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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的失败都没能阻止艾登的迅速崛起。1935年6月，他进入内阁担任国际联盟事务大臣。6个月后，在霍尔因霍尔-拉瓦尔事件的惨败而辞职后，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未来，艾登将与丘吉尔紧密结盟。当时，丘吉尔担心年轻的艾登没有足够的资历胜任这份工作。“艾登的任命没有给我带来信心，”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想，官职太高会让他成为出头鸟。”[10]他又补充道：“我想你现在会明白轻量级的艾登是什么样的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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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在外交部任职两年，大部分时间里，他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与首相以及内阁同僚们的观点相差无几。他对墨索里尼的敌意比其他大多数英国官员都大，但他同意与德国达成协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一普遍共识。1934年，他去柏林见希特勒，会面结束后，他向伦敦报告说，他认为希特勒不想打仗。“我敢承认吗？”他写信给妻子，“我相当喜欢他。”[12]在给拉姆齐·麦克唐纳的信中，艾登写道：“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德国总理不会食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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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出兵莱茵兰时，艾登开始改变“希特勒是可信赖的”的看法，并向内阁表达了对日益加剧的战争威胁的不安。但在公开场合，他没有发出这样的警告。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宣称没有理由“假定德国目前的行动意味着敌对的威胁”[14]。当法国外长主张对德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干预时，艾登拒绝帮助法国把德国人赶出去。[15][16]莱茵兰危机后的几个月里，他继续支持与希特勒谈判的想法，同时主张加速重整军备。他向朋友和下属透露，自己对斯坦利·鲍德温对独裁者摇摆不定、极为懒散的态度越来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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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当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时，艾登松了一口气，许多保守党人也松了一口气，不管他们对绥靖政策的立场如何。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36年6月辞去了党鞭的职务后，再次成为声誉良好的保守党人，他希望张伯伦能够调整国家政策。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位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的首相，这是唐宁街10号十多年来一直缺少的两种品质。作为财政大臣，强硬的张伯伦曾是麦克唐纳和鲍德温内阁中最有效率的大臣。尽管麦克米伦、布思比和卡特兰等进步人士指责他不愿采取更多措施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但是1931年经济崩溃后，他在重振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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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张伯伦在成为首相之前，作为内阁中的社会改革家创下的优秀纪录。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卫生大臣，张伯伦曾负责立法改革《济贫法》（Pool Laws），重组地方政府，并为寡妇和孤儿提供养老金，清理贫民窟，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更多的住房。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道：“在今天的英国，有许多家庭没有母亲，但这是一种动力……张伯伦为反孕产妇死亡率运动做出了贡献。”[17]他引用张伯伦的话说：“我自己的母亲死于难产。我知道失去母亲对家庭的伤害有多大。”多年后，麦克米伦宣称如果张伯伦没有成为首相，“人们也会记住他………他是自己那个时代，或者可以说几乎任何时代，最具前瞻性、最有效的社会改革家之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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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小儿子。约瑟夫·张伯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主要政治家之一，以致力于社会改革而闻名。作为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和伯明翰的前任市长，张伯伦创造了一个家族机器，掌握了伯明翰这个中部城市近50年的政治生活。内维尔追随父亲的脚步，在1918年当选议员之前，还担任过伯明翰市的改革派市长。作为市长，他领导创建了伯明翰交响乐团和伯明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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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成为首相时68岁，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代表人物——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他30多岁，所以总是对现代的发明和思想感到不安。在1938年9月戏剧性地访问希特勒之前，他从未坐过飞机。他也不喜欢汽车和电话，从不使用自来水笔，更喜欢用普通的钢笔写信和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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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奥斯汀不同，内维尔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腼腆、害羞、孤僻，几乎没有朋友。他的演讲虽然清晰而有逻辑，但也枯燥无味，没有激发想象力的雄辩火花。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维尔生活在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的阴影之下。他父亲有着令人生畏的坚强性格。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一位著名的外交事务专家，曾任鲍德温政府的外交次大臣。当约瑟夫·张伯伦把奥斯汀培养成为政治明星的时候，却把小儿子推向了商业道路。在这条路上内维尔顺从地走了20年，然后转向伯明翰的政坛。内维尔·张伯伦第一次当选议员时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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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推测，张伯伦5岁时，他的母亲去世，“这给他披上了一件冰封的斗篷，有时，他似乎被包裹在里面”[19]。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钓鱼、观鸟、园艺、阅读莎士比亚和康拉德的作品、听贝多芬的音乐。这些都是一个人的娱乐活动。在家人和亲密的朋友面前，他可能是敏感、深情和迷人的，有时甚至是顽皮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张伯伦的这一面。艾登曾经的密友和政治盟友利奥·埃默里说：“我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最了解他的人能欣赏他的优秀品质，即使我们在政治立场上与他存在很深的分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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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像艾登和麦克米伦这样为张伯伦成为首相拍手叫好的人失望的是，当他入主唐宁街时，那些优秀的品质并没有表现出来。作为家中唯一登上首相宝座的人，张伯伦似乎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证明，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他比父亲强硬，比同父异母的哥哥更出色，尽管他缺乏外交方面的专业知识。鲍德温可能是个过于和气的人，但张伯伦对与任何跟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相处都毫无兴趣。工党报纸《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回忆道：“他的脸上似乎总有一副嘲讽的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时并没有讥笑的意思。他的态度冷冰冰的，居高临下……他是没有魅力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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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不赞成文明应该引导政治话语的观点。与鲍德温不同的是，他不经常去下议院的吸烟室，只是偶尔喝杯威士忌，或与后座议员聊聊天。哈罗德·尼科尔森说，当他去吸烟室时，房间里会呈现尴尬的寂静气氛，仿佛校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宴饮交际（方式）”[22]闯进了“六年级茶会”。在下议院，张伯伦带来了一种新的分裂感，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感觉。他在辩论中使用“我尖刻的言辞”[23]和“我讨厌的讽刺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从对手那里得分，无论对手是工党分子、自由党徒还是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一名保守党议员说：“他总能通过一些尖刻的话引起支持者的欢呼，比如‘你对这个问题了解多少？我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只有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24]但与此同时，张伯伦对针对他的攻击非常敏感。约翰·科尔维尔说：“他的虚荣心表现为憎恨任何形式的批评或嘲笑。要使他满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暗示他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换言之，他喜欢高高在上，以适当的谦逊态度受到仰慕者的崇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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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派中，张伯伦坚持完全忠于他和他的信仰。他曾经听到传言，保守党研究部的年轻工人弗兰克·帕克纳姆（Frank Pakenham）即将加入工党。当帕克纳姆要娶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哈曼（Elizabeth Harman）的年轻女子时，张伯伦拒绝参加婚礼，尽管哈曼是他的表妹，他自己的女儿是伴娘。[26]张伯伦还指示帕克纳姆的保守党同僚不要出席招待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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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决心将英国和其他地区从另一场冲突中解救出来，他不会听取任何与他相左的意见。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僚——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霍尔-拉瓦尔事件后被起用、任内政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都是绥靖政策的拥护者。张伯伦避免战争的决心部分源于对战争及其后果的恐惧和仇恨。“在我的灵魂深入，我是一个渴望和平的人，”他后来说，“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28]但在张伯伦看来，和平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受英国的经济萧条的困扰，他拒绝像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全力以赴地重整军备，而危及英国脆弱的经济复苏。尽管鲍德温从1934年开始加强国家薄弱的防御工事，但他并没有付出全部努力，部分原因是时任财政大臣张伯伦决心严格限制军事预算。张伯伦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太多预算需求，包括维持庞大的帝国，所以政府不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他一当上首相，就继续限制重整军备。约翰·F.肯尼迪在1940年研究英国绥靖政策的著作《为什么英格兰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中写道：“一个拳击手不能把自己的心理和身体调整到适当的状态，而进行一场他认为永远不会胜利的战斗。英国也一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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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和张伯伦批准增加的预算大部分用于开发和生产战斗机，以应对德国空袭。[30]当时英国几乎不重视轰炸机的生产，军队更是被严重忽视。1937年初，英国前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位高级军官关于重整军备“非常令人沮丧的”[31]谈话。这位军官告诉洛克哈特，“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洛克哈特写道：“他认为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应该得到应得的一切。高层的惰性是彻底的。可悲的是，总有那么多看似合理的理由让我们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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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内维尔·张伯伦认为自己是英国对付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他坚信自己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使他们就范。尽管大量证据证明事实与他预计的相反，还有他直到1938年才见到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也不太了解他们或他们的国家，但他始终无法相信他们准备发动战争。他紧紧抓住因自己的无知而带来的安全感，打造了一种无视现实、热爱和平的形象。“张伯伦认为，可以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生意，就像与商人做生意一样。他们彼此信任，认为对方是完全正直的人，”哈罗德·麦克米伦表示，“他不相信会有人说一套做一套……真是太可悲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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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谈判的坚定信念可能源于他的商人背景，但这也是他和其他英国建制派所信奉的公学的价值观的核心。（张伯伦是橄榄球运动员，而西蒙和霍尔曾就读于伊顿公学。）首相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公平竞争的理念，认为绅士行为普遍适用。1937年末，张伯伦用唐宁街的信笺给他哥哥的遗孀艾薇·张伯伦（Ivy Chamberlin）写了一封信，当时艾薇正担任首相墨索里尼的非正式特使。当艾登得知这封信是以普通邮件的形式寄到罗马时，他吓坏了。“首相，意大利政府的公务员会拆读您的信！”[33]时任外交大臣艾登惊呼道。张伯伦哼了一声。“这个想法不对，”他厉声说，“绅士们不这样做。”艾登后来发现这封信第二天就放在了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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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曾在张伯伦的领导下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曾经说过：“一个如此充满自信又对别人如此信任的人，在一个由（独裁者）统治的欧洲，就像小方特勒罗伊公爵（Little Lord Fauntleroy）想与阿尔·卡彭（Al Capone）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一样，机会渺茫。”[34]尽管如此，从担任首相的第一天起，张伯伦就明确表示，他计划在外交事务中发挥比前任更大的主导作用。那个决定使他与手下年轻的外交大臣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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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就在张伯伦即将入主唐宁街10号之际，一个名叫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的政府神秘人物拜访了詹姆斯·P.L［Jams P.L.，即吉姆·托马斯（Jim Thoms）］，艾登的新任议会私人秘书。理论上，威尔逊是政府的首席工业顾问和劳资谈判专家。事实上，他是张伯伦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首相把威尔逊安排在他位于唐宁街的办公室隔壁，每天和他一起散步，就公务员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事宜咨询他，尤其是外交事务。“他是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张伯伦曾对肯尼斯·克拉克说，“没有他，我一天也活不下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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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拜访吉姆·托马斯时，还带了英国行政部门负责人沃伦·费希尔（Warren Fisher）。两人向托马斯表示，他们不赞成外交部对绥靖政策的偏见，并敦促他在外交部和唐宁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36]。1937年的夏天和秋天，托马斯与这两位官员见了几次面，并意识到他们想让自己监视艾登和其他外交部工作人员。最终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意“背着自己的上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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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间，托马斯在政府的熟人告诉他，艾登的几位内阁同僚，包括西蒙和霍尔，正在密谋反对这位外交大臣。据报道，在一次晚宴上，英国空军部长斯温顿勋爵（Lord Swinton）宣布：“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现在要从外交部转移到唐宁街10号。”[37]这一消息将由张伯伦、西蒙和霍尔亲自发布。托马斯说，这种情况“变得让人难以忍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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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墨索里尼的绥靖政策是一个转折点。首相相信他可以通过与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使意大利脱离希特勒的控制。当艾登认为墨索里尼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做出某些让步时，张伯伦绕过他与意大利大使会面，讨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然后，在1938年1月，张伯伦再一次没有咨询艾登就拒绝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帮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艾登已经被张伯伦的个人外交激怒了，张伯伦对罗斯福的冷漠和对墨索里尼的尊重也激怒了艾登。让艾登大发雷霆的是他在外交部最亲密的同事们，其中最主要的是博比提·克兰伯恩勋爵。他是艾登的副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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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提·克兰伯恩的绰号是他唯一愚蠢的地方。他承认这是“愚蠢的……但那是我朋友所认识的我”[39]。他是塞西尔家族成员。如果说有哪个家族可以自称是为统治英国而生的，那就是他的家族。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以来，塞西尔家族的人一直担任国家要职。克兰伯恩的祖父是索尔兹伯里的第三任侯爵，曾做过首相，他的堂兄亚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也是。20世纪30年代，塞西尔家族又多了一个特点，他们是英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贵族家族之一。几代以来，他们以思想独立和拥护不受欢迎的事业的决心而闻名。“塞西尔家族对暴民的嚎叫声充耳不闻。”[40]一位19世纪的崇拜者称。塞西尔家族最新一代的政治人物由博比提·克兰伯恩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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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瘦削、秃顶的克兰伯恩曾在战争中与掷弹兵部队并肩作战。他在外交部这个安静、彬彬有礼的世界里是个异类，就像他在更为喧闹的下议院里一样。他是一个有坚定道德信念的人，他和罗纳德·卡特兰一样，不管后果如何，都能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能非常清楚地分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吉姆·托马斯说，“完全不受一般政客世俗想法的束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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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伯恩确信绥靖政策会给英国带来灾难，吉姆·托马斯和奥利弗·哈维（Oliver Harvey）表示赞同。哈维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任艾登部门私人秘书。如果艾登没有这3个人的建议，他是否会以最终的方式回应张伯伦是值得怀疑的。艾登谨慎、喜欢和解和妥协，正是这些品质使艾登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而它们也大大降低了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效率。克兰伯恩、托马斯和哈维帮助他增强了自信和勇气。他们敦促艾登利用公众对绥靖政策日益增长的不安与首相对峙。艾登是内阁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如果他不支持张伯伦，艾登的顾问们说，张伯伦政府肯定会垮台。1937年末，哈维在给艾登的信中写道：“政府靠你的知名度和声誉生存，你不仅有权，而且有能力提出条件。”[42]1938年2月，达夫·库珀的议会私人秘书汉密尔顿·克尔（Hamilton Kerr）告诉库珀，如果艾登离开政府，“下议院的投票情况将是不乐观的，超过100名我们原来的支持者将会投票反对我们”[43]，库珀怀疑，反对者里甚至包括克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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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与艾登的冲突在1938年2月19日爆发，当时张伯伦向内阁宣布，他打算不顾艾登的反对，与墨索里尼展开直接谈判。外交大臣对张伯伦说，他除了辞职别无选择。然而，艾登似乎仍然没有把握。其他内阁成员担心国家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对艾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他重新考虑。艾登动摇了，认为也许做一些妥协可以让他留在政府。如果他辞职，他会失去成为首相的机会吗？艾登的良心和野心发生了矛盾，克兰伯恩和托马斯尽力使他的良心占上风。在艾登与内阁成员开会的间隙，[44]他们让艾登坐下，让他打起精神，向他保证他做的事是正确的，就像职业拳击手的助手在两轮比赛之间做的那样。他们说，艾登不会一个人离开，他们也会辞职。他们会一起告诉下议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艾登同意了。1938年2月20日晚，他正式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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