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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使伦敦的公众大为震动。“艾登的辞职让舆论一片哗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早上都有电话留言——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保持冷静……”[45]在德国，报纸大肆宣扬艾登的辞职是张伯伦向希特勒投降的标志。这位元首在外交大臣艾登辞职的那天发表了一篇攻击他的演讲，第二天，柏林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大标题：“希特勒讲话，艾登下台”。《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的编辑亚瑟·曼恩（Arthur Mann）沮丧地告诉一位朋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无疑认为他们已经把张伯伦拉下马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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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恩是英国为数不多的支持艾登行动的报纸编辑之一，大多数总部设在伦敦的全国性报纸强烈支持张伯伦及其政府。即便如此，艾登的辞职还是让许多英国人感到震惊。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艾登辞职是正确的。[47]只有26%的人说他们赞成张伯伦的外交政策，58%的人表示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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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全面的政治危机似乎即将来临。热心的张伯伦的支持者奇普斯·钱农（Chips Channon）忧心忡忡地说：“危机在全国发酵，谁也不知道那只猫会往哪边跳。”[48]保守党中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议会外的反绥靖政策者都很高兴。他们确信艾登会利用公众对张伯伦政策日益高涨的反对之势，团结议会和全英国人民反对首相及其部下。和全国人民一样，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艾登发表辞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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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出现危机和争议的时候，通常会有大批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和唐宁街10号外面。1938年2月21日清晨，议会广场挤满了人。下午约3点，当艾登和克兰伯恩进入这座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时，外面数百人为他们热烈欢呼。房间里挤满了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当张伯伦坐上政府的长凳时，他身后的保守党人大声欢呼。半小时后，艾登和克兰伯恩走了进来，在舷梯下面坐了下来。舷梯是辞职大臣的传统落座地。艾登面色苍白，神情紧张，似乎对反对党议员和保守党支持者们的欢呼声充耳不闻。这些支持者包括丘吉尔、麦克米伦、卡特兰、哈罗德·尼科尔森、爱德华·斯皮尔斯、罗纳德·特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和杰克·麦克纳马拉。其余的保守党人静静地坐着，等着听他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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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辩论开始前几个小时，丘吉尔给艾登寄了一封短信，敦促他不要因张伯伦而退缩。[49]丘吉尔说，他的事业就是英国的事业。但当艾登站起来说话时，他并没有发出战斗的召唤，也没有大声地谴责绥靖政策。房间里的人们的兴奋感和期待变成了困惑。他那令人费解的言辞，和他本人一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只涉及他和张伯伦对启动与意大利谈判的分歧。事实上，他是如此温和、老练，以至于他的许多同僚不确定他为什么要辞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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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提·克兰伯恩说出了艾登未能说出的话。艾登一演讲完，戴眼镜的克兰伯恩就站起身，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会计师，而不是政客。他宣称，艾登与张伯伦不仅在外交谈判的细节上存在分歧，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原则问题。英国应该与一个屡次违反条约和协议的国家谈判吗？克兰伯恩勋爵不这么认为。张伯伦决心与意大利谈判，他说，这不过是“向讹诈投降”[51]。据《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一向不善言辞的克兰伯恩“以其有力的言辞震惊了全场”[52]，抢走了“艾登先生的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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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兰伯恩的演讲取得了效果，但是艾登才是靖绥主义者想捉住的首脑。在艾登模棱两可的演讲之后，靖绥主义者仍然希望他接受挑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登收到了数百封信，恳求他这样做。他“目前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53]，安东尼·艾登辞职6天后，加拿大一家新闻报纸宣布：“他可以在下议院和全国分裂保守党。在大选中，他将毫无悬念地成为政府的领导人，他（可能）获得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首相更广泛、更多样、更热情的支持。”尽管张伯伦仍占据了下议院的大多数席位，“在英国，还有一个人找不到表达的机会”，他厌倦了“就像毒气一样蔓延到这片曾经辉煌的土地上的权宜之计和胆怯的行为”。该报称，这取决于安东尼·艾登是否响应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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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二战结束，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得知艾登辞去外交大臣一职后，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1938年，丘吉尔将艾登描述为“一个坚强的年轻人，屹立在漫长、阴郁、缓慢的投降的浪潮中”[54]。这是对艾登（这位后来成为丘吉尔战时第一助手的人）的一种慷慨而浪漫的看法，并让后代强化了早期流行的艾登形象。问题是，这个形象与现实不符。艾登的支持者渴望他在反绥靖主义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赋予艾登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反抗精神。记者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说，艾登是在抗议“张伯伦政策的总体偏向”[55]。事实上，虽然他因为英国与意大利的谈判而辞职，但在首相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上，他的想法与张伯伦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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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东尼·艾登并不想把政府搞垮。他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反抗的元素。多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的讨厌政治游戏，不是因为我比（其他政客）强，上帝保佑，而是因为我缺乏‘勇气’。”[56]在他辞职之前，他并没有试图团结达夫·库珀和其他内阁成员，这些人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方向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也许他希望自己不付出任何努力，政府就会崩溃，下议院的议员们就会团结在他周围。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为了确保它不会发生，内阁成员和政府党鞭们开始散布流言，声称艾登是因为身体和精神问题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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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诽谤，但艾登明确表示，他无意脱离保守党领导层。事实上，他在选区发表一场引人注目的演讲之前，把自己的讲话内容提交给了内阁大臣以获得批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D.R.索普（D. R. Thorpe）所指出的那样，这几乎不是“一个反叛者为了制造麻烦而采取的行动”[57]。然后，他带着妻子去法国南部度假，这次旅行持续了近两个月。艾登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不会断了自己的后路”[58]，奇普斯·钱农在1938年2月底的日记中写道，“已经有传言说他会回政府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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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2日，在艾登辞职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的军队迈着正步进驻奥地利，这位前外交大臣却在享受他的假期。那些指望他当领袖的人都大吃一惊。在德国接管某个主权国家时，英国就应该与德国划清界限。在莱茵兰地区军事化后，希特勒曾承诺“德国没打算……吞并奥地利或缔结一项德奥合并的条约”[59]。在张伯伦和他的下属认清元首的贪婪之前，希特勒还有多少的背信弃义之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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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街角，报童们大声喊道：“德国又在行军了！”在唐宁街10号外面，紧张的人群看着大臣们匆匆进出。弗吉尼亚·考尔斯回忆说，对战争的恐惧笼罩着英国的首都，这种恐惧“像毒气一样弥漫在空中”[60]。年轻男子纷纷志愿加入地方自卫队，妇女和老年人则报名参加救护服务和空袭预防组织。在德奥合并几天后，数千人游行穿过海德公园并呐喊着，举着“张伯伦必须下台”的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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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艾登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身材高大，长得像白鹳，是前印度总督。他对内阁表示：“公众舆论正迅速转向让国家防御更接近战争状态的方向。”[61]吉姆·托马斯曾陪同艾登前往法国，罗纳德·卡特兰给托马斯写信说：“自从你离开后，下议院几乎一直处于骚动之中。下午，英国政府拒绝（对奥地利采取任何行动），导致许多人在议会大堂和吸烟室里窃窃私语，策划阴谋……奥地利已经让人们动摇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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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急忙结束了这种好战情绪，向内阁和同胞保证英国不会卷入最近的国际骚乱。作为进一步的保证，通常反映政府观点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群热情的奥地利人欢迎希特勒到维也纳的照片，却没有数百名奥地利人（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在纳粹统治初期被枪杀的照片，也没有数万人被逮捕并送往集中营的照片。同样，没有犹太人的商店和家庭被纳粹冲锋队大规模洗劫的照片，也没有纳粹强迫犹太医生、律师和教授用手和膝盖清理厕所、刷洗街道的照片。《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ed）被众多羞辱人、恐怖的场面深深震惊了，他并没有像他效力的报纸那样彬彬有礼。里德在给《纽约时报》主编杰弗里·道森（Geoffery Dawson）的信中写道“在最疯狂的噩梦中，我都没梦见过如此有计划、残酷、无情和嚣张的行为。当这台机器开始运转时，像蝗虫一样摧毁它遇到的所有东西。生命的毁灭会使世界大战看起来像布尔战争。”[63]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是发生在奥地利的纳粹暴行的另一位目击者，他宣称：“在维也纳的纳粹的行为比我在德国看到的任何行为都要糟糕。这是一场虐待狂的狂欢。”[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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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费拉角，安东尼·艾登通过阅读法国报纸和收听维也纳广播，密切关注局势。在给保罗·埃默斯-埃文斯的信中，吉姆·托马斯称艾登“处于最佳状态。每天打6盘网球，脸被太阳晒得通红。我的脚起泡了，但安东尼很冷酷”[65]。艾登的支持者遗憾地指出，他的冷酷无情让他未能找回以前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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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入侵奥地利给英国人带来的危机感很快就消散了，用弗吉尼亚·考尔斯的话来说，“公众又回到舒适的和平幻想中”。但外交大臣从政府离职确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逐渐增强。保守党的反绥靖主义议员们开始联手，公开支持艾登，并且拒绝支持政府反对工党发起的对首相的不信任投票。在投票中，没有多少保守党人弃权，只有大约20名保守党人弃权了，包括丘吉尔、麦克米伦、卡特兰、布思比、托马斯、尼科尔森、埃默斯-埃文斯、麦克纳马拉、斯皮尔斯和特里。他们的决定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保守党的多数派成功地挫败了工党的责难决议。但他们的行动标志着第一次公开反抗，张伯伦和保守党高层决心将其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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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斯-埃文斯和尼科尔森这两位前外交官，以及英国外交部的资深人士最先预感到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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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48岁的保罗·埃默斯-埃文斯是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外交部的工作。埃默斯-埃文斯在南非长大，父亲是移居南非的英国银行家。作为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的校友，他和许多外交部同事一样，是一名退伍军人。埃默斯-埃文斯的左臂在索姆河战役爆发的第一天就断了。他在外交部门和外交部工作了6年之后，于1931年当选为议员，并加入了一个主张社会改革的、由进步保守党议员组成的小团体。尽管如他后来所说，他“肯定没有像麦克米伦那样左”[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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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仍然对外交事务感兴趣。“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我强烈地感到一场革命已经发生了，”他回忆道，“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牵制德国，抵抗希特勒。”在希特勒出兵莱茵兰之后，埃文斯给大卫·马杰森发了一封关于政府拒绝回应德国军事化的信，措辞严厉。“今年的事件几乎都是灾难性的，”他称，“如果想阻止腐败，就必须提供线索。政府中有太多的失败主义情绪。”[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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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熟人形容埃默斯-埃文斯“极其诚实”[68]，他对英国领导人未能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尤其感到愤怒。他认为，英国人民支持保守党在1935年选举中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呼吁，以及他们对《霍尔-拉瓦尔协定》的愤怒，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他们会支持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以及加强英国军备的决定，鲍德温和他的下属没有理会这个信号。埃默斯-埃文斯多年后写道：“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公众倾向和平主义，以至于我们不可能重新武装或采取强有力的外交政策。”[69]在他看来，这种信念是“无能和胆小的领导人对人民的诽谤。这个国家的人们从来没有被告知真相，那些试图解释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并发出警告的人却被政府、政党机器和新闻界视为危言耸听的少数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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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德温担任首相期间，埃默斯-埃文斯的信并没有在政府引起多少轰动。但是，当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之后，这种容忍戛然而止，持不同政见的人越来越多。1938年初，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公报，敦促张伯伦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马杰森出面干预，使公报的语气缓和下来。他宣称，该公报只会“激怒”希特勒。埃默斯-埃文斯不情愿地同意软化公报的措辞（尽管丘吉尔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不想在与张伯伦的斗争中增加艾登的困难。“这是一段耻辱的插曲，”埃默斯-埃文斯后来在给艾登的信中回忆道，“而且（这表明）党鞭已经试图给后座议员施加压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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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辞职后，这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想再妥协。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艾登没有因为重整军备而辞职，这位外交大臣一直在“向一个缺乏同情心的内阁施压，但没有成功”[72]。尽管如此，埃默斯-埃文斯还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演讲来支持艾登。他称艾登的辞职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73]，并指责政府采取了“有失尊严、惊慌失措的方法”来安抚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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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加入了攻击政府的行列，他是埃默斯-埃文斯在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副手。尼科尔森附和了博比提·克兰伯恩的说法，即张伯伦同意与意大利谈判，但已经屈服了。他问下议院，是否应该“微笑着拥抱一个一贯、不断、蓄意、毫无歉意地违反它曾经签署的每一项协定的国家”[74]？“无论我们多么软弱、分裂、糊涂，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冷静、有计划地为错误辩护，”尼科尔森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些伟大的政策原则现在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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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纳德·卡特兰一样，哈罗德·尼科尔森在议会也是个相对的新生代。他当议员才两年，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专业知识远远超过埃默斯-埃文斯，或者就这一点而言，几乎超过任何后座议员。哈罗德是亚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儿子，亚瑟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大使，已经结束了作为外交次大臣的职业生涯。哈罗德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巴尔干半岛、中东、西班牙和俄罗斯的英国大使馆度过。在惠灵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之后，他加入了外交部。他对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了解，使他很快成为外交秘书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作为亚瑟·贝尔福的顾问，他帮助起草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该宣言表明1917年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他帮助贝尔福起草了战后和平条款，并参与了新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划定。后来尼科尔森根据他在巴黎的经历写了几本关于外交艺术的书。其中，《调停，1919》（Peacemaking 1919，1933年出版）和《外交》（Diplomacy，1939年出版）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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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尼科尔森曾担任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参赞，后来又出任驻柏林大使馆参赞。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后，他作为大使的副手到华盛顿的大使馆任职。“他似乎注定要干一番光彩夺目的事业。”[75]他的一位外交官同事评价道。20世纪30年代，在白厅（英国政府）几乎没有人怀疑尼科尔森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最终成为一名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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