能只是次要的。人们向上帝的祈祷应当是有思考的内容的。（三）注重对于《圣经》中上帝的话语的原意的理解，因此他们提倡学习古典的语言，尤其是希腊的语言，其目的是更加贴近《圣经》原意。他们还提倡研究初期教会的历史以及阅读早期教父著作，因为早期教会的历史包含了以后教会发展中的一切的问题，早期教父的著作中更是充满着真义。他们对中世纪繁琐的经院哲学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认为此种过于繁琐的经文解释很可能是出于对学问的炫耀而非对本意的接近。（四）他们都主张宗教宽容，特别是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宽容的精神是无所不在的。所有这一切，对于后来荷兰共和国的许多非主流的（即非加尔文派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门诺主义以及阿明尼乌主义者都有启发，一些开明的荷兰共和国政治家也视伊拉斯谟为精神的导师。不仅如此，许多现代的政治以及哲学思想也可能追溯到他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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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施行圣事，天主教会中给个人、团体或者某一个地区不许参加或举行某些教会仪式的处分；停权，教会对教士的处分，全部或部分禁止他行驶宗教事务上的职权；谴责，教会中的一种处分，用书面的形式列举所犯的过错；重诫，教会中经过三次训诫以后进一步作破门警告的一种处分；小绝罚是禁止领圣体，大绝罚就是开除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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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三章“反叛”前的尼德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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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荷兰人“反叛”的历史，在史学研究上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讨论重点。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荷兰历史学家，常常将荷兰对于西班牙的反抗，解释为荷兰人的“爱国的精神”是反抗运动的主要的动因——他们经常强调威廉·奥伦治和执政官莫里斯等领袖人物以及一般民众对于荷兰的深切的感情。另一些具有新教意识的历史学家，则往往注意到荷兰在反抗西班牙人统治的过程中，西班牙人在宗教上对荷兰人的严酷的压制以及加尔文教派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注意到城镇中的商人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捍卫自己的经济主权以及利益，抵制西班牙人的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西班牙中央集权体制与荷兰地方自治的矛盾冲突。不过，总体说来，以上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种种原因在探讨荷兰人的反抗中都是应该加以考虑的。张淑勤教授在其《荷兰史》中指出，荷兰“反叛”的根源，还要放在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整体脉络上来分析。因为这是整个辽阔的西班牙帝国与当时西欧最为繁荣和重要的地区的对抗，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一种具有“收复失地”（Reconquista）中世纪心态的西班牙人与拥有较为开放之商业精神以及比较容易接受新文化的尼德兰人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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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一、城镇发展与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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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的时候，所有后来形成荷兰共和国的领土上居住的人口大约是100万。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人口的密度很不相同。北方最重要的一些城市如多德雷赫特、莱顿、乌特勒支以及阿姆斯特丹与南方的主要城市相比，人口的数量还是比较小。1560年，阿姆斯特丹因为发展出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大宗货物的海上贸易，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梅赫伦和布鲁日，但是与安特卫普以及布鲁塞尔相比，城市规模以及人口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在1550年的时候，包括米德尔堡以及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等不低于12座北方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万人，由于当时整个北方地区人口比较少，这些城市的出现还是引人注目的，它们声称总人口已经达到18.2万人，其中有5座城市位于荷兰省，加起来的人口有8万，荷兰省的人口有一半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但是城镇人口比较集中的现象只是出现在荷兰省，尼德兰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乡村。在15世纪后半叶，在上埃瑟尔省的3座比较大的城市居住的人口只占该省总人口的38%，如果加上在其他小城镇居住的人口，该省的城镇人口大约达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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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比较偏南的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则较多地稠密地分布了一些村庄以及大量的农业人口，这些地方人民的生活与当时欧洲大多数地方是一样的。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许多农村的人口赖以生存的不是干农活，而是用船只贩运货物、河流交通、捕鱼业以及挖掘泥煤——又称草灰，是在沼泽地带的煤化程度最低的煤。就城市的人口密度来说，北方超过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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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安特卫普来看，1521年至1529年哈布斯堡王室与瓦罗阿王室之间的战争使得该城市的对外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该城市刚刚形成的金融市场也间接受到损害。1530年代，胡椒和其他香料的市场也不太景气，里斯本关闭了在安特卫普的商站。但是到1530年代末期，葡萄牙与安特卫普的香料贸易又恢复了。1539年11月至1540年8月，共有380艘主要是运输香料的葡萄牙船只停泊在安特卫普的港口。但是在新的环境之下，葡萄牙没有保持胡椒贸易的垄断，只是与威尼斯平分秋色。同时，安特卫普的经济再度获得了发展，主要原因是美洲白银进口到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数量不断增长。1537年，西班牙的白银已经非常充裕，查理五世不得不提高金价，使得金银的比价从1:10.1变至1:10.6。西班牙国力的强盛使得它进而要开发大西洋彼岸的美洲，由于西班牙本国在物资上的缺乏，它需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木材、厚木板、柏油、船只、小麦，英国和法国的布匹、五金、呢绒，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转运美洲的。1553年，安特卫普将5万多匹布运往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运往安特卫普的货物有羊毛、食盐、明矾、葡萄酒、干果、植物油、胭脂、美洲的染料、加纳利群岛的蔗糖等来自海外的产品。但是这不足以达到贸易的平衡，西班牙王室进而通过输送银币和银条结清亏空，从西班牙运来的美洲白银往往在安特卫普制币所铸造成银币。安特卫普通过与西班牙的商业贸易以及从西班牙进口的白银再次获得生机。1535年至1557年是安特卫普城市发展的辉煌时期，城市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1500年，城市人口是4.4至4.9万人，到1568年已经超过10万；房屋由6800幢增加到13000幢，几乎翻了一倍；街道的总长度达到8公里。1550年有一位名叫斯孔贝克的商人负责建造安特卫普的城墙，他组织了一个机构，将15家砖厂、一个泥炭矿，几座石灰窑、一个森林采伐场统辖在自己的手中，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完成此城市建设工程。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安特卫普的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羊毛纺织业、棉织品以及挂毯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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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赖于一些沿海地区的从事海洋贸易的城市，以及乌特勒支和格罗宁根的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当时，北方尼德兰还没有形成那种像意大利北方、巴黎盆地等地出现的周围有乡村以及小镇拱卫的大都市，也没有大城市可以主导整个地区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根据1514年的统计，北方诸城市中人口最多的是莱顿（12.5万），接着是阿姆斯特丹（1.2万）、多德雷赫特（1.1万）、哈勒姆（1.1万）以及代尔夫特（1万）。因此，在荷兰“反叛”以前，北方并没有真正的大城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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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德斯出产的挂毯《狩猎者归来》，约制作于1525年至1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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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的时候，尼德兰南方的城市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当时比较昂贵的货物贸易——纺织品、香料、金属以及蔗糖，主要的贸易城市就在安特卫普。同时，在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的与这些货物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如羊毛织品、亚麻布、挂毯以及蔗糖加工业也是重要的支柱产业。金属制造业主要在里尔以及亚琛。在北方，城市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大宗货物的远洋贸易以及鲱鱼捕捞业。在1585年以前，南方的那些价格比较昂贵的货物贸易在北方很少看见。1520年以后，原先莱顿出产的老式的布匹由于竞争不过英国的布匹而退出了北方的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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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以后，北方沿海地区的从事远洋航海贸易的城镇发展起来了，阿姆斯特丹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但主要不是依赖于昂贵的货物，也没有大商人的出现，城市的中小商人通过海上的航运与波罗的海南部沿岸的但泽、旧普鲁士的科尼斯堡以及今拉脱维亚境内的沿海城市里加建立贸易联系，从那里运输大量的谷物以及木材进入尼德兰地区。米德尔堡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在1523年被授予特权以后，专门从法国运输葡萄酒到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1550年，大约60%的产自法国的以及莱茵兰的葡萄酒是通过航行于河流的船只经由米德尔堡被运输到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的。与阿姆斯特丹一样，还有一些北方的城市如霍伦、恩克赫伊曾、梅登布里克也与波罗的海的城市建立了频繁的海上贸易，霍伦还特别从挪威进口大量的木材以及从法国和葡萄牙进口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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鲱鱼捕捞业在北方沿海城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大宗货物的海上贸易一样，稳步发展。1470年的时候，这些地区的城市拥有250艘鲱鱼捕捞船只，捕鱼业者大约有3000人；到1560年的时候，拥有500艘鲱鱼捕捞船只，从业人员大约有7000名。北方的鲱鱼捕捞业大致分为三块：泽兰的捕鱼船队主要集中在济里克泽、费勒和布劳沃斯（Brouwershaven）三个港口；荷兰省南部的船队集中在鹿特丹以下马斯河河口的一些小城镇；荷兰省北方的船队则在恩克赫伊曾。在荷兰“反叛”以前，佛兰德斯的海港城市敦刻尔克、新港、奥斯坦德（Ostend）也有一些小的鲱鱼捕捞船队。所有这些城镇都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盐用于腌制鲱鱼，特别是霍伦和济里克泽有重要的盐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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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航运业以及鲱鱼捕捞业相关的造船业也兴旺起来了，包括船只的装备，人手的培养，制作缆绳、木桶、篮子以及袋子等船用物品，还有建造码头以及仓库等工作都变得非常活跃。16世纪60年代，仅荷兰省就有1800艘远洋的航运船只，其中有500艘是以阿姆斯特丹以停泊基地的，这要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港口的停泊的船只更多，威尼斯在它15世纪50年代的全盛时期不过拥有300艘远洋船只。当时大部分的荷兰远洋船只主要行驶于波罗的海沿岸、挪威、法国的西部以及葡萄牙。16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超过1000艘荷兰省的远洋船只一年之中会第二次出海前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超过4/5的船只是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与昂贵货物的贸易不同，荷兰省等北方地区建造的船只在造价上都比较便宜，在船型的设计上尽可能地考虑运载更多的货物，也没有军事装备，船员也比较少，它们不适合运载价值高的货物，所以外国人也很难与他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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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方和北方在贸易以及工业结构上的不同，它们的商船队运输的货物也不相同。安特卫普的商船队规模较小，但是船只建造得非常结实，造价也较高，在设计上就是为了运输贵重的商品和进行远洋航行的。许多生活在安特卫普的商人非常富有，他们拥有自己的船只，或者2人、4人或6人共同拥有一艘船。相反，在北方直到16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特别富裕的商人出现，尽管船只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多，但是船只的拥有者都是人民大众，包括制作啤酒的人、磨坊主、谷物和木材购买者、鲱鱼交易者等等，他们不拥有大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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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内陆城镇的人民主要从事手工业以及加工业，这些地方远不如南方那样繁荣。荷兰省的织布业在15世纪的时候是比较繁荣的，但是16世纪20年代以后因为无法与英国的羊毛织品竞争，莱顿、哈勒姆以及豪达都衰落下去了。以前，荷兰的布匹主要是出口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来也就消沉下去了。除了造船业、鲱鱼加工业以及其他一些与航海直接有关的工业以外，北方大城市没有其他有特色的工业。在荷兰省与格罗宁根省的内地有几个小城的啤酒酿造算是有一点特色，因为这些地方有许多人喜欢喝啤酒。还有哈勒姆、代尔夫特和豪达三座城镇能够制作优质的啤酒，它们通过内陆的河道将啤酒运输到南方。即便如此，荷兰省的啤酒酿造业在16世纪也衰落下去了，因为南方的安特卫普、布鲁塞尔以及鲁汶的啤酒业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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