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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查理五世肖像，由佛兰德斯画家Bernerd van Orfey作于15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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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早年时代，勃艮第的尼德兰地区是委托给其姑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1480—1530）从1507年至1515年代，他担任摄政的，玛格丽特的第二次摄政时期则在1518年至1530年。那时玛格丽特一直将她摄政的宫殿设在梅赫伦，她与尼德兰上层贵族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1530年以后，则由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代管尼德兰的事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查理五世必须与法国长期斗争，对尼德兰的事务分身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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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消灭了出没于地中海上的海盗、派遣麦哲伦、科尔特斯与皮萨罗前往美洲征服原住民，统治那里的殖民地。他统治下的辽阔的疆土，包括了那不勒斯、西西里、萨丁尼亚和新西班牙（即西属美洲）。而后，他完成了勃艮第公爵们未完成的心愿，将整个尼德兰地区收归于他的版图之中。1515年，他买下了弗里斯兰的主权；1521年，他征服了图尔内主教区，在早期，这个主教区一直是法国王室极为重视的地方，它属于法国在佛兰德斯境内的属地；1528年，他降服了乌特勒支的主教巴伐利亚的亨利，由此他成为乌特勒支主教区的世俗领主；1538年，他征服了格罗宁根和康布雷。不过，海尔德兰的公爵埃格蒙特的查理（Charles of Egmond）不愿意承认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力，曾经与查理五世多次发生冲突，最终在1534年双方签订了《凡洛条约》（Treaty of Venlo ），此后海尔德兰终于归入查理五世的版图。查理五世还与法国签订了《康布雷和平条约》（Peace Treaty of Cambrai ），从此与法国也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关系。自此，尼德兰与西班牙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了。“在那个时代，查理象征着过往的世界、欧洲的过往、西方的过往，是欧洲的王权和中世纪纹章的象征。他极尽所能维持中世纪的世界秩序的各项重要的支柱—君主强权、天主教会的优势、封建土地的管理制度、神权、重商殖民主义、遵守严格而抽象的众生序列以及服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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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方面看，查理五世需要对尼德兰加强其中央集权的措施。1531年，他花了大部分时间一直居住在当时哈布斯堡在尼德兰的首府布鲁塞尔，设计他的统治尼德兰的新的中央政府机构，以达到重组、加强和管理低地国家的目标。这一年，他建立了三个中央机构：（1）一个较大的正式的机构称为“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从官方的层面来说，“国务会议”是这些组织机构中最重要的，这是由最主要的封建领主集会的场所，由12名高级官员组成，大部分都是南方的显贵，还有一位主席，由当时位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巴勒莫的总主教兼法学家卡隆多尔特（Jean Carondolet）担任这个职位。（2）一个重组的财政会议。（3）枢密会议（Secret Council），并非由贵族而是由一批专业的官僚以及法学家担任其中的官吏。查理五世希望在贵族与职业官僚之间获取平衡，其中一些官僚是外国人。他还在布鲁塞尔设立了一个所谓的“附属会议”（Collateral Council）。这个代表哈布斯堡王朝官吏的尼德兰的中央政府的机构一直持续到17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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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在布鲁塞尔的王宫，当时布鲁塞尔是帝国在尼德兰地区的首府，该王宫于1731年毁于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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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各省的主要官员，也就是省的总督或省长，也称为“执政官”，这个职务沿用了以前勃艮第公国时代的旧制。只有布拉班特以及梅赫伦两地，因为其地理位置接近布鲁塞尔，就没有设立“执政官”，其他各省都设立了执政官。执政官都是从主要的贵族中选拔出来的。泽兰、乌特勒支与荷兰是同一位执政官担任省长；而佛兰德斯、瓦隆·法兰德斯以及阿图瓦则由另一位省长兼任；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德伦特和上埃瑟尔也是由同一位省长兼任。这些执政官中有不少人都是来自西班牙，他们担任各省的省长，使得尼德兰人感到不安。但是尼德兰的商人们同时也感到与查理五世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发展出的密切的关系也会给他们带来庞大的商机。有时，各省也会有长期没有执政官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设在布鲁塞尔的“附属会议”以及设在梅赫伦的“大议会”（Grote Road or Great Council）即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尼德兰最高法院就要对各省进行司法管理工作，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是通过中央的会议与各省的高等法院之间的联系来完成的，这种工作上的联系扩大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各省的政治、财政以及司法的影响。在15世纪的时候，大部分各省的高等法院的参事都是贵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6世纪上半叶的时候，贵族在各省管理体制中的作用降低了，中央政府更喜欢任用大学毕业的拥有法律学文凭的法官来充实这些岗位，因为管理的复杂性需要官员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更加勤勉和更加完备的职业习惯。1520年，在13名参事中有6名是贵族，到1572年的时候，只剩下2至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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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时候，乡村的官员主要也是由贵族来担任的。这些官员拥有许多名号，其管理的职能也相当广泛。他们在各省的地方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方各省，他们被称为“地区法官”（baljuws，drosten or district magistrates），他们是各省的高等法院与乡间、小镇以及村庄之间的联络人；在地势较低的地区，他们也负责地方上修筑水坝和用于灌溉的水渠，相当于“河伯”。他们是由布鲁塞尔中央政府任命的，是代表哈布斯堡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官吏，他们有强迫执行的权力，还要负责监管出版事业、张贴王室的告示、维持地方秩序、代表王室审判罪案以及收税。在一些情形之下，他们也会充当总督以及要塞司令的角色。当时，荷兰省有16位这样的地区法官。在乡村的法官还有责任维护和修缮王室在乡间的城堡，但是他们没有军事上的责任。到1530年的时候，他们中拥有贵族身份的人越来越少；到1570年，那些没有军事职责的地区法官基本上都不是贵族了。在乡村法官权限之外的地方以及主要城市里还沿袭上文提及的“肖特”低级官吏，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地方上的治安。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在官场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非贵族的官员逐渐地取代了贵族出身的官员。管理城镇的主要机构就是市政厅，由市长担任其议长。民事政府以及法官一如既往仍然由摄政团担任。但是市政府在许多方面要受到中央政府以及不断改变的省政府的决策的影响。他们要面对和应付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特别在1540年以后，还要应付日益加强的中央议会特别是省的高等法院的监督——这些官吏都是由布鲁塞尔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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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各省的议会以及联省的议会。尽管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国家日趋官僚化以及中央集权化，但是各省的议会仍然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由于与法国的冲突，哈布斯堡的统治者特别在1542年以后亟须尼德兰提供财政和税收的支援，但是查理五世也知道，过多地压制会得罪为其提供经费的各省政府，引发强烈的反弹，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知道要增加新的税收，还是要通过早先就已经存在的各省议会与地方三级会议才能够实现。由于中央政府在省市一级没有直接的税收机构，查理五世就通过在省市机构中委派代表的办法来增加税收，以此扩大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行政以及财政的权力。在1539年至1540年，根特因为不满查理五世的代表在当地的所作所为，曾经发动过叛乱，但是最后被镇压下去了，并被中央政府剥夺了其享有的特权。从此以后，各省以及城镇都大体上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抗。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他在尼德兰地区的税收大体上比以前翻了五倍，在此期间物价大体上上涨了两倍。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中央政府还约束联省议会的权力，马克西米连一世在1477年、1488年两次反对赋予联省议会更大的权限，特别是联省议会赋予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埃诺每年召集会议的权力。从1488年至1559年，联省议会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按照惯例每年两次聚集开会——以前，联省议会经常开会，以便迅速地向所有主要各省的会议沟通情况。从前，当中央政府有财政需求的时候，总是先向联省议会提出“一般命题”，后者召集各省的代表讨论，再提出“特别命题”，大家都认为只有在全体讨论的前提之下，才能避免联省议会片面顾及皇帝的或是地方的诉求。自1477年以来，联省议会一直拥有定期开会的特权，现在则被取消了，变成了只有在皇帝召集的情况之下才能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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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年，查理五世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Imperial Diet）制定了《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 ），由帝国议会以及联省议会颁布。该诏书将尼德兰地区组成一个“大勃艮第圈（Burgundian Kreis）”，正式命名为“尼德兰十七联省”。这十七联省由荷兰、泽兰、布拉班特、乌特勒支、弗利斯兰、埃诺、上埃瑟尔、佛兰德斯、瓦隆·法兰德斯、阿图瓦、卢森堡、梅赫伦、那慕尔、格罗宁根、海尔德兰、林堡以及聚特芬组成。诏书强调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尼德兰地区的宗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尼德兰既是分立的，也是单一的整体，它奉行自治的原则。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的统治权在皇帝逝世以后将由皇帝的男继承人或是女继承人永远继承下去。同时，《国事诏书》还规定了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尼德兰未来与神圣罗马帝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久，查理五世更是亲自巡视了十七联省，以表示自己为该地区的神圣的合法君主。1548年的《国事诏书》对尼德兰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一段时间里结束了当时政治上的不稳定、地方上的无秩序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现象——特别是东北诸省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这样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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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年10月25日，在布拉班特省的布鲁塞尔的雄伟的宫殿中，查理五世作为尼德兰君主宣布退位。当时，他的年事并不高，只有55岁，但是由于历年频繁的四处征战、旅行视察以及繁重的国务活动，他已经身心疲惫，体弱多病，因而作出这个决定。那天，在联省议会中，他斜倚在最钟爱的年轻的尼德兰贵族威廉·奥伦治即后来被称为“沉默者”威廉（William I of Orange Count of Nassau-Dillenburg，William of the Silent，1533—1584）的肩上，后者才22岁。查理的即将即位的儿子，后来的菲律普二世（Philip II，1527—1598，1556—1598年在位）也在场，菲律普此时也才28岁。威廉搀扶着即将退位的皇帝就座时表现出来的关爱和温柔，以及两人之间外显的感情交流，使得在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比菲律普更像皇帝的儿子以及模范的继承人。查理五世脸色苍白，显得疲惫，还因为痛风而跛脚，他流着眼泪向朝臣和贵族发表了诚恳的演说，诉说了自己辛劳为国的一生以及对于天主的信念，他解释说自己并没有野心，但是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还是做了许多事情。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才智的限度，所以将重任托付给已经成年的菲律普二世。当时的气氛庄重而且伤感，许多人为之动容。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还是居住在尼德兰，直到1558年才回到西班牙西部的卡塞雷斯省山区中的一所安静的尤斯特修道院（Yuste monastery）中，9月28日，查理五世在那里罹患疟疾逝世，据称临终前他手中紧紧握着十字架。那所查理五世度过最后生命的静谧的修道院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名胜，在19世纪初年的“半岛战争”中被摧毁，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将军又下令将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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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与尼德兰地区的关系十分复杂。他出生于根特，幼年是在梅赫伦度过的。他在成年登基以后，由于统治的国土面积广大，除了必须居住在西班牙宫廷以外，也经常访问尼德兰。他还为了其他的国务活动到处奔波活动，堪称欧洲历史上旅行次数最多的君主。不过，他最喜欢的地方，始终是他的出生之地尼德兰。在他将王位传给菲律普二世以后，便定居于尼德兰，直到他去世前一年即1558年，方才回到西班牙。今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于每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要举行大型的欧明翰节日游行（Ommegang Procession），这种游行起自中世纪的时候，先是宗教节日即圣母升天节的庆祝，然后是城市中的各个行会组织组成的方阵队伍的世俗游行以及狂欢活动。在这一天，人们在游行队伍中扮演查理五世大帝及其宫廷成员，重温当年的盛大场景，也一定程度显示低地国家人民对于查理五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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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查理五世对于尼德兰境内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治的传统，能够给予一定的尊重。由于查理五世出生在尼德兰的根特，在他晚年的时候，又与当时的贵族以及宗教界的人士过往甚密，他对于尼德兰境内的固有的自治传统和人民的意象基本上能够理解，只要其政治统治能够维持，地方税收能够按时缴纳。他知道尼德兰地区的丰厚的税收以及提供的各种资助，可以支付他庞大的各种经费支出。尼德兰作为欧洲的十字路口以及商业中心，也必须以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安定的政治环境来保障和引领。他也知道，尼德兰的人民只有通过他统治的广袤的地区才能获得广泛参与欧洲以及海外的贸易的机会。他不否认荷兰在尼德兰诸省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荷兰在安抚诸省以及保卫诸省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尼德兰联省的宗主，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加注意保持自己作为各派势力之间的平衡者、仲裁者以及保护者的角色。在1536年合并了格罗宁根以后，他也特意保留了当地的三个筑有城墙的要塞以表示对地方势力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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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境内出现的日益激烈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是查理不愿意面对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查理五世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固然接受了良好的天主教教育，不过他将维持帝国的统治和秩序而非维护宗教的信仰放置在首要的位置。他甚至与教宗也有过冲突。不过，在1521年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拒绝撤回其反天主教的立场时，年仅19岁又拥有完整的世俗权力的查理五世则坚决发出对路德著作的禁令。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出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固然是重要的原因，担心新教的渐次传播会动摇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各地的社会结构，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他始终对于新教持反对以及禁止的态度——这是后来西班牙统治者一直坚持的立场，也是最后导致哈布斯堡王室将宗教裁判所引入尼德兰并激发北方各省“反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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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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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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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在欧洲的经济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当时的人口持续增长，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欧洲从黑死病的梦魇中逐渐复原，人口的数量大约增长了70%。与15世纪相比较，10万人以上的城市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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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尼德兰地区而言，人口也有复苏的迹象。在15世纪的晚期，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是人口最多的地方，荷兰仅次于这两个地区，不过荷兰省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是最高的。1477年低地国家主要省份的人口统计是佛兰德斯66万多、布拉班特41万多，荷兰27.5万、阿图瓦14万多、埃诺13万、列日12万、海尔德兰9.8万、瓦隆·法兰德斯7.3万、弗里斯兰7.1万、卢森堡6.8万、上埃瑟尔5.3万。安特卫普以及阿姆斯特丹也都变得热闹起来了。前往新大陆探险回来的欧洲人，也在南部欧洲地中海沿岸以及北方的大西洋以及北海的沿岸地区寻找新的立足点来发展自己的利益。他们常常携带着新的技术以及货品，有时还伴以激烈的商业和暴力行为。在中世纪的晚期，欧洲有两个地区在商业以及手工业方面比较发达，同时在城镇化的程度上比较高，那就是意大利北方以及低地国家地区。在1300年以后，尽管农村人口还是很多，但是尼德兰的南方与意大利北部、巴黎的盆地以及英格兰的南部已经成为当时欧洲人口居住密度很高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尼德兰的北方还是人烟稀少。但是到了1500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北方人口的总量仍然比较少，但是在城镇居住的人口就比较集中，而且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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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洲在经济上的另一个变动，就是粮食价格的上扬。16世纪的中叶，粮食谷物的价格上涨了3至7倍——这在欧洲的经济史上称为“价格革命”；加上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殖民地的白银流入欧洲市场，农业以及经济上的结构由此发生改变，生产力也在持续发展。上涨的物价，也刺激了经济的生产，这种情况逐渐导致后来欧洲资本主义式的全球经济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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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建立的美洲以及东方的殖民地，也带动了尼德兰地区海外贸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在北海与伊比利亚半岛之间经常有海盗出没，阻碍了两地之间的交流。但是，16世纪的尼德兰在欧洲大陆上的经济发展仍然引人瞩目。因为新航路的发现，终于将欧洲的海外贸易路线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从那时起，位于尼德兰南方的安特卫普成为该地区乃至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商业港口，是当时欧洲以及海外市场货物的集散地。安特卫普位于布鲁塞尔以北大约40公里的须德河上，通过斯德海尔水道连接着北海，自古以来就是尼德兰地区重要的文化和商业城市。“安特卫普”的名称起自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据称古代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守桥巨人安蒂刚（Druon Antigoon），他在桥边向过河人收缴过河费，如果有人拒绝，他就把那人扔到河里。后来，他被一名罗马的士兵布拉伯（Brabo）杀死，他的手臂被砍下扔到河里。今天在安特卫普市政厅的广场之前，竖立有一尊铜像，雕刻着这位勇敢的士兵将巨人的手砍下的场面。4世纪的时候，日耳曼的法兰克人就在此地定居下来，7世纪的时候，圣徒阿曼德来到这里传教。10世纪的时候，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边境城市。980年，这里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Otto II，980—983年在位）的领地。1406年，它成为布拉班特公国的一部分，由贵族王公统治。由于近海的地理位置，在布鲁日的商业地位衰落以后，安特卫普的地位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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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安特卫普港口，由佛兰德斯画家Lucas van Valkenbrch作于15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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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年，安特卫普先是成为欧洲蔗糖加工业的主要城市，从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海外大西洋岛屿上的甘蔗种植园进口原料进行加工，同时也吸引着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甘蔗加工业者来到这里。不久以后，它的海外贸易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1501年，葡萄牙人已经将东方的印度等地的胡椒和肉桂等香料运到安特卫普的港口，葡萄牙的商人也居住在这里就地从事香料的交易。从那时起，安特卫普首先取代原先的威尼斯，成为欧洲大陆最富于魅力的香料交易市场。原先从东方运来的香料都是先抵达威尼斯共和国，然后在当地的一些贸易机构如“德意志商馆”分散交易以后运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地方。现在，欧洲香料交易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大西洋的边上。葡萄牙的商人，还带来非洲西海岸以及内陆的黄金、象牙和钻石，通过设在安特卫普的商站分批贩卖到北欧以及法国等地。久而久之，这些葡萄牙的商人在这里建立了固定的商站以及仓库，他们在安特卫普的天主教教堂举行弥撒，死后也埋在当地，甚至在当地建立了属于葡萄牙人自己的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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