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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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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行会、民兵、文学社与摄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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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地国家与德意志北方的城市社会经济中渗透的基本组织是行会团体。自中世纪以来，尼德兰地区的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行会。手工业者根据自己不同的职业组成不同的行会。每一个行会都有各自的头人或称为执事（dekken or deacon），其职责是管理和规范行业的事务，维护行业的利益。许多城镇的行会都从朝廷或市政厅得到过特许状，拥有某些特权。所以，行会都视市政厅为各自行业利益的保护者。每一个行会都居住在城镇中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自中世纪时，市长就指定2名官吏（Wykmeesters），他们拥有所有居住在这片区域的人员的名单及其所拥有的兵器。当城市需要保卫的时候，教堂和市政厅就会敲钟，行会人员就要聚集起来，无论早晚，都不得延迟。每一个行会都有自己的旗帜和纹章，还有各自的主保圣徒。到16世纪的时候，尼德兰地区行会的发展有增无减，每一个城镇都拥有大量的行会，在安特卫普就超过了100个，每一个大的城镇，至少有几十个。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行会在城市的经济生活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行会中有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各种团体，有商人和交易者组成的团体，有手工业者诸如鞋匠、铁匠、木匠组成的团体，还有与纺织业有关的织工、漂洗工和染工等组成的团体，还有其他职业如车夫、面包师、屠夫、鱼贩和渔夫、杂货商、裁缝以及港口的搬运工和纤夫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团体。行会团体最大的功能就是将特定的人群限制在固定类型的贸易以及经济活动中间，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自认是拥有不同职业的城镇的居民，并支付加入行会的费用。行会的成员行事要符合行会的行为规范以及成员的身份，这是市政当局要求大家做的事情，行会还要指定价格的准则，规范同行之间的竞争以及遏制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禁止假冒伪劣产品。有些行业在当时是祖传的，所以行会要保障这些成员的职业祖祖辈辈传下去。如在根特，在16世纪早期的时候，啤酒制造业者的职业就是祖传的，他们只让自己的儿子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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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行会除了拥有自己独特的纹章、收藏以及仪式的用品之外，还设有各自的理事会，主要的行会成员拥有自己的大房子，往往是城市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建筑物。在宗教改革以前，城市的行会在宗教节日的时候都要参加市政厅以及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庆祝活动或者游行。每一个行会都在教区教堂里拥有自己的小教堂和祭坛，他们要出钱维持这些宗教建筑设施，还要支付管理的费用以及资助本城的宗教、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他们还要出钱资助城市的病者、残疾者以及年老的行会成员及其家庭。市政当局要求行会成员要具有合作的和互相监督的精神，城市里的每一处活动都要遵守更高一级的有关规定。比如，鱼贩子只能够在城市规定的市场里出售他们的鱼。在16世纪的时候，荷兰省以及北方其他地方行会制定的规则越来越严，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各自成员的利益并阻挡外部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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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们也有自己的行会，叫作圣路加行会，因为根据教会的传说，使徒圣路加就是一名画家，中世纪以来，罗马和欧洲一些地方有一些重要的据称具有神迹和神力的圣像画出自圣路加的手笔，所以画家们奉圣路加为他们的主保圣徒。17世纪尼德兰的画家行会，也就是画坊是很多的，许多城市中的教堂里面的圣像以及雕刻就是这些行会中的艺术家的作品。在18世纪北方的荷兰省，还有许多画坊被保留了下来。在后来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活跃着的许多画家都与画坊有密切的关系。行会是必须有赖于合作才能组成的团体，他们的活动构成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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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会以外，还有一些团体在维持城市社会生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就是民兵组织（militia companies or schutterijen），其主要的功能是维持城市的秩序以及制止骚乱，在必要的时候还要保卫城市。荷兰的民兵被称为“第二等精英”，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贵族要低一点，但是比平时挣工资的人要高一点。他们往往是手工业作坊的老板、店主、买乳品的、买鲱鱼的或是木材商人。他们不是穷人，要自己出资购买民兵所需的全副装备，他们还要负担民兵组织的一些费用，特别是要提供食品和饮品。最近的研究也表明莱顿的民兵中有5%的穷人，大部分的民兵都是一些有一点积蓄的平民。自14世纪晚期以来，荷兰省的城市中大约每5000人中有150名民兵。1560年，莱顿以及哈勒姆两个城市大约各维持400名民兵；阿姆斯特丹则有600名左右。民兵的指挥官往往与市政厅的官员们有比较密切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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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哈尔斯笔下的圣阿德里安民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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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与征募方面，民兵与行会是非常相似的，与行会一样，民兵组织不仅具有功能性，而且也是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宗教的团体，他们不仅要定时练习射击，也要参加社会活动，要参加城市的游行、在城门以及城墙的旁边巡逻。每一个民兵团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建筑物，里面还设有射击场，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每个月都要举行射击比赛。与其他的行会一样，每一个民兵团体都有自己的纹章，收藏盘子以及华丽的服饰。1520年代以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就有一种习俗——民兵团体悬挂小分队的集体肖像。在阿姆斯特丹，从1522年开始，有3个民兵组织，每一个组织共有12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7人。现存最古老的民兵小分队集体肖像画作于1529年，上面画了17个小分队队员。还有一幅描绘整个民兵团体成员集体肖像的画，上面的人物围坐在圆桌旁举行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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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早期开始，在尼德兰的城市里活跃着一些文学社，它们都是业余文学家从事诗歌与戏剧创作的团体。最初的时候，他们创作的都是与虔敬的宗教生活有关的神秘剧，表现的是宗教的神迹。从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以后，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些城市的文学团体，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增加了道德的训诫以及基于希腊罗马古典神话的隐喻。在组织上，文学社与行会以及民兵也有相似之处，它们有属于社团的房子，有自己管理的执事，他们的活动也具有社会性、民事性以及宗教性，当然，更富于戏剧性和文学性。在宗教改革以前，它们的成员在天主教会的宗教节日期间是非常活跃的，朗诵诗歌，表演神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受到了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以及新教思想的很大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它们的许多成员在思想上倾向于反对天主教会的圣礼，也反对圣像以及圣物崇拜。可以想见，哈布斯堡以及天主教会当局对于他们持怀疑的态度，不过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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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穷的人付不起财产税，为了财政统计的原因，尼德兰各地留下了一些城市对于穷人的数量的统计资料。在莱顿，穷人的人数是有波动的，1514年占总人口33%，1529年低一点，1540年代中期为40%。在内陆以加工为主的城镇也差不多。北方城市中穷人的人数要比南方更多。自中世纪的晚期以来，西欧的许多城市中都有由个人、行会、神职人员建立的众多的慈善机构以及基金，有各种各样的人士进行管理，当然管理者中最多的就是神职人员和教会机构。许多慈善机构、托钵僧侣以及修道院发放善款、提供食物以及燃料。大的城市还设立总的收容院。在哈勒姆就设有“伊丽莎白客房”，特别招待穷人居住，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收容院、孤儿院以及小屋给穷人居住。这些穷人中有老年的行会成员，或者行会成员的寡妇。这些机构对于提供慈善救济的对象有时也做出一些限制，如有家庭的人、当地人、从事某些特别的职业以及创立这些机构的人的家人都不可以接受救济，它们有时也为流浪者以及朝圣者提供短期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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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上半叶，在西欧，无论是天主教会或是新教会，在社会救济方面都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有几个新的因素。第一，一些人文主义者对于修道士以及托钵僧侣不加分别地或是效率不高地救济穷人提出了批评；第二，在一些发生宗教改革的地方，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被充公了，除了新教的团体接管了一些机构以外，当地的政府也接管了一部分机构。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尼德兰的不少城市社会慈善机构的发展一直比较好。1520年代，佛兰德斯的一些城市禁止路边乞讨，由市政厅组织的慈善机构负责处理救济事业。1527年，里尔、布鲁日以及伊帕尔建立了一种新的“穷人会（Order of the Poor）”，除了朝圣者以及孤儿以外，不允许别的人乞讨，也谴责穷人游手好闲，并将慈善救济局限于在本城居住两年以上的人，还建立了市政团体来管理福利事业。这些城市还制定了救济的规章制度，将已有的救济基金转到市政中央机构的管理之下。北方城市的救济事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527年，荷兰省开始借鉴布鲁日以及伊帕尔的一些经验，但是在尼德兰“反叛”以前，北方城市没有出现很大规模的慈善事业。直到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莱顿以及哈勒姆出现了由市政府主导的比较合理的和标准化的救济病人和穷人的慈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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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荷兰当代历史学家马尔腾·波拉（Maarten Prak）在《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国》中的分析，尼德兰社会中的这些行会、民兵组织、文学社以及慈善救济院等的市民组织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地方性的组织，它们的存在是以地方的观念为依据的。行会的成员缴纳的税收占了地方税收的大部分，民兵是城市的保卫者，普通的市民则是社会的脊梁。第二，这些团体本身基本上都是自治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它们都以开会和选举的方式决定自己的领导人，都各自制订自己的计划，并且有一定的财政手段付诸实施。但是，在城市领导人的选择上以及城市的管理层面，市民们则不能发挥什么影响。民兵们有时声称有权挑选自己的领导人，但是城市民兵的军官往往还是由市政厅任命的。在16世纪至17世纪，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冲突。第三，这些团体的成员往往来自中产阶级。行会是由独立的小商人以及手工业者组成的，他们的市民身份是成为行会成员的先决条件。民兵则必须自己出钱配备火器和装备，这不是一般的穷人随便都能够去充当的社会角色。在某些城市，要获得市民的权力，必须要先向城市的武器库捐献一件武器。第四，这些市民团体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男性。从来没有过“女民兵”。16世纪以后，大多数的行会成员只接受男子。妇女可以获得市民的权力，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之下是通过继承而不是购买获得的。市民的身份不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东西。在慈善机构中，男人和女人多多少少是在平等的条件之下一起工作的，但是所有团体的管理人员无一不是男性。第五，这些社会团体都存在于城市，乡村中基本没有这样的机构。这种情况与居民的人数没有关系，虽然不能说农村中完全没有行会，但是毕竟非常稀少。部分原因是管理这样一个团体所需的费用非常昂贵。例如，一个面包师行会需要有许多的面包师傅才能组成，只有两三个面包师傅就没有必要建立行会。另外，乡村的情况与城市完全不同，乡村往往是由附近村庄的领主统治的。在当时的尼德兰地区，只有布拉班特省的乡村有民兵组织，他们举行射箭比赛这样的娱乐活动，也帮助团体中贫困的成员落葬，他们还要举行每年一度的宴会。在该省以外的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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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社会的高层最重要的是摄政的阶层。广义地说，就是那些参与市政府管理的人，他们是市政厅的议员或称摄政团。摄政团不完全局限于出身和社会成分，即便如此，他们也尽可能地想成为贵族寡头集团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在17世纪50年代以后，他们的成员有许多是内部通婚的。他们是一个特定的团体，通过掌握市政厅的权力影响城市的生活。年轻人和妇女可能是摄政团成员的家人，但是他们不能担任市政厅的议员以及掌握市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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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中叶开始，勃艮第诸公爵就有意地培植亲近他们的摄政寡头集团，他们不愿意一般平民参加政府，希望市政的管理局限在城市中最富有的阶层手中。在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财富都是集中在摄政阶层的手中的，他们是城市中最富裕的阶层，但并非仅仅拥有财富就有资格成为市政厅的议员。首先，议员最好是本省的甚或是本城的人；其次，他还要得到勃艮第、哈布斯堡当局以及执政官的认可，多余的候选人包括上一届的市政厅议员可以被挑选成为城市的法官以及市长，执政官从各个城镇提上来的名单中的候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更有甚者，即便摄政团的成员目前是城市中最富有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情况的改变，其他的人也会变得富有或者更加富有，摄政团成员之间的财富也会变得悬殊。因此，在16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摄政团成员的情况都不是纯粹的。相反，他们的地位、互相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的，有时还是非常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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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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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宗教信仰的分裂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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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尼德兰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威登堡大学的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18年至1519年，路德的著作借由印刷术的普及，已经在尼德兰地区流传开来。“再洗礼派”（The Anabaptists）又被称为“重洗派”，是16世纪初期继路德思想以后在尼德兰地区又一个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教派。他们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有凝聚力的宗教组织，而是许多民间运动的松散的组合。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不承认人在幼年的受洗礼仪，认为这是无效的，主张人们应该在成年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后再次接受洗礼。当时他们也不认同别人称呼他们为“再洗礼派”。不过，“再洗礼派”后来作为历史的名词并没有贬义。该派的信徒从《圣经》中摄取有关千禧年的说法，希望实现社会正义，甚至有人还主张财产公有，激烈地反对贵族、地主以及教会的土地占有制。他们在宗教生活中还主张回到早期教会时期的状态，那时的教会并不是一个拥有强大势力的团体，而是充满着爱和忠诚，是在基督之中的兄弟姊妹结合而成的大家庭。他们坚持政教分离，主张基督徒是“自由和不受胁迫”的人，“用铁腕推行上帝之道”是不可接受的。教会不同于社会，是一生在世为旅客的人的结合。在尼德兰地区后来成为最重要的新教宗派的是加尔文派（Calvinists）。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是法国人，沉着而敏锐，具有不可动摇的意志，早年在奥尔良以及巴黎大学等地求学。1535年，他流亡到瑞士日内瓦，一年以后发表《基督教原理》，不久即成为当地的宗教领袖。一度流亡以后又在1541年9月回到日内瓦，致力于在当地建立所谓的“上帝之城”。加尔文还认为，自上帝创造世界以来，人类就被分为两种群体，一是被上帝拣选的选民，另外一种就是被诅咒的人。但是上帝“预定”的旨意，即“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人类没有办法测知的。不论人如何努力行善，均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人类只有依靠上帝的启示，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并进而管理教会以及社会。善行并非得救之原因，而是结果。加尔文派比较注重从理性以及法律的角度来探讨神学，他们在礼拜的仪式上不推崇比较情绪化的以及繁复的艺术与美学，但是崇尚自制与规范以及勤俭刻苦的生活伦理，加尔文的信徒要辛勤劳动、经常出席教会礼拜、帮助邻居之事；法庭、监狱、济贫院以及慈善机构都应当置于加尔文主义的制度之下。这一教派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一些具有进取心的商人、企业家以及城市中的从事手工艺的匠人以及普通市民。加尔文的神学观点还具有政治以及权力的意涵，与路德倡导的教会与民族国家合作的观点不同。加尔文反对国家和政府凌驾于教会之上。该派在法国一度流行，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后来受到王室以及罗马教会的镇压，它在尼德兰则被称为“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16世纪20年代以后，路德派、再洗礼派、加尔文派以及茨温利派（Zwinglianism）等各种新教的流派和思想如滔滔洪流全都在尼德兰不同的地区泛滥，这些教派的信徒以及接受他们思想影响的人数的增长的速度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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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教的派别在神学上对于《圣经》的原典以及教会的组织结构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具有三个基本的共同特点：第一，强调上帝话语的权威性。路德以及新教各派的神学家都相信，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上帝曾经向人类说话，施展作为。上帝与人类的谈话以及交往都写在了《圣经》里，上帝还通过使徒以及先知向人类说话，凭借着神的启示以及信仰，人类可以听到并且回答祂。所以新教各派都重视《圣经》，罗马教会也重视《圣经》，同时主张传统也是信仰的来源，这是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二，称义全凭上帝的恩典。路德等人发挥初期教会时代保罗的“因信称义”的教诲，主张个人的得救完全依靠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典。罗马教会则强调信心和善行的并重，新教则显然更注重信仰，不同意人可以靠行为立功、反对赎罪券、圣母玛利亚以及诸圣徒的中保的地位以及所有他们认为不是基督设定的礼仪、拒绝变体论、忏悔（告解）、圣像、念珠等。第三，信徒皆为祭司。宗教改革者认为早期教会没有祭司作为中间人的先例，福音书里没有这样的角色，《圣经》里面也没有支持神职人员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利的经文。这等于说基督徒不再区分为神职人员以及信徒两个阶层，只有一个福音，一个因信而称的义，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男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处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教阶制度包括教宗的地位都是应该予以否定的。新教的改革重视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信徒有权利也有义务阅读新翻译出来的《圣经》而不是简单的教理问答；每一个信徒对于社会的管理以及公共事务，应当负起积极的责任。有人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促成了欧洲近代意义的个人主义以及北美国家近代民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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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年至1519年的时候，路德书写的一些文章很早就已经流传到尼德兰地区的埃姆登、多德雷赫特、代尔夫特、安特卫普等城市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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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年5月，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路德的著作在低地国家每一个地方流传。”1521年6月，德意志的大画家丢勒说，在安特卫普，有人也在阅读路德的著作。16世纪20年代的早期，路德的著作还从埃姆登流入低地国家的各个地区。从1520年至1530年间，安特卫普成为整个欧洲印刷发行马丁路德著作的中心，并出现了除荷兰文以外的其他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路德派的追随者多居住于与日耳曼有贸易往来的城镇，如安特卫普、根特、海牙以及乌特勒支主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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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从一开始就谴责路德的思想和著作，其使用的办法就是公开焚毁路德的书籍以及建立宗教裁判所。1521年3月，查理五世发布禁令，禁止阅读和宣讲路德以及追随者的“书籍和布道集”，并下令将这些书籍烧毁。接着，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各地方政府也纷纷下令杜绝路德的思想和作品，特别积极贯彻这些禁令的是几个重要的天主教主教区如列日、乌特勒支、科隆以及明斯特。接着在1520年10月，在鲁汶举行了规模很大的公开焚书，有8种版本的路德书籍被焚毁。1520年7月，在安特卫普再度举行焚书的活动，此次，皇帝查理五世亲临现场，不少于400本路德的书籍被烧掉，其中有300本是从书商那里收缴的。1521年7月，在根特也有300卷路德的书籍被烧毁。1522年在安特卫普以及布鲁日两地也都有焚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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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德兰北方地区，虽然皇帝的统治相对比较软弱，路途也比较遥远，但是路德的影响仍然不小。1524年9月，代芬特尔的一位法官抱怨当地有人到处分发路德书籍，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中都有人阅读。1525年8月，伊拉斯谟报告说“荷兰、泽兰以及佛兰德斯诸省的人都知道路德的教义”。1525年9月，皇帝在给荷兰省下达的一份谕旨中指出，路德的思想在许多神职人员中流传，由此影响到一些不成熟的信徒，他们在阅读路德著作的译本。1521年，北方在天主教会比较强大的乌特勒支主教区第一次公开举行焚毁路德书籍的活动，但是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阿姆斯特丹直到1526年才举行第一次公开的焚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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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书籍以及从中摘录文章的小册子在讲荷兰语的尼德兰地区的流传可能比法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广泛。首先，尼德兰要比周围的地区城镇化的程度更高，也有更多的人识字并喜欢阅读。其次，在1520年以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在当地已经被许多人接受，特别在民办的拉丁语学校以及社会上更是如此，有一些校长本身就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同情路德的思想。再次，当时的安特卫普是除了巴黎以外最大的出版中心，有大量的印刷工场以及书商，他们喜欢出版禁书，因为有利可图。从1500年至1540年的四十年间，有56家印刷工场活跃在该城市，出版了2480本书籍，大约占尼德兰地区总的出版量的54%。不过，许多路德的书籍是匿名出版的。在北方，路德的著作主要通过埃姆登、汉萨同盟诸城镇和南方的阿姆斯特丹流入。在1520年代中期政府有计划地压制新教思想以前，当地已经有人印刷路德书籍。最后，从地理上来说，从日耳曼地区有许多条河流流向尼德兰南方和北方，两地在海上也有频繁的海路贸易，便利的交通以及密切的贸易联系也是新思想传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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