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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确信格雷和政府已经竭尽所能来维持和平，并且无论政府为国家的“荣誉和安全”做了什么，反对党都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支持”。[289]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领袖约翰·雷德蒙说，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在英国的困难时期，由于为地方自治采取的举措，爱尔兰人的支持已经发生了转变。他说：“在可能发生的每一次考验和每一次危险中，爱尔兰的民众将带着最大的担心和同情转向这个国家。”[290]他希望威胁要发动内战的爱尔兰的两个志愿者团体——统一党和民族主义党——能够以“同志之谊”来保卫“我们的国家”。[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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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发言。他称赞了格雷的演讲，但说道：“他错了。我认为他所代表的以及为之发言的政府是错的。我认为历史的结论将是他们错了。”他不相信格雷关于荣誉的观点，他将克里米亚和南非的冲突归咎于荣誉问题。他的政党将支持保卫比利时，但战争不会仅仅涉及比利时问题。鉴于劳工对全俄罗斯的独裁者心怀憎恨，他不愿卷入一场将巩固俄国势力的战争。他要求格雷描述法国所处的危险，但格雷一直不愿这么做，而是宁愿通过谈论对比利时的义务来为战争正名。他以一记狠狠的打击结束了发言，他说，英国的中立立场更符合“执政党的传统”。[292]他的演讲造成工党内部发生分歧，一旦战争爆发，他的地位就会遭到削弱，于是他在8月6日辞去了工党主席一职，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接替了他。前一天晚上，麦克唐纳对乔治·里德尔爵士说，“再过三个月，就会发生饥饿骚动，届时我们应发挥作用”。[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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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议员都想针对格雷的演讲进行辩论，阿斯奎斯说，下院将有机会讨论危机，但不是今天。这引起了一阵恐慌，议长宣布休会两个半小时，直到七点再复会，以便各方进行讨论，以及让格雷了解下院的最新情况。在英国外交部，私人秘书告知尼科尔森，格雷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表明“现在方向已经明确了，但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294]在格雷讲话时，德国询问比利时其能否“和平地”占领列日，前者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做出答复。比利时说，他们的部队将“立刻”向领土内的德国人开火，并认为德国军队已经越过了默兹河。[295]在回复法国提供五个军团的提议时，比利时表示，目前它还没有向担保国寻求帮助——不过，它也提醒德国，保护其独立地位的一个担保国是普鲁士王国。这减缓了冲突的升级，并为英国赢得了更多一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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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天晚上，维利尔斯告诉格雷，德国声称法国打算借道比利时入侵德国，所以军队正在做准备，以保卫比利时免受法国的攻击。德国人承诺“为所有战争必需品支付现款，并赔偿在比利时造成的所有损失”，如果比利时愿意让他们通过，他们将在媾和时撤离比利时的领土。德国威胁比利时，如果比利时采取“敌对态度”，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将“通过武力解决”。比利时嘲笑德国对企图借道攻击法国的意图所做出的解释，并承诺“将尽其所能击退”德国的进攻。[296]随即，德国大使离开巴黎前往柏林：德国已经对法国宣战。霍尔丹——他已经履行了动员令——要求派遣六个步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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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伦敦，沿着林荫大道，挥舞着旗帜的人群从特拉法加广场一直延伸到白金汉宫。前一天晚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使阿斯奎斯想起了沃波尔[297]说过的话：“现在他们正在摇铃，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只能搓手干着急了。”[298]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国家是在捍卫正义和道德，信守保卫比利时的承诺，才引发了战争狂热；并且，由于完全不了解现代战争的真正含义，这助长了战争狂热。这个国家是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帝国冒险故事和《男孩周报》的言论中成长起来的，更不用说诺思克利夫多年来发表的危言耸听的反德言论了，它即将有机会以正义和正派的名义，对抗不久后所称的“德国的骇人行径”，为英国的光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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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报道说，“每隔几分钟，爱国歌曲的歌声中就会夹杂着对国王的高声呼喊”。[299]晚上8点15分、9点和9点45分，国王和王后出现在阳台上，向民众挥手致意：“爱国和忠诚以几近欣喜若狂的方式表现出来。”晚上7点，格雷回到下院，概述了德国照会和比利时答复的细节。他说，政府正在“认真考虑”此事的严重性。[300]国王评论说，格雷的演讲“完全改变了公众舆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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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议员[302]席传来一个反对的声音。它来自菲利普·莫雷尔（Philip Morrell），一位来自牛津的酿酒世家的后裔，这对于自由党来说很不寻常。莫雷尔在伊顿公学和贝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通过他的妻子奥托林（Ottoline）夫人（波特兰公爵同父异母的妹妹）游离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他们的婚姻不同寻常：两人都有很多风流韵事（被奥托林夫人征服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伯特兰·罗素），而且莫雷尔有好几个私生子。奥托林夫人在贝德福德广场举办了一场宏大的自尊自爱沙龙：莫雷尔夫妇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在牛津郡嘉辛顿的乡村别墅后来成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避难所，这些人包括利顿·斯特雷奇[303]、克莱夫·贝尔[304]和邓肯·格兰特[305]。她的丈夫在那天晚上发表的演讲使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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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声称自己代表许多自由党人发言，但他并不怀疑格雷为和平所做的努力，而是怀疑“他是否真的做出了足够的努力来与德国达成公平条款”。[306]这番话揭示出一个很深的误解——德国欺凌比利时的做法表明，它没有真正弄明白“公平条款”——但这确实暗示了格雷在最初阶段存在惰性。正如格雷表现的那样，在前五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被动的，尽管他的官员们（尤其是尼科尔森）几乎从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觉察到了潜在的灾难。这是在进行外交斡旋之前的事，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可以在48小时内到达柏林，与贾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也许会改变历史。不过，考虑到在柏林，普鲁士人主导的德国军队决心发动一场战争，以维护国家霸权，这些努力也可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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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声称，德国承诺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一名质问者喊道“是在战争结束后！”，这才是重点。[307]他说，如果德国吞并或占领比利时，他将同意英国必须采取行动。几天后，英国基本上这么做了。莫雷尔讽刺了格雷的论证，忽视了格雷对条约的详细诠释，声称“仅仅因为在比利时领土的某个角落里可能有几个德国军团就要求我们参战。我不打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参战的政府”。他认为，报界助长了“对德国野心的恐惧和嫉妒”，由此造成了这种局面。确实，报界——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经营的那几家报纸——长期以来把德国描绘成天敌。然而，对战争的外交背景进行的研究表明，这种情感与格雷不情愿做出的主战决定没有关系。莫雷尔与社会党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他说，要求英国参战，“既是为了维护俄国的专制，也是为了干涉德国的野心”。[308]虽然他对德国没有好感，但对俄国的好感就更少了。他认为“保持光荣的中立”是可能的，尽管他没有一开始就通过分析比利时和法国的看法来阻止下院的行动，并且他坚定地无视德国向布鲁塞尔发送的照会所体现出来的傲慢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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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陶瓷区的自由党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一个伟大陶艺家的后代，他担心信贷会耗尽、工作岗位会流失殆尽、民众会挨饿，从而引发革命。“民众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温顺农奴了，”他宣称。[309]（战争爆发时，韦奇伍德是第一批自愿参军的人士之一。他在达达尼尔海峡受了伤，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最后成为上校。）劳合·乔治说，政府正在考虑如何确保战争期间的食物供应，并承诺将在第二天提供更多细节。他承认，他还将被迫就货币和纸币流通发表声明。一名后座议员嘲讽说，他在布尔战争中的反战立场与他现在支持开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他没有公开表露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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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的大多数议员忽视了奥地利政府通过惩罚塞尔维亚来抵制内部批评的决心，也忽视了德国军事领导层推翻贝特曼、贾高和利希诺夫斯基等人的决定及发动战争的决心。对于工党来说，哈迪认为战后恢复比利时的中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必要，可以让德国与法国决一死战。后来在工党内阁任职的自由党人亚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提出了一个更慎重，因此更能说明问题的反对意见，尽管他的假设仍有问题。庞森比曾和莫雷尔一同在伊顿公学和贝利奥尔学院读书，而且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侍从：他的岳父是休伯特·帕里（Hubert Parry）爵士。他觉得自己在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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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的最悲剧性的时刻。我们正处在大战前夕，我讨厌看到人们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开始这场战争。战争狂热已经开始了。昨晚，当我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目睹了战争狂热。我看到一群群喝得半醉的年轻人挥舞着旗帜，我还看到在圣詹姆斯街的一家大型俱乐部外有一群人，他们受到从楼座里出来的俱乐部成员的鼓舞。战争狂热已经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我们陷得太快了，而且我还觉得，外交大臣的讲话表明，这些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头作怪的，是对德国野心的深切仇恨。这是为了保持势力均衡造成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欲望，是为了在欧洲维持一种不可能的状态，为了把欧洲的两个派别割裂成一个武装营地，用怀疑、敌意和仇恨的眼光互相怒视，时刻拿起武器防备着，并让民众为武装斗争付出流血的代价。[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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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十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战时谎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各种各样的谎言》（Falsehood in War-time，Containing an Assortment of Lies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Nations During the Great War）。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的话，“战争来临时，首先倒下的是真理”，从而导致他被视为这句话的作者。他的反战态度不会动摇。他成为民主监督联盟的重要成员。该联盟是一个反战运动先驱组织，他曾与麦克唐纳和糖果商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等人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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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格雷辩护时，煤矿主、曼斯菲尔德的自由党议员亚瑟·马卡姆（Arthur Markham）爵士无意中站在了和平主义的立场上，该立场认为此举是为了让德国待在该待的地方，而不是为了保护比利时（保护比利时才是格雷的优先考虑事项）。他说，“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都不可能承认欧洲大国有权践踏和打倒小国”。[311]他补充说：“我们所属的这个伟大的帝国，它的立国根基是，不允许在我国海岸附近建立一个可能对英国人民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大国。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次犹豫不决，那我们将为大英帝国的灭亡而踉跄摇晃，因为欧洲大陆上有自尊的人永远不会相信，我们这些过去曾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会再次为自由而奋斗。”他的这些话反映了公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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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议员卢埃林·威廉姆斯（Llewellyn Williams）指责报界为一场公众不希望看到的战争制造了热情，并指责格雷试图散播对德国势力的恐惧，而另一位自由党同僚认为不可能像建议的那样让小国受奴役。自由党议员罗伯特·奥斯韦特（Robert Outhwaite）则认为，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是“从法律的角度”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而不是“征服”比利时。[312]他提醒下院，是专制的俄国通过动员引发了更广泛的战争，而不是德国。这也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说法。正如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Joseph King）指出的那样，政府遭到了自身成员的攻击（只有一人除外），而统一党则保持沉默。金问道：“我想知道，我们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否得到了内阁的一致支持。我们在下院的内部和外部都听到了传言，说内阁存在分歧，甚至有一位内阁大臣辞职了。”[313]另一个议员喊道：“这是一个恶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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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金完美地阐述了激进的观点，他谴责沙皇的“残暴的专制政府”及其“残忍”和“不公正”。[314]另一位自由党人威廉·拜尔斯（William Byles）爵士问道，如果法国进军比利时以攻打德国，那么英国是否会与法国作战。最后，在对格雷进行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抨击后，拉纳克郡的自由党议员威廉·普林格尔（William Pringle）发表了一篇庄严的演讲，谈到自由党的传统是要求英国站在“国际道德的一边，反对铁血势力”。[315]最后，前统一党首相贝尔福发言，请求结束休会期间的辩论，并等待机会，因为阿斯奎斯曾答应在他和格雷等人出席时适当地讨论这项政策——他们整晚都没有出席。统一党人正在做着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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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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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完演讲后，格雷回到英国外交部，接待了他的朋友和亲信J. A.斯宾德（J. A. Spender）。斯宾德是《威斯敏斯特公报》的编辑，也是自由党的拥护者。两周前，当人们对欧洲危机谈论甚少时，可能是在格雷的建议下，斯宾德写了一篇文章（在国外广泛传阅），提请塞尔维亚人明白奥匈帝国是有理的一方，并尽其所能避免“使事态复杂化以至于有可能走向战争”。[316]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交付给了历史：自由党大臣的主流意见认为英国必须参战，而这种观点能够获得支持几乎全靠格雷。他这样描述他与斯宾德的会面：“我们当时站在我办公室的窗户旁边。天快黑了，我们向下眺望的场所亮起了灯。我的朋友回忆说，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它们被重新点燃了。’”[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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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格雷认为这场战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担任外交大臣已经九年了——他了解所有其他有关各方的动机。他知道沙皇的政权是多么的脆弱，而假借斯拉夫同胞的名义战胜德国将被视为巩固罗曼诺夫王朝的完美手段。他也知道德国是如何看待俄国的，认为它是一个由一群野蛮人组成的未开化的国家，这些野蛮人完全敌视欧洲文化，德国将会如何竭尽全力地击退这些野蛮人，并在东欧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他知道奥匈帝国决心竭力压制崛起的邻国塞尔维亚，这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还因为奥匈帝国的皇帝将近84岁，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团体鼓动变革，和俄国一样，它需要向其人民展示实力。最重要的是，格雷知道法国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重蹈1870～1871年的耻辱，正是那场耻辱，导致普鲁士人割走了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为此，必要时法国将战斗到底。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向各个大国负有义务或与之达成了谅解。正如许多外交官和政治家所了解的那样，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来，欧洲一直生活在不安之中，总有一天，重新排序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而当它发生的时候，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性的战争。格雷知道那一刻已经到来，但他未能阻止这个时刻的到来——或者说他未能以更加和平的方式确保重新排序——这个事实几乎压垮了他，并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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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对事态的看法与格雷一致，但事实证明，他不太适应战争的要求。8月3日的午夜，他坐在首相府，给莫莱写信说：“我们有30年的至交，在承受巨大危机带来的沉重压力的时刻失去了你的友谊，这是一场我一想到就不寒而栗的灾难，如果它成为现实，我将永远感到悔恨。”[318]阿斯奎斯恳求他，“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三思而后行，在你采取可能会让政府失去一个智囊、让我陷入困境而变成孤家寡人的行动之前，请你多想想，再思考几次”。[319]莫莱回忆道，“除了精神上的痛苦外，没有什么能够扼住我的咽喉”，但他告诉阿斯奎斯，他仍然坚决反对：“向法国发誓，就等于把自己和俄国绑在一起……你的呼吁如此慷慨感人，我做此答复，感到深深的痛苦，我一生中都没有写过这样痛苦的回信。”[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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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其他大臣来说，德国向比利时发送的照会将他们逼到了忍耐的极限。8月4日上午9点30分，格雷请求戈申转告柏林，“德国违反其作为共同缔约国签订的条约，国王陛下的政府一定会对此提出抗议，而且必须要求德国保证其向比利时提出的要求不会得到执行，德国将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戈申被告知需“立刻获得答复”。刚收到这个消息，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就给英国外交部发了一封贝特曼写的信：“由于法国在8月1日向德国领土发动了多次军事攻击，德国现在正处于与法国交战的状态。”[321]那天下午，英国发布了动员令，召集所有后备役军人，并邀请退役名单上的军官重新申请服役。不久后，海军部宣布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爵士将指挥本土舰队。现在，阿斯奎斯不得不迅速地任命基钦纳，因为局势发展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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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上午，格雷告诉伯蒂，他已经建议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政府抵制德国向它们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放弃中立立场的任何企图。它们将获得英国的支持，并将加入俄国和法国的行列，“共同行动，以便抵制德国对它们使用武力，并保证它们在未来几年维持独立和完整”。[322]他命令伯蒂请求法国政府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一旦德国人进入比利时并拒绝离开，那么英国就会与他们开战。上午11点20分，格雷从维利尔斯那里得知，德国告诉比利时外交大臣，由于比利时政府拒绝了德国的“善意”提议，他们将“非常遗憾地在必要时动用武力，鉴于法国的威胁，他们将被迫采取必不可少的措施”。[323]中午，利希诺夫斯基向英国外交部出示了一封来自贾高的电报，重申了德国“绝不使用任何借口”吞并比利时领土的“正式保证”。“务必请爱德华·格雷爵士明白，”贾高继续说道，“借道比利时，将不会使德军暴露在法国人的攻击之下，而这是根据绝对无懈可击的情报所做出的决策。因此，德国不得不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德国来说，阻止法国前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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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格雷向戈申发了一封电报，提到德国向比利时发送的消息，以及他收到的比利时的领土根曼尼克（Gemmenich）遭到“侵犯”的消息。[325]他让戈申告诉德国政府，英国仍在等待有关比利时中立问题的答复，并希望在伦敦时间晚上11点前得到答复。“如果没有得到答复，那么你必须索要你的护照，并表明，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和遵守条约，德国和我国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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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戈申拜访了贝特曼和贾高。在一封直到8月13日才抵达伦敦的电报中，戈申告诉格雷，他们“很遗憾”无法给出格雷想要的答复。[326]他觉得自己和贝特曼的会面“非常痛苦”。“他（贝特曼）不得不将此视为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因为他们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来将帝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而英国却为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攻击他们。他认为英国对目前可能发生的事情负有全部责任。我问他是不是不明白，我们在道义上必须尽力维护我们所保证的中立。他说：‘但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后来，戈申告诉格雷，贝特曼“非常激动地”用英语对他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慷慨陈词，说“中立”这个词在战时经常被忽视，英国政府的行动“只是为了一张废纸”。[327]贾高告诉他，德国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与英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并通过英国拉近与法国的距离。现在，这一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英国人认真对待条约，而德国人却没有。戈申强烈抗议试图将责任推给英国的任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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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下午，阿斯奎斯向下院发表了讲话，由于近100名被征召为后备役军人的议员缺席，以及约翰·伯恩斯缺席国务大臣席，下院的议员数量锐减。首相提到了最近外交往来的三封电报：第一封是比利时国王的呼吁；第二封来自维利尔斯，确认由于比利时决心保持中立，德国将通过武力进入比利时以进攻法国；第三封是比利时公使馆发来的电报，宣称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边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都不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沟通，”他继续说道，“在答复时，我们已经重申了我们上周向德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即他们应该向我们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就像法国上周向我们和比利时做出的保证一样。我们已经要求德国对这个请求做出答复，并……要在午夜前对今天上午的电报做出满意的答复。”[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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