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47230
市场经济飞速而无序的成长“破坏了许多生命”，对社会制度造成“致命的伤害”（波拉尼1994：82，157）。但是相对而言，峰区本身尚未被市场经济带来的英格兰空间重构所波及。只有5%—10%的公用地和荒地以及10%—25%（有些地区不到10%）的可耕地受到《议会圈地法案》的影响（特纳1980）。因此，当周边制造业城镇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时，峰区广阔无垠的石南高沼地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1706347231
1706347232
毫不奇怪，峰区成为斗争的场所。为了争取进入空旷风景区的权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拥有土地的精英把峰区当作是年年猎杀松鸡的猎区，而附近城镇的工人阶级看中的是它的和平宁静，视它是一个徒步、爬山、观景的地方。高沼地作为公民权的象征引起斗争。介入斗争的劳工虽然是制造业的动力，却没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投票权。
1706347233
1706347234
徒步乡村
1706347235
1706347236
《议会圈地法案》使得骑马道和人行道数量减少，而1815年的《停用非必需道路法案》规定，只要两个治安法官一致同意并经过下一次地方法庭季审确认就可以关闭道路。由于乡村的治安法官是从地主阶级中产生或由他们支持，因此关闭道路并非难事。针对关闭道路的法律诉讼却阻力重重，代价昂贵，过程漫长。
1706347237
1706347238
早期的人行道保护协会数量众多，许多协会都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一些协会总是采取行动，通常是直接的行动；另一些协会呼吁适当的法律保护，多年不辍；还有一些协会则是昙花一现，只是针对某一特别的圈地或人行道关闭行为展开行动，随后就销声匿迹了。有些协会超越本地局限对外合作，其创建者及成员通常来自专业阶层和改革家团体，这类协会包括创建于1865年的“伦敦地区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护协会”（公用地协会）以及创建于1884年的“全国人行道保护协会”。公用地协会的会长由乔治·肖·勒菲弗（即后来的埃弗斯利勋爵）担任，他是自由党的大牌律师，1868年至1895年间的每届自由党政府的成员。
1706347239
1706347240
最早组建的地区协会之一是曼彻斯特保护古人行道协会（通常称为曼彻斯特人行道保护协会，或MFPS）。1826年协会的成立得力于拉尔夫·莱特事件的推动，莱特是一位地区法官和地主，居住在距曼彻斯特七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庄弗里克斯顿。莱特让两个地区法官同事签署了命令，禁止人行道穿越他那片不大的土地。未等地方法庭确认，他就让人犁耕播种了那条公用通道。人行道两旁的栅栏已经被拆走，以使莱特的私人领地更有林园气象。从他的宅邸就可以看见经过人行道的当地人（泰勒1997；李1976）。
1706347241
1706347242
附近的一群农民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却败诉了。他们求助于曼彻斯特非国教激进分子协会，由此成立了MFPS。在随后的两年，协会耗资甚巨，四处游说，案子终于从地方法庭移交到英国高等法院，最终胜诉。[93]又花了7年时间，议会才通过《通用公路法案》（1835），实际等于废除了《停用非必需道路法案》。MFPS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以城镇为本的激进自由主义，挑战了土地为本的寡头政治。它的成员中有1817年伦敦毛毯工人游行的支持者，也有反对1819年彼得卢大屠杀的《抗议宣言》的署名者（泰勒1997）。
1706347243
1706347244
19世纪初期，农业风景和公用地紧邻工业城镇而存在。但是随着城镇的扩张，那些人们便于使用的敞地和人行道却消失了。[94]实际上，人们也没有很多休闲散步时间。直到19世纪60年代，人们周六下午还要照常工作。只有到了星期天，工人们才有时间走出城镇，走进附近开阔的农田。如在曼彻斯特，人们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
1706347245
1706347246
……离[城镇]不远的草地、农田和公园。这儿有许多令人愉悦的步道，徒步者可以环绕城镇走一圈。从交易所出发，半径不会超过两英里，沿途鲜有在公共马车道或大街上常常会遭遇到的那种噪音、嘈杂的人群和尘埃。
1706347247
1706347248
（李1976：4；转引自普伦蒂斯1851）
1706347249
1706347250
乡村人口的减少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铁路不断延伸，车站以及车站周围的大棚、岔道和货运编组站侵占了大量土地。乡村的原住民无处容身，只能涌进城市的贫民窟，而贫民窟的住房又不时遭到拆除，这样一来突然加大了人口密度，进一步恶化了贫民窟的状况。在改革者能够推动议会制定相关法规之前，（穷人）是没有“拆迁安置”的权利的（卡特和刘易斯1990；迪奥斯和李德尔1986）。不仅是一些城市房屋13被拆除；像伯明翰等城镇周边的许多敞地本来已安排用来分给工人，这些地方现在又盖满火车站、货场和为蒸汽发动机提供燃料的煤堆——就是这些设施保障了火车在城市和郊区运行。通过铁路网，工业资本主义进入风景区。铁路把郊区空间与贫民窟连接起来，把贫民窟与度假目的地连接起来。
1706347251
1706347252
宗教与休闲
1706347253
1706347254
与贫穷工人相关，产生了一种把宗教与休闲连接起来的社会政治。出售杜松子酒和啤酒（另类的“资本主义精神”[95]）的酒店和啤酒屋是工人阶级消遣活动的主要场所。为了使工人摆脱酗酒造成的精神或身体疾患（扰乱工厂纪律是重要后果之一），教会开始介入。于是，宗教活动成为休闲方式。礼拜，很快又加上依托教会的各类俱乐部、协会和户外活动，如曼彻斯特圣神降临周徒步，[96]这些活动开始填占人们的业余时间。1840年，“有4万名学童[乘着火车]离开曼彻斯特，就是为了避开当地举行的各种圣神降临周比赛”（沃尔文1978：21）。通过圣神降临周的徒步活动
1706347255
1706347256
北方大城市的自助运动将其成员的文化和精神视野延伸到了湖区。从19世纪30年代起，科尼斯顿每年都举行圣神降临周徒步活动。徒步活动在1894年停办了，这是巧合，不过与瑟米尔事件有些象征性的关联。[97]
1706347257
1706347258
（默多克1984：155）
1706347259
1706347260
权威的空间化影响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感知。此时，纺织厂和工厂的厂主、教堂和慈善机构都试图用有益的休闲活动取代罪恶的娱乐。通过引导许多工人阶级的孩子参加旨在禁酒的远足活动，培养了他们对于自然的体验。[98]许多远足远至英国的边陲海边，那里的无人风景不属于任何人，也无法属于任何人，在那里，人们对于风景的凝视去掉了占有的色彩。[99]纯洁的大自然被当成城市罪恶、道德沦丧的解毒剂。这些专为工人举行的远足活动，其中蕴涵的价值后来得到更加明确的肯定——到了19世纪晚期，假日徒步机构公然把道德与体力活动联系起来。
1706347261
1706347262
从前“相携出游（walking out）”的求爱行为总是传达出性信息。现在，乡村徒步与发展友情和了解自然历史联在一起。这种徒步可能培养出两种接近自然和上帝的方式：虔敬的罗斯金门徒方式或是理性的达尔文派科学家的方式。休闲徒步在中部各个城镇的工人阶级中流行起来，当地的周报开辟专栏描述附近及更远的徒步路线（泰勒1997）。然而，周日漫游如同其他休闲活动一样面临教会和非国教礼拜堂的非难。[100]
1706347263
1706347264
徒步活动是被用来攻击私有财产的特权，还是被鼓吹成一种重铸“工人间”兄弟情谊的手段，还是被当成开展道德教育、传播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向往的媒介，这要看是谁在组织休闲徒步活动了。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声称徒步这样的休闲活动具有“调和阶级的功能”（坎宁安1980：11）。尽管“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社会纽带可能经常超越经济冲突和地位差异”（泰勒1997：55，着重号为后加），不过，认为这功能并不只是美好幻想似乎未免有些幼稚。
1706347265
1706347266
以阶级为基础的景色和观景政治久已围绕着地主精英们的乡村别墅进行。如画风景旅游业已经将观景政治推广到中产阶级。湖区漫游路径是根据水彩画、版画、油画、诗歌、地图和导游手册定位的。（见第三章。）这些仍然是观景的方式和了解风景的工具。当中产阶级游客享受着新旅馆、向导、马车和艺术品商店的服务时，湖区被敷上了薄薄一层的经济发展的表象。但是一切就此打住。
1706347267
1706347268
19世纪休闲性享受风景，特别是休闲徒步，意义则是不同的，因为它对景区施与了积极的干预，确立了这样的一种观点：风景中蕴含着互相抵触的价值体系。随着19世纪的推进，事情变得清楚起来，这种抵牾其实源于私有财产的本质与人们期望的权利之间的冲突——人们认为所有公民有权进入本国山区和公用地（希尔1980；里德1991；埃弗斯利1910）。
1706347269
1706347270
松鸡、偷猎者和徒步者
1706347271
1706347272
休闲活动不是中立的行为，而可能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精英。最终，精英阶级会通过发起、支持或压制休闲活动表达自己的权力和控制。狩猎和偷猎，一枚硬币的两面，代表着合法和不合法，典型地反映出围绕乡村展开的权利之争。狩猎法[101]侵犯了乡绅农场主、中产阶级地主、土地承租人、农业工人这类人的利益。它们生动而鲜明地说明了统治阶级土地为本的权力结构。精英通过庇护制和世袭制把持上议院，并占据了很多下议院席位。
1706347273
1706347274
正如弗里克斯顿冲突事件显示的那样，关闭人行道能够限制劳动阶层一度拥有的相对自由的通行权。但无法采用同样方式控制的是捕猎，猎区保护与狩猎两种力量互相较劲，各个阶层为此陷入冲突之中，这后来称为“18世纪中期以来农村所经历的最持久、最野蛮、最激烈的冲突”（阿彻1989：52）。[102]并非所有的休闲徒步都是清白的。徒步也许就是借机偷猎——部分是为了体育锻炼，部分是因生活所迫（偷猎经常是能让饭桌摆上肉食的唯一手段）。偷猎总是一桩彻头彻尾的罪行。
1706347275
1706347276
宁静与丰裕的乡村神话远远不是现实。在乡村的一次徒步可能被视为可疑的活动。[103]由于引进了赶猎方式（battue）[104]，有权人更加卖力地保留野生动物以便到了狩猎季可以把更多的猎物驱入囊中，使猎手展示他们的射杀技艺（坎宁安1980）。尽管大众认为野生动物是上帝赐予的公用地的一部分，谁有本事逮住它都可以拿走，但是晚上偷猎一旦被抓，是会被判监禁、强制入伍或流放海外的。根据1803年的《埃伦伯勒法案》，守林人有权处死拒捕的偷猎者（阿彻1989；海伊1975）。工人阶级要求保留穿越公用地和私人土地的权利，他们的行为不管是合法的还是超越法律的，都挑战了土地为本的权力体制的根基。
1706347277
1706347278
在峰区，手持武器的守林人和偷猎帮的暴力冲突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19世纪60年代的棉花灾荒驱使许多纺织工人跑到田野里偷猎，而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的捕鱼权斗争“在……湖区和其他地方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阿彻1989：60—61）。农业劳工和农民的日常活动被守林人密切监控，因为偷猎不仅是地区性问题：还有一个广及全国的野味黑市。
1706347279
[
上一页 ]
[ :1.706347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