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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巴恩维尔特被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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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在推翻奥登巴恩维尔特以后，极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要避免在联省共和国出现另一个与之匹敌的领袖，他觉得这样的人迟早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的个人强权一直维持到17世纪40年代的后期。奥登巴恩维尔特的原“大法议长”的头衔被取消了，“法议长”的头衔仍然保留，但是其职权的范围被大大地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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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与奥登巴恩维尔特几乎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信奉阿明尼乌主义的重要的人物，他们就是近代早期荷兰著名的法理学家和神学家格劳修斯和霍格比茨。霍格比茨是一位法理学家和政治家，他被长期监禁，直到莫里斯执政官去世以后，才从监狱中被保释出来，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不过一直在家居住，自由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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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荷兰政治史以及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地位的格劳修斯，他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格劳修斯于1583年出生于代尔夫特。就在他出生前两年，荷兰联省共和国宣布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独立建国。自13世纪以来，他的家族就已经是当地的显贵，家庭中一些成员当过市政厅的议员。他的父亲杨·格鲁特（Jan Groot）是莱顿大学的校监，也是奥登巴恩维尔特的私人朋友。格劳修斯则继承了这种政治上的联系。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孩子，在12岁的时候，他已经到莱顿大学读书，深受博学的人文主义者斯卡利杰的影响。1598年，他当时才15岁，已经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陪位高权重的奥登巴恩维尔特出访法国。回国以后，他在海牙开办了一所初级律师事务所，帮助荷兰法庭处理民事案件。在莱顿大学拉丁文教授丹尼尔·赫希乌斯（Daniel Heinsius）的指导下，他开始从事一些出版事务。1601年，在奥登巴恩维尔特的建议下，他作为荷兰官方的历史学家开始撰写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历史。1607年，在奥登巴恩维尔特的提议之下，他又被任命为荷兰省、泽兰省以及西弗里斯兰的财政官。此时，他与费勒市市长的女儿玛利亚·凡·里格斯贝格（Maria van Reigersbergh）结婚，他是一位忠诚的丈夫，与妻子育有8个子女。这场联姻也使格劳修斯与泽兰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开始对神学问题产生兴趣，研究教会的神学以及历史，其思想倾向于阿明尼乌主义。1611年，他访问格罗宁根以及弗里斯兰，当时他只是一名教会的和平主义者，与各派的关系都很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于“抗辩派”的观点表示出更大的同情。1613年，他在奥登巴恩维尔特的推荐之下，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出访伦敦，与英国方面谈判荷兰与英国在东印度的关系问题。同时，他受奥登巴恩维尔特的委托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讨论尼德兰的宗教问题，希望英国不要支持荷兰国内的“反抗辩派”，但是没有说服这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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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修斯在同年回国以后，成为鹿特丹的大法议长，在其撰写的《荷兰省与西佛里亚诸省已得明证之虔信》（Pietas Ordinum Hollandiae ac Westfrisiae Vindicata ）中直率地批评“反抗辩派”，提倡宗教信仰上的中庸之道，维护荷兰省“抗辩派”的立场。他的见解引起了许多人的惊讶，因为在此以前，他一直在表面上是保持中立的，与各派人士的关系都很好。在鹿特丹，他公开批评市政厅中的“反抗辩派”议员的强硬立场，他想把该市变为“抗辩派”的基地。同时，他也以自己为奥登巴恩维尔特在荷兰省的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自居。格劳修斯发挥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声援“抗辩派”，他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都认为狭隘的加尔文主义者不仅影响国家和教会稳定，也是对个人自由和良心的威胁，他们还声称伊拉斯谟就是阿明尼乌主义的精神之父。当时荷兰最高学府莱顿大学的神学院的教授们也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大学教长任用了两位比较温和的“抗辩派”以及“反抗辩派”的教授担任神学院的领导，表面上维持了和平和中立的局面，但是实际上暗流涌动，双方都在聚集力量展开进一步的对峙。他主张在强大的政府以及教会存在的前提之下保持个人在宗教、政治以及灵性的领域的良心自由。他的这个思想来源于他英国访问的经历，当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以及英国的主教们对于各种教派不断涌现、纷争不已表示出不安和震惊。格劳修斯对于这种情况也感到忧心，觉得这样下去总会发生破坏性的后果；他主张政府或者教会应当对此加以规范由此维护社会的稳定，在自由与权威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他的见解得到奥登巴恩维尔特的赞同，但是引起莫里斯亲王以及加尔文教会的强硬派的不满和敌意。1614年，他草拟了《教会和平的解决》（A Resolution for Peace of Church ），表达了上述的观点。不过他的见解即便在“抗辩派”的内部也没有得到强烈的支持，莱顿以及鹿特丹的“抗辩派”认为他对对方的批评不够坚定。事实上，格劳修斯完全没有要粉碎“反抗辩派”的意思，他只是希望将两派之间的神学争论限制在神学领域而不要延伸到政治领域，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这种看法只是书生之见。最后，他所持有的和平主义的态度以及与奥登巴恩维尔特的长期的友谊使得他卷入政治斗争，在1618年身陷囹圄。1621年3月22日，他的妻子极力营救他，让人将他塞入一个书箱逃出了监狱，流亡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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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宗教会议，此画作于16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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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11月，各派都希望召开的全国宗教会议终于召开了。当时奥登巴恩维尔特的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间。会议没有像“抗辩派”所希望的那样在阿姆斯特丹召开，而是放在多德雷赫特召开，此次会议被称为“多德宗教会议”（The Synod of Dordercht or The Synod of Dordt，1618—1619）。此时，加尔文教派即“反抗辩派”即将在政治和宗教上取得全面的胜利，他们胜券在握，不仅想通过此次会议确立在全尼德兰北方的完全的权威，也想将它开成国际上加尔文派势力的总的集结。在荷兰共和国以外，德意志的新教教会特别重视此次会议。荷兰教会的参加者一共分为十个“组”（colleges），共8个省，每一个省派一个组，瓦隆的教会派一个组，大学的代表组成一个特别的组。外国的代表分别来自英国、瑞士以及德意志（黑森、巴拉丁以及不莱梅）等三个不同国家，分别组成三个组。法国的胡格诺派本来也想派代表参加，但是路易十三不允许他们参加。英国的代表不仅列席会议而且在会议的进程中发挥了调和各派的作用。会议由弗里斯兰教会知名的“反抗辩派”领袖博格曼（Johannes Bogerman）主持，联省议会为会议提供了资助，有18名政治代表列席了会议，其中有著名的未来的荷兰省的法议长维特的父亲雅各布·维特（Jacob de Witt，1589—1674）。大会讨论了许多方面的主题，如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加尔文等诸教会与路德教会的关系、在宗教改革背景之下的主教与主教会议的关系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是否设立一部“国定的”《圣经》，荷兰教会和联省议会决定出版一部荷兰语的“国家的”《圣经》，当时已经有七种不同语言的荷兰文《圣经》，但是大家都觉得必须有一部全新的、权威的从希伯来语、阿拉米语以及希腊语翻译过来的荷兰语《圣经》，会议指定了6位博学的翻译者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汇总古代各种不同的古经版本，翻译成一部标准的荷兰语的版本。荷兰语的“国家的”《圣经》调和了不同地方的荷兰语言的表达，特别是布拉班特省以及荷兰省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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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家《圣经》扉页，1637年版，从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为荷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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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多德宗教会议最重要的议题还是讨论如何处理阿明尼乌派的问题。当时，奥登巴恩维尔特、格劳修斯以及霍格比茨已经被捕。但是“抗辩派”的牧师们还是准备了认真的申辩。他们派遣了莱顿大学教授西蒙·伊皮斯科丕乌斯（Simon Episcopius，1583—1643）于12月7日做了慷慨激昂的申辩，他呼吁在荷兰教会内部对阿明尼乌主义做出宽容的姿态，允许这种神学思想的合理存在，并且对执政官莫里斯亲王提出了批评。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抗辩派”并没有扭转局面。1619年5月，多德宗教会议第137次会议正式谴责阿明尼乌派是异端以及错误信条的传播者，是国家和教会的“捣乱分子”和不安定的因素。赞同“抗辩派”思想的在荷兰教会内部从事布道工作的牧师们被列入了一张黑名单，准备提交大会作最后的处理。大会最后的决议呼吁全体教会遵守《尼德兰信纲》（Netherland Confession ）以及《海德堡教理问答》等新教的重要信纲。1619年6月，在第180次会议以后，有31位荷兰神学家以及28位外国神学家聚集在多德雷赫特做出了最后的决议并且得到联省议会以及各省的批准，宣布有大约200名“抗辩派”的牧师和布道人被驱逐出荷兰各省教会以及民事当局的机构，他们被剥夺布道的权利以及失去了生计。后来，其中大约40人因为表示服从决议而被免予处分；另外还有70人被永远剥夺在教堂的讲经台布道的权利，但是在他们愿意签署不再涉及神学争论的文件，以后可以作为一般的公民留居在荷兰境内平静地过他们的私人生活。另外还有80人不愿意签字，或者保持沉默，被驱逐出荷兰共和国的各个不同的省份。那些潜伏下来继续布道的人一旦被捕将被关押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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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伊皮斯科丕乌斯等一批离开尼德兰北方的“抗辩派”人士以及牧师，于1616年10月在南方的安特卫普也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他们坚持自己的神学见解，也想建立国际的“抗辩派”组织。他们与丹麦的王室以及德意志的一些新教城市保持沟通和商量，希望能够在公开的教会里展开传教和布道的工作。丹麦王室特别允许一些“抗辩派”人士到当时属于丹麦，今天属于德国的下易北河附近的荷尔斯坦因的港口城市格吕克施塔特（Gluckstadt）居住。安特卫普宗教会议也决意继续在尼德兰北方的一些城镇以及乡村继续在私下展开布道工作，因此有一些“抗辩派”的牧师潜回到荷兰省等其他的北方地区，他们还秘密地筹集一些资金资助当时留在荷兰共和国境内的该派牧师。在家人、亲戚以及一些商人的支持下，“抗辩派”的人士还在安特卫普城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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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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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绵延的战事与国内外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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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7世纪，荷兰联省共和国处于其黄金时期，同时，也仍然处于战事连绵不断的状态。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荷兰延续了与西班牙的战争，以后则不断地与英国与法国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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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与西班牙在1609年所订立的《十二年停战协定》，并没有带来荷兰与西班牙之间长久的和平。首先，荷兰与西班牙在海外的东印度以及西印度的殖民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冲突。当时，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是合并的，东西印度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荷兰与原葡萄牙殖民地的冲突（这在本书的下一章将会提到）。其次，西班牙与荷兰双方也各自派遣军队参加日耳曼地区因为宗教改革的余波而发生的战争。两国对于所签订的休战协定没有信心，也互不信任——特别是荷兰方面力主达成和平的政治家奥登巴恩维尔特被处死及其信奉阿明尼乌主义的同僚们落势以后，西班牙方面更觉得荷兰是没有诚意维持和平的。当时，西班牙人要求荷兰在海外的商人和开拓者离开东西印度群岛，不要危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亚洲的商业以及传教利益。同时，他们要求荷兰人要开放被他们封锁的斯海尔德河流域，以便维持当时仍然在西班牙人手中的尼德兰南方特别是安特卫普的航运的通畅，西班牙人还要求在荷兰共和国境内生活的天主教徒应该有举行公开的宗教崇拜仪式的自由——即共和国政府应当对他们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但是荷兰共和国当局不愿意开放斯海尔德河流域，刻意让安特卫普的经济地位衰退，以便使得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北方城市以及港口在经济发展和商业竞争上获得更多的机会。荷兰共和国对于天主教徒的复苏，尤其在北方的发展更是不可能加以容忍，因为在奥登巴恩维尔特以及阿明尼乌主义者被清除以后，加尔文派在宗教甚至政治事务上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视境内的天主教徒为西班牙人的“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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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年，《十二年停战协定》终止了，双方名正言顺地再度燃起战火。西班牙王室首先在佛兰德斯扩充军队至6万人，想要从佛兰德斯和林根进攻荷兰共和国；与之相应地，联省议会也不得不将荷兰共和国的军队从3万人扩充至4.8万人，以便守住各条防线。同时，荷兰军队还加固了边境线上所有的要塞的防卫。这些都需要经费的支援，莫里斯执政官以及联省议会不得不向人民增加税收。莫里斯统治的末期，共和国政治以及外交方面都遇到了挑战。由于他清除了“反抗辩派”，城镇的一部分同情阿明尼乌思想的议员在心底不支持他。奥登巴恩维尔特与法国的关系很好，他遇害以后，法国的当权者对莫里斯持冷淡的态度。英国与荷兰在贸易的问题上也发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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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班牙重新开战以后不久，双方最主要的军事角力集中在布雷达城市以及要塞的争夺战。布雷达位于北布拉班特省，极具战略意义。从布雷达要塞上远眺，从斯海尔德河至马斯河河口之间的开阔地形可以一览无遗。从1624年夏天开始，西班牙人就准备着手进攻这个战略要地。在夏天过后，西班牙将军斯皮诺拉（Ambrosio Spinola，1569—1630）率领18000名士兵从北方向这个地区进攻，他是一位出生在热纳亚的意大利军人，为西班牙王室效力。他的军队先在布雷达东面的一个小镇安营扎寨。当时，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军官对于布雷达的围城战心怀疑虑，因为他们知道莫里斯亲王以及荷兰人事先已经充分加固了这个城市的要塞建筑以及防卫力量，武器弹药充足，这很可能是荷兰最为坚固的军事要塞。但是，斯皮诺拉不顾军官们的反对，在8月28日突然下令包围了这座城市，然后迅速发动进攻，莫里斯当时不相信西班牙人会围城，他从东面集结军队赶来增援，但是荷兰军队行动缓慢，给予斯皮诺拉足够的时间巩固阵地，发起攻击。斯皮诺拉还下令掘开城市附近的乡村的堤坝，让洪水淹没通往布雷达的道路，有效地阻止了荷兰的援军。在西班牙人的重炮的轰击以及重兵的围困和进攻之下，布雷达城中的守军弹尽粮绝，城市中饥馑流行。其间，英国的军队也进行了增援，但是被西班牙人击退。最后在1625年5月荷兰城防官尤斯丁奴斯·凡·拿骚（Justinus van Nassau）投降。此役也是西班牙人在八十年战争中的一次重要的胜利，不过，马德里政府认为战事消耗了西班牙国库中大量的金钱，会使得西班牙王室的财政困难不断加剧。还有一些马德里政府官员认为，布雷达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不在通往尼德兰北方的要道之上。无论如何，斯皮诺拉被西班牙王室册封为侯爵、金羊毛骑士团的成员并被授予圣地亚哥骑士团的袍服。西班牙著名大画家委拉兹奎斯（Diego Velazquezh，1599—1660）就此战役画成《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 of Breda，Las Lanzas ），被许多人称为“世上最伟大的历史画”。画面上荷兰的城防官半弯曲着身子将布雷达城门的钥匙交给斯皮诺拉将军。将军把右手放在败军之将的肩膀上。背景是广阔的平原，远处是海洋。委拉兹奎斯只描绘了十来个人物，两匹马以及几个人头就制造了两支大军的幻觉。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西班牙与荷兰指挥官之间。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征服者得意的然而也是和蔼的脸上，被征服的将军悲惨的面容则在阴影中半显半露——这是展示艺术才华和慷慨仁慈的杰作。画面上最醒目的物体则是右边士兵手中的长矛，他们细高、挺拔、整齐排列，像是没有风的日子里一丛细长的山毛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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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班牙大画家委拉兹奎斯所画的《布雷达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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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4月23日，就在布雷达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莫里斯亲王去世了，这似乎是布雷达战役不利的征兆。他的异母所生的弟弟韩德列克（Frederik Hendrik，Prince of Orange，1584—1647）立即被联省议会宣布为执政官以及荷兰军队的总指挥，宣誓就职。他是“沉默者”威廉最小的儿子，在父亲被刺以前六个月出生。他一直追随莫里斯亲王在军队中服务，表现十分优异。他在就任执政官以及军队总指挥以后，从海上以及陆地上组织了一系列对西班牙人的反击战役。当时，西班牙人在海上的封锁堵塞了荷兰通往海外殖民地的许多航路，对于荷兰共和国的财政造成了很大困难。直到1628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海军在海上战役取得一系列的成功才扭转了战局，也使得共和国的财政困难得以纾缓。在陆地上，韩德列克指挥荷兰军队取得最成功的就是1629年的位于布拉班特的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围城战役。在这一年4月的时候，荷兰军队在韩德列克的指挥下已经扩充到7.7万余人，军力已经相当强大，荷兰军队在布拉班特北方的莱茵河畔的赫拉弗（Grave）集结并开始攻击行动。当时西班牙菲律普四世及其大臣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欧洲外交的事务上，由于经费困难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尼德兰境内的防务以及军事有所松懈，韩德列克趁机对尼德兰境内的西班牙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选择的进攻对象是布拉班特地区最主要的城市斯海尔托亨博斯，他明白如果荷兰军队拿下这个城市，对于荷兰共和国有着重要的意义。韩德雷克的部队共有2.8万人，他还动员了各城镇的5000民兵参加战斗，另外还动员了本来要准备派往巴西的1200名西印度公司舰队的兵员以及武装海员，有一支英国的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在外围包围了西班牙人的一些战略要塞，使得西班牙人不能够增援斯海尔托亨博斯。西班牙国王感到明显的威胁，他调动了一支1.6万名士兵组成的部队以及一部分奥地利-德意志雇佣兵。西班牙军队以及同盟军放火烧毁了海尔德兰省等地乡村的庄稼，试图使得荷兰军队处于饥馑之中，削弱其战斗力，迫使他们撤围。但是这一切都均是徒劳。7月中旬，荷兰军队已经稳步前进，攻下城市外围的一些重要的要塞，包括最大的伊萨贝拉要塞，这对于城市中的西班牙守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荷兰军队重炮的轰击之下，城市中的大部分房屋都被摧毁了。不过，围城部队也是伤亡重大，英国军队的指挥官阵亡。9月9日，英国军队成功地突破城市的最后一道外围防线。又经过一个月的重炮轰击以及隧道挖掘，最后城市终于被荷兰军队攻陷，有3000名西班牙精锐部队的士兵被俘。马德里的王室深感震惊与错愕，他们对于执政大臣奥利瓦雷斯以及同僚的错误判断以及任用指挥官的不当十分不满。1632年，韩德列克率领荷兰军队紧逼至马斯河流域，占领了林堡省的芬洛以及该省南部的城市鲁尔蒙德。除了杰出的军事能力以外，韩德列克还拥有卓越的外交能力，他争取到欧洲各国不少的支持，通过各种努力，将西班牙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逼退到马斯垂克城以南的地区，由此奠定了后来尼德兰北方与南方之间永久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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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路易十三主政时期的枢机主教兼国务大臣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Cardinal et Duc de Richeleu，1585—1624）的国际和外交政策是在战争上尽量避免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直接冲突，但是在非战争的领域支持与后者的敌对活动，所以，他对荷兰暗地里给予支持。因此，西班牙方面曾经拘留了与黎塞留合作的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特里尔的枢机主教的候选人以及帝国选帝侯的候选人施特恩（Philipp Christoph von Sotern，1567—1652）长达十年之久作为报复。施特恩曾经在1610年至1652年担任德意志境内斯拜尔地方的采邑主教，1623年至1652年为特里尔枢机主教的候选人。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新教徒，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皈依天主教。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支持法国黎塞留的政策以及新教联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的军队在1635年1月进攻西班牙占领之下的南部尼德兰，荷兰的军队与法国的军队联合起来，同时越过马斯河一线，他们的兵力加起来一共有6万人，是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陆地部队。在进攻尼德兰南方地区的时候，荷兰的军队也发生了抢劫的行为，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法国-荷兰的联军在进攻中占领了迪斯特、阿尔斯霍特以及特尔菲伦，最后包围了有西班牙重兵以及坚固的要塞鲁汶，但是由于法军与荷兰军队的意见分歧，战事没有结果。7月4日，联军放弃围攻鲁汶，退到东北方地区。1637年，荷兰军队在韩德列克的率领之下，展开夺回布雷达的重大战役。此次荷兰军队有1.8万人，还有5000名荷兰省南方地区的农民协助参加战争，法国的军队当时分散在佛兰德斯等地，没有尽力协助荷兰军队包围城市，但是韩德列克仍然克服种种困难，清除西班牙人在布雷达外围的军事要塞和建筑，渐渐地逼近城墙，一面用重炮轰击，另一方面则系统地挖掘地道。10月7日，布雷达终于再度被荷兰人收复。3500名西班牙守军只有1600人存活下来，荷兰方面则有850人阵亡以及1300人负伤。据说荷兰人使用了23130发炮弹，城市中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被摧毁。布雷达光复的消息传来，荷兰共和国的人民奔走相告，举国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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