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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后，卡特兰与迪克·劳、吉姆·托马斯、鲍勃·布思比、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以及其他议会同僚进行了几次漫长而阴郁的会谈。他说要退出议会，要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我确信再也不会支持保守党了，”他在一周前写给埃文斯的信中说，“除非你摧毁政党的核心人物，否则你永远无法拯救英格兰的灵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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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卡特兰被剥夺了在下议院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1940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到达伦敦两天后，早报刊登了德国军队在比利时边境附近的调动情况，于是他决定返回法国。回到部队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已经恢复了一点往日的热情。他仍然认为英格兰的未来“难以想象”[10]。然而，他补充道：“无论我说什么，我都永远无法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战争结束后，如果张伯伦还在位的话，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为拯救英格兰做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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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用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对德国入侵挪威做出反应，而且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拙劣的行动。在仓促集结、准备不足的英国远征军中，至少有一半是本土防卫义勇军，其士兵对战斗知之甚少。在赶路的过程中，指挥官没有充分考虑部队必须在崎岖多山的地形上战斗。挪威依旧被严冬包裹，厚厚的冰雪覆盖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但几乎没有任何部队准备好雪地靴或滑雪板。士兵没有接到在如此寒冷的条件下作战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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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13日，也就是德军入侵挪威5天后，英国、法国和波兰军队开始在挪威最北部的纳尔维克登陆。英国军队还在挪威中部相距数百英里的两个小渔港纳姆索斯和安道尔尼斯登陆，命令士兵对挪威古代首都特隆赫姆发动钳形攻势。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人缺乏足够的装备（火炮、防空武器、通信设备、战斗机）、医疗设备、食物，甚至是他们所在的作战区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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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一批德国军队没有受到英国炸弹的干扰，正涌入挪威增援已经在那里的德国部队。一位德国上校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幸运的是，英军总姗姗来迟。”[11]直到4月11日，英国飞行员才获准攻击德国控制的挪威机场。[12]即使在那时，他们的攻击也仅限于使用机枪而不是炸弹。《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事例，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发现丹麦一个机场挤满了德国军用运输机。[13]当空军部要求飞行员轰炸战场时，战争内阁对这一要求进行了3天的辩论。轰炸许可终于被批准了，当英国的轰炸机接近轰炸目标时，那些运输机连同德国军队已经潜入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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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拖延和混乱是惯例，而不是例外。命令下达了，然后又撤销了。被派往一个前线的英国军队在最后一刻被调遣到另一个前线去了。“高级军官在询问下级军官下一步该做什么，”一位曾在挪威的年轻军官在给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中写道，“绝对是混乱统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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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需要英国3个军种最大限度合作的行动中，各军种首长和大臣之间争论不休，缺乏默契。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授权对挪威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并付诸实施。1940年4月底，布兰登·布拉肯向利奥·埃默里和他的“叛军”抱怨说：“绝望的苏联目前已经安定下来了，或者还没能确定我们的战略。他们3个副手充当参谋长，这6个人，还有其他人，一起举行秘密会议，由温斯顿或内维尔担任主席，但没有人真正决定该怎么做。”[15]张伯伦曾在4月初要求丘吉尔接任战争内阁军事协调委员会主席一职。这项新任务加重了丘吉尔本已沉重的责任，但令他极为沮丧的是，他并没有任何实权，因为他无法独自做出或执行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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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人在决策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对空中打击敌人感到内疚。在这场噩梦般的战争中，驻扎在挪威的英军不仅要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国国防军作战，还要与德国空军无情的扫射和轰炸做斗争。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一名本土防卫义勇军中尉向利兰·斯托喊道：“我们已经被屠杀了！单纯地被屠杀！”[16]纳姆索斯附近的一场战斗以英军的溃败告终。利兰·斯托是为数不多的进入挪威的西方记者之一。“我们没有飞机！德国佬一直在轰炸我们……太可怕了！”在长达4天的战斗中，英国中尉营的600人中有200多人被打死或受伤。抬担架的人试图把伤员抬到安全的地方，但通常会遭到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机枪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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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采访了这位年轻的英国军官，他和其他幸存者沿着一条通往北方的道路撤退时，已经筋疲力尽，满身是泥。“我们没有适合在山里穿的衣服，”中尉说，“我们没有白色的斗篷。德国佬在雪地里能看到我们。他们刚刚干掉了我们的人。我告诉你……一切都怪那个该死的张伯伦！”[17]他告诉斯托：“我很高兴你是一名记者。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张伯伦和他的手下我们必须要有飞机和防空炮！把我们说过的话都告诉他们！”在采访其他几名战斗中的幸存者时，斯托发现政府没有对士兵进行适当的训练和提供保护就把他们送到了挪威，他感受到士兵们的痛苦和怨恨。“伦敦的人怎么了？”一个下士喊道，“如果我们能除掉那个该死的老内维尔·张伯伦，也许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还有机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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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在给《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快讯中，照那位代中尉的要求做了。他讲述了他全部的所见所闻：英军如何发现自己受到德国空军的摆布，他们是如何“被扔进挪威的深雪中。没有一支高射炮，没有一架支援飞机，也没有一门野战大炮”[19]。他的快讯相当于对他所说的“军事历史上最昂贵、最令人费解的失误之一”进行了猛烈的控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报纸上都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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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对英国错误的报道只会坚定许多美国人的想法，即美国应该远离这场战争。“太少、太迟似乎是张伯伦政府的典型表现。”《新共和国》（New Republic）宣称，“有一件事越来越确定。美国人坚信，即使出于其他理由，也应该反对希特勒主义，但打着这个旗号参军将是致命的。这个信念不断强化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能够赢得战争或和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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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人听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挪威的故事。一天晚上，斯托和他的一位摄影师同事躲在一间农舍里，房子的主人为说英语的客人播报BBC新闻。“英国远征军正从他们在挪威各个登陆点稳步向前推进，”BBC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报道，“德军在铁路沿线的抵抗已经被粉碎。在纳姆索斯地区，英军和法军正成功地向特隆赫姆挺进。”[21]摄影师困惑地盯着斯托。“天呐，那些傻瓜怎么了？”他脱口而出，“他们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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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傻瓜”没疯，只是被严重误导了。挪威的战争爆发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英国记者在现场报道。因此，英国的媒体和公众不得不依靠陆军、海军和空军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根据服务部门向报纸和BBC提供的早期报告，英国军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英国海军已经开始了一项光荣的事业，”《每日邮报》盛赞道，“希特勒被我们海陆空的铁锤重击得心惊胆战。”[22]一些报社禁不住在文章中添油加醋，渲染那些已经似是而非的军事胜利的报道。《每日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军猛烈袭击纳尔维克的文章，该事件尚未发生，他们却声称这次行动敲响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钟声”[23]。张伯伦和丘吉尔向下议院提交的报告只不过增强了一种信心，即一切都在按照英国的方式进行。在德国入侵挪威两天后，丘吉尔告诉下议院，在他看来，“希特勒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我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生的事情中获益匪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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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英国人民想听到的。经历过8个月的不存在的战争，等待和厌倦都结束了。英国军队和水兵最终与敌人发生了冲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做得很好。宽慰取代了人们最初对德国入侵挪威时的震惊。自由党议员珀西·哈里斯说：“这个国家正遭受着不可救药的乐观情绪的折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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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4月的过去，早期的乐观情绪被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所取代。各军种大臣们提交的关于英国成功的新闻简报越来越少。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发布关于挪威的信息。与此同时，几家英国报纸开始根据利兰·斯托的报道，报道纳姆索斯附近的溃败。陆军部认为斯托的报道“明显扭曲了事实”[26]，但这些报道以及其他来自中立国家的消息源对英国失败的描述都让人们觉得事情出了很大的问题，信息被压制了。“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媒体和电台对来自挪威新闻的处理……已经破坏了相当一部分英国公众对其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信心。”爱德华·R.默罗在1940年4月22日对美国听众报告中说，“战斗部队仍然掌握着指挥权，显然不关心，或者不知道，从国外涌入这个国家的令人不安的言论和谣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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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2日，张伯伦在下议院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安达尔斯和纳姆索斯登陆的英国军队被迫撤退。首相承认，派往挪威的部队装备不足，没有得到可靠的战斗机掩护，也没有足够的高射炮。[28]此外，他还说，敌人的增援部队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涌入。这种对失败的承认是毁灭性的，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在玛格丽·阿林厄姆看来，这种震惊“或多或少归结为一个突然令人麻痹的消息——张伯伦是一个虚荣的老人，袖子里没藏锦囊妙计”[29]。正如阿林厄姆郡埃塞克斯村的一名警察辛酸地吐露：“我们还以为他会继续（抗争）。相反，这个老家伙在混日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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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同胞一样，英国Tolleshunt D’Arcy的民众曾希望政府在虚假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惰性是一种幌子，张伯伦和他的部下利用这几个月的无所作为来“建立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31]，即使没有公开的迹象。阿林厄姆也确信，“政府正在像恶魔一样为毁灭性的春季进攻做准备，很可能是在北方，我认为我们的装备非常好，特别是空军装备，比我们原来的要好”。1940年4月4日，张伯伦调侃希特勒“错失了良机”，这使阿林厄姆更加坚信大举进攻迫在眉睫。阿林厄姆和身边的其他人都把这句话解读为对英国人民的一种暗示，“这是（所有人）期盼许久的一种鼓舞人心的个人行为”[32]。这个狡猾的暗示表明英国将会“关照”希特勒。当张伯伦在1940年5月2日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时，德国已经在挪威打败了英国，阿林厄姆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乘客，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从一条狭窄蜿蜒的山路上疾驰而下，使她感到恐怖的是发现司机“有点紧张，怎么看也不是一把好手”。他要把车开到悬崖边上吗？阿林厄姆写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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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被德国令人畏惧的空中力量羞辱了——“希特勒证明了他的能力，”用爱德华·斯皮尔斯的话说，“几乎一夜之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吞下了整个国家”[33]——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愤怒和恐惧。乔治·比尔德莫尔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我们……被重创，溃不成军。像我这样的人所能理解的是，德国已经得到了它想要的每一个国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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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人比利奥·埃默里更愤怒。他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政府，不愿面对敌人轰炸机场、工厂和其他经济和军事目标只会导致灾难。他写道：“如果德国空军的总兵力因6个月的持续战斗被削弱，而大部分的兵力不得不保留，用以保卫其基地和工厂，那么挪威的战役会有不同的结果……”[35]1940年5月2日，就在首相发表讲话后不久，埃默里打电话给新任航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大声喊道：“这届政府必须下台！”[36]这位保守党“反叛分子”的领袖对朋友说，“公开作战”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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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挪威的坏消息终于点燃了“反叛分子”的抗争之火。但是，挪威事件并不是4月激励持不同政见者的唯一问题。英国军方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至少在一年内，军队不会配备现代化的坦克。约翰·西蒙爵士公布的新预算显示，英国未来一年在战争方面的支出将比德国少近40%。埃默里宣称政府是在“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我们不能再这样悠闲地生活下去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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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准备反抗。“义务警员”组织成员也准备反抗。整个4月，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试图决定如何将计划付诸实施。一个温暖的星期天早晨，迪克·劳、吉姆·托马斯和罗纳德·特里等一群人，正坐在特里一家乡间别墅草坪上的躺椅上，密谋着。正在剪花的南希·特里从他们旁边走过，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内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慢吞吞地说，“你们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现在就去做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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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但“反叛分子”必须小心谨慎。如果想使计划有机会取得成功，他们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保守党人的支持。在德国入侵挪威后的最初几天，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监察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包括索尔兹伯里本人，仍然坚持认为必须给张伯伦一个机会，改组政府并调整战争策略。德国入侵挪威后的第二天，索尔兹伯里去唐宁街10号见张伯伦。索尔兹伯里警告说：“挪威的失败将对政府造成致命的后果。”[39]他要求首相改组政府，缩减战争内阁的规模。这位年长的同僚还敦促政府对战争进行更有力的打击，特别是对德国的军事目标进行全面轰炸。尽管张伯伦表现友好，但他还是拒绝了索尔兹伯里的所有提议。索尔兹伯里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张伯伦似乎“丝毫没有考虑组建一个真正的战争内阁的想法，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事需要更有活力、更有时间观念的领导人”[40]。首相告诉索尔兹伯里，“如果人们不喜欢现任政府，可以改变它”[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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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伦敦的政治圈充斥着有关将首相拉下马的阴谋，以及如果阴谋奇迹般地成功了，谁将接替他的传言。有人提到了劳合·乔治，甚至还有埃默里，但两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尽管受到绥靖政策的影响，但众所周知，哈利法克斯勋爵支持一个多党联合政府，而且他对战争的态度比张伯伦更坚决。埃默里和戴维斯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想推选丘吉尔，他们非常担心挪威的惨败会影响到他获胜的概率。毕竟，他既是进攻挪威的设计师，也是将对皇家海军在挪威的失利负责的内阁大臣。但这位海军大臣对张伯伦的坚定忠诚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反叛分子”知道，很明显“丘吉尔的忠诚和责任感将确保他坚定地站在内维尔·张伯伦一边，并且丘吉尔敦促他控制多数票，这样就能继续战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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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忠诚几乎没有得到回报。在那些谣言四起的日子里，张伯伦和他的副手们也在策划自己的阴谋，包括想通过让丘吉尔成为挪威事件的替罪羊来除掉他。1940年4月底，道格拉斯勋爵问奇普斯·钱农：“温斯顿会灰心丧气吗？他应该离开海军部吗？”[43]钱农在日记中写道：“显然这些想法都在内维尔的脑子里。”大约在同一时间，哈罗德·尼科尔森说：“党鞭们说这全是温斯顿的错，他又一次失败了。”[44]张伯伦手下的一些人陷入了自己的阴谋中，他们不相信丘吉尔真的像他看上去那样忠于他的上司。钱农就是其中之一，他注意到传言丘吉尔已经“摘掉他的面具”[45]，并正在起草一个替代张伯伦的计划。约翰·科尔维尔听说，虽然丘吉尔本人是忠诚的，“但他的跟班们（如达夫·库珀、埃默里等）在尽其所能制造恶作剧和敌意”[46]。事实上，尽管布兰登·布拉肯正在进行他自己的私下活动，包括会见保守党“反叛分子”，但没有证据表明丘吉尔参与了这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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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丘吉尔没有时间谋划。他太忙了，忙于应付挪威的灾难，他担心这次灾难会损害他的声誉，就像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一样。他在海军部履行职责，担任内阁军事协调委员会主席，显然已筋疲力尽，在他的一些朋友看来，他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激情和活力。在听完丘吉尔在下议院的演讲后，尼科尔森忧心忡忡地写道，他很少看到海军大臣“状态不好……他犹豫了一下，弄错了笔记的顺序，戴错了眼镜，摸索着找了一副对的……一个接一个的表现令人遗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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