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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其政党制定对策，劳向英国卓越的宪法历史学家A. V. 戴雪（A. V. Dicey）征求意见；9月1日，戴雪告诉劳，阿斯奎斯做出了一项“绝对不应该给予的”保证，即这个法案将被载入法典，然而，戴雪似乎忘记了1911年《议会法案》的通过（他也反对该议会法案），该议会法案规定，一旦下院连续三次通过了一项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将成为法律。[133]从爱尔兰的新教地区招募士兵意义重大，这多亏了卡森：不过，国民志愿军——1914年8月前集结的支持地方自治的军队，旨在反对任何非法的统一党人阻止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正在等待雷德蒙的消息。阿斯奎斯希望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并附带一项条款，那就是将法案的实施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坎特伯雷大主教担心《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Welsh Disestablishment Bill）将会终结，但他得到了安抚，因为政府向他保证该法案将会得到同样的待遇。阿斯奎斯本来有意安抚统一党人，但8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在蒙斯与敌人的第一次交战中遭遇了挫折，于是这种意向化为了泡影。事实上，当蒙斯的消息传来时，国王就给阿斯奎斯写信，让他解决爱尔兰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由于事件的影响，阿斯奎斯已经不需要任何提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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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在得知阿斯奎斯的计划后，劳“深感遗憾”，并指责他不守信用。[134]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人试图缓和局势。9月13日，丘吉尔给张伯伦写信说道：“亲爱的奥斯丁，我恳求你认识到，在这个危机时刻，在这里，在殖民地，尤其是在美国，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人挑起一场争吵，对我们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多么鲁莽和愚蠢的行为。”[135]在战争结束和大选之前，“让法典中存在一份不起作用的法案”，政府的这个计划将仅仅创造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他认为，较之对英国造成威胁的“爱尔兰的公开不忠”，这样做肯定要好些。他承诺，那些已经参军的阿尔斯特人“永远不会”成为被胁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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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伯伦是难以抚慰的。他反驳说，由于爱尔兰国民志愿军的“敲诈”，阿尔斯特省成了牺牲品。尽管如此，考虑到国家的紧急情况，他的政党认为必须停止反对政府。9月14日，统一党人在卡尔顿俱乐部开会，以讨论策略：该党承认失败，并决定，在劳把这个举措告诉下院时，他应当答复阿斯奎斯，并且只有他才能做出答复。史密斯向卡森保证，在战争结束后，统一党人“应该回到最极端的斗争立场”。[136]在“长时间的大声欢呼”中，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在会上说，他不再认为政府成员“配得上绅士群体”的称号，而是将他们视作“老仟”。有人批评阿斯奎斯在“国家进入最高紧急状态”时，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借口违反先前做出的保证。于是在通知下院时，阿斯奎斯竭力对这种说法进行澄清。[137]如果政府无法就如何制定爱尔兰法案的修正法案达成协议，那么需要就暂停讨论该法案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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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描述了自战争爆发以来爱尔兰发生的“伟大的爱国起义”。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成员加入了爱尔兰军团，为国王和国家而战，而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爱尔兰人理由来指责英国人背信弃义，从而毒化这种情感，或者激怒美国和英帝国的爱尔兰群体。《爱尔兰自治法案》——和《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一样——将被写入法典，但其实施将会暂停12个月，如果一年后战争仍在继续，那么该法案将在枢密院令确定的期限（这个期限不能超过战争的持续时间）内暂停实施。不过，他表示，为了允许某些郡不参与地方自治，在《爱尔兰自治法案》生效之前，需要重新出台修正法案。考虑到“严峻及前所未有的国家紧急情况”，阿斯奎斯认为这是“公平、合理和公正行事”的唯一手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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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和他的政党不同意：当他听说政府如何“利用我们的爱国心背叛我们”时，他说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愤怒或怨恨，倒不如说是伤心”。[139]劳说阿斯奎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在没有先达成修正法案的情况下准备让王室批准《爱尔兰自治法案》，并且——他将话题转移到六个星期以来没有听到的党派偏见上——问道，为什么反对党会相信在法案实施前将出台一项修正法案的承诺。卡森说：“在英国议会的历史上，大概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违背承诺和誓言的情况。”[140]统一党人希望全面暂停法案——也就是不颁布法案和修正法案，但保证在需要颁布法案时，《议会法案》的条款仍然适用。他们原以为政府准备这样做，因为这些建议在前一周就已经讨论过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上当了。劳抱怨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企图按照阿斯奎斯的计划行事的任何做法都会导致阿尔斯特省发生叛乱。[141]和卡森一样，劳也觉得政府现在对阿尔斯特省的看法是，“即使我们对它施加了任何不公，我们仍然可以指望它”。[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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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把背信弃义与德国入侵比利时进行了对比，在结束演讲时，他带领自己的政党离开了会场，“这不是抗议，更不是示威。我们离开会场，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迫使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这压根就是不体面的，我们不应参与这种不体面的活动”。[143]《暂停执行法案》在下院未受阻挡，并于第二天在上院获得了通过。“下院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疯狂地欢呼”，阿斯奎斯把下院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斯坦利小姐。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44]劳在演讲中对阿斯奎斯的信用提出了质疑，这让首相意识到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绝望”。[145]雷德蒙表示，他希望在修正法案出台时，在紧迫的情况下，统一党人和民族主义党人已经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但事实证明，他将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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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爱尔兰政府法案》及其附带的《暂停执行法案》获得了王室的批准，《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也获得了王室的批准。这是英国宪法的历史性时刻。它们是经议长确认符合1911年《议会法案》所述条件的法案，因此可以成为法律，尽管上院没有同意。国王很不高兴。“我很遗憾地说，我不得不同意《爱尔兰自治法案》和《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必须出台针对前者的修正法案，政府已经承诺了这一点。”[146]在阿斯奎斯颁布法案后，雷德蒙发表了一份战争“宣言”，号召爱尔兰人民为争取民主而战，号召派遣一支爱尔兰旅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这样爱尔兰人就可以一起战斗，并可以担任军官。他告诉他的人民，“大不列颠的民众最终且不可撤销地决定信任他们，并将把民族自由还给他们”，他敦促爱尔兰人全面参与“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令人无法容忍的德国军事专制挑起的”。[147]然而，新芬党憎恶雷德蒙的亲英情绪，认为地方自治是迈向共和制的第一个和不完整的阶段，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与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意见不一致。不幸的是，爱尔兰军团中以新教徒为主的军官阶层将激进的统一党人基钦纳作为领导人，他们以轻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之前的民族主义党的志愿军，这阻碍了募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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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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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阿斯奎斯执政期间的战事管理工作涌现出了一种批评声音，那就是它偶尔带有外行或自满的味道。一个早期的例子是，在宣战后，军事委员会——其首要任务是决定如何部署英国远征军——的第一次会议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它需要听取法国武官的意见；于是会议延期到第二天上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由阿斯奎斯主持，成员包括格雷、霍尔丹、海军大臣丘吉尔和军队长官。约翰·弗伦奇爵士、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新任命的英国本土陆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爵士和基钦纳（他在会议结束后才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都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还有陆军部的元老、陆军元帅罗伯茨（Roberts）伯爵，他是一名镇压印度民族起义的老兵，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扭转了英国的命运。罗伯茨快82岁了，没过几周他就过世了。虽然这个组织将会正式化，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宪法方面的先例。那就是政府内阁被边缘化，因为战争的紧迫性需要迅速做出决策。当这个委员会最终开始运作时，黑格赞成基钦纳的意见，说道，由于德国和英国正在为国家存亡而战，这将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需要立刻招募一支拥有一百万人的军队，“双方都不会在短暂的较量后认输”。[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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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和贝尔福讨论了英国远征军的规模，以及应该在什么时候出发，他们一直讨论到8月4日的深夜至5日的凌晨。贝尔福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迅速而猛烈的打击。霍尔丹打算先组建一支大规模的本土军队，然后在这支军队更具战斗力时派它去攻打德军：他不知道敌人将以何等快速的速度借道比利时进入法国。他认为，与对手相比，之前派遣的任何部队都是“微不足道的”，也将遭到灾难性的摧毁。[149]贝尔福坚持认为“可以立即派遣10万人，而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巩固本土防御”。他坦言，“总的来说，政府的想法模糊不清、目标犹豫不决，我对此感到相当沮丧”，统一党认为这就是政府应对战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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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不久，霍尔丹改变了主意，认为英国远征军应当赶快出发。内阁同意，在不破坏英国本土防御的情况下，可以派遣五个师（或六个师）去法国，当时的问题是，能以多快的速度调遣军队，以及如何在不引起德国人注意的情况下完成调遣。内阁还同意从印度调遣一个师来增援埃及，并感激地接受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的部队。最后，内阁决定立刻派遣四个师，并将根据形势派遣第五个、第六个师。在英国远征军做好开战的准备之前，估计需要20天。8月7日，一支先遣队从南安普顿抵达勒阿弗尔，大部分部队在8月12日至17日间安全抵达法国。时任副参谋长的少将亨利·威尔逊以典型的冷嘲热讽的口吻将这次讨论描述为“一群对会议主题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进行的历史性会面”。[150]威尔逊是一个党派色彩颇浓的统一党人，在反对党的高层中有许多朋友；他还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在战争结束时获封陆军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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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高兴地说，8月7日，英国远征军的一支先遣队抵达了欧洲大陆，报纸对此未进行任何报道。作为总司令的弗伦奇被告知他的职责是：“支持并与法军合作，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你的特殊任务是：（1）协助防止或击退对法国领土的侵犯，（2）协助恢复比利时的中立。”[151]在对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有意义的解释时，他被告知，英国参战的理由不仅是因为“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而且是“为了推进这个国家和法国缔结的协约”。日后将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爵士指出，由于英国“没有制定全面的战争政策”，所以他没有向弗伦奇说明将采取什么方式来完成任务。弗伦奇接到的命令是，如果需要在没有法国军队支持的情况下发起进攻，他必须首先与伦敦商量。现实情况是，援军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训练完毕，而现在聚集在英国的本土防卫军没有义务到国外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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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在军事委员会的这场会议上宣布说，他计划至少再招募10万名士兵到海外服役：到1916年3月，他招募了250万名志愿兵。他很早就决定留下一些最有经验的士兵以便在国内训练新兵：他为此受到了批评，尤其是来自丘吉尔的批评，但丘吉尔后来意识到，这是基钦纳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之一，因为这些新兵接受了高水平的培训。军事委员会关注的是建设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这可能会让公众感到意外，因为他们绝对相信英国的海上力量，就像他们相信英国皇家海军的制海权最终会让德国人屈服一样。公众的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所需的时间将会比基钦纳预设的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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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弗伦奇向阿斯奎斯辞行。他告诉阿斯奎斯英国远征军将在两周内就位，双方的力量可能集中在卢森堡南部，这与眼下的现实——敌军在比利时海岸到瑞士边境之间挖了一条战壕，英国军队在北部占主导地位——相去甚远。当晚，黑格声称，他已经把自己对弗伦奇的“严重质疑”告诉了国王（国王曾访问了奥尔德肖特[152]）。在日记中，他进一步描述了自己的质疑，“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在英国有史以来的危急时刻，弗伦奇非常不适合担任这个伟大的职务”。[153]黑格认为弗伦奇既缺乏军事知识，又有脾气上的缺点，但目前只有他自己和国王知道这一情况。相比之下，阿斯奎斯是这样向斯坦利小姐描述弗伦奇的，“我相信他是最佳人选”。[154]弗伦奇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战时的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埃德蒙兹（James Edmonds）爵士称他是“一个虚荣、无知、报复心强的老头，拥有令人讨厌的社会背景”。[155]弗伦奇肯定有他的缺点，他是一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幸运的是，他在1890年代初没有毁掉自己的事业，当时他与一名军官兄弟的妻子有染，导致他在随后的离婚案中被传讯。1899年，他挥霍无度，差点破产，这使得他不得不辞去自己的职务；他还喜欢钩心斗角，这种爱好在战争期间很流行。他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担任指挥官，由于表现出色，最终晋升为中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他能够晋升帝国总参谋长，更多的是因为有后台（他是伊舍勋爵的密友），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由于在1914年初的卡勒事件中判断失误，他不得不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黑格与他相识25年，虽然黑格自己在判断上也有失误，但他对弗伦奇缺点的认识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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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也就是英国对奥匈帝国宣战的那一天，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动怒了。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基钦纳勋爵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笨拙、鲁莽，尤其是他对本土防卫军的无知和冷漠，让陆军部士气低落”。[156]事情的缘由是，霍尔丹组建了一支义勇骑兵队，基钦纳觉得毫无用处。阿斯奎斯的回应是“让霍尔丹去找他”，这让事情平息下来。然而，白厅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预示着更多的不愉快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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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基钦纳向上院发表了抚慰性的讲话，这是他16年来首次以贵族身份发表讲话，而不仅仅是以陆军大臣的身份。他解释说，他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任何政党，因为作为一名军人，我没有任何政见”。[157]议会和报界的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是天生的托利党人。然而，实际情况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周围的同僚都把政治当作事业，他很快因为缺乏他们那样的动力而与他们疏远。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拯救国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保持官职或加官晋爵。他把自己和那些他极力争取支持的人进行了比较：他的职业是“临时的”，和他们一样，他也签了三年的合同。他解释说，为什么签三年，因为如果战争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将会有另一波人到来，接替他们和他的位置。然而，他的许多内阁同僚并不持有这样的想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职业政客，需要维持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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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城镇和村庄里，大多数时候都能看到一队队的士兵在行进，他们要么前往港口，要么前往训练营。在没有向英国公众透露风声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抵达了法国，并且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德国海军可能会袭击运兵舰。欧洲大陆的报纸已经报道了远征军的动向，德国人肯定已经获悉了这些消息。伦敦认为，德军没有对运兵舰发动攻击，这证明敌人认为自己的军队不如皇家海军，或者正如汉基推测的那样，这表明德国人拒绝相信他们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东西，除非他们在英国的报纸上也读到这些消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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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基钦纳向法国派遣了第五师。两天后，15岁左右的骑自行车的侦察兵约翰·帕尔（John Parr）成为第一个在西线阵亡的英国人。8月22日，英国远征军刚抵达蒙斯，几乎立刻就投入战斗。有关战斗的第一条消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8月16日，德军占领了列日，8月24日拂晓，基钦纳首先向阿斯奎斯、然后向丘吉尔报告说，位于蒙斯以东45英里的戒备森严的城镇那慕尔可能已经陷落。这座三十年前建造的要塞根本无法与德国的重型火炮抗衡。弗伦奇告诉阿斯奎斯，他将下令英国远征军从蒙斯的前线“撤军”。阿斯奎斯感到很惊骇，“因为我们都认为那慕尔是安全的，即使攻破它不需要两周的时间，至少也需要两三天”。[159]弗伦奇发来电报，要求按照他之前派遣人数的10%提供增援，这意味着损失惨重。“虽然伤亡名单还没有出来，”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但一想到名单上可能会出现哪些名字，人们就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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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警告阿斯奎斯，关于是否应该立刻派遣第六师，他正在等待弗伦奇的答复。在答复英国远征军需要增援的消息——基钦纳向雷普顿透露了这个消息，前一天的《泰晤士报》上登载了这个消息，这导致内阁同僚们对他进行了指责——时，内阁决定向埃及派遣印度军队的两个师，8月28日，感觉自己寡不敌众的英国远征军被告知继续向马赛前进，他们将在那里登陆。在此之前，基钦纳想要让英国远征军驻守亚眠，以防法军被击退：而法国人想要让英国远征军驻守在位于蒙斯正南、比利时边境以东90英里处的莫伯日（Maubeuge），也就是他们一开始进行战斗的地方。由于威尔逊（他是弗伦奇的副参谋长）的坚持，基钦纳输掉了这场争论：如果他赢了，英国远征军就不会在蒙斯被击溃，或许可以更好地抵御德国人。基钦纳和威尔逊的关系因此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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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蒙斯撤退的过程中，英国远征军伤亡1600人。在8月20日到23日的四天里，法军伤亡14万人。当时阿斯奎斯或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这场溃败的严重程度。阿斯奎斯不了解事实，在听取了基钦纳的汇报后（基钦纳对盟友感到非常愤怒），他认为法国人把他们的作战计划“搞得一团糟”，这与“真正勇敢的”比利时人形成了鲜明对比。[160]正如阿斯奎斯所描述的那样，弗伦奇向伦敦汇报说，法国盟友们“由于犹豫和某种类似于恐惧的情绪而不知所措”，他们阻止了“最急于采取攻势”的英国远征军做好其本职工作。[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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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知道大多数法国军队都集中在法国东部边境附近，并预见到德军将绕过他们到达里尔、敦刻尔克和大海。军事形势证实了基钦纳的观点，他已经向内阁同僚概述了这个观点，即到1915年4月，还需要60万到70万名士兵。到目前为止，他请求增援10万人，结果英国派出了12万人。“他一点也不气馁，”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我也没有气馁。”[162]但是，对于丘吉尔来说，光靠志愿兵来完成他们的爱国职责是不够的。在8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他提议说“有必要强制征兵”，这是大多数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163]根据教育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皮斯（Joseph Pease）的说法，丘吉尔向同僚们发表了半个小时的“高谈阔论”。尽管这样的举措对大多数大臣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基钦纳也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不过，他承认，在4月份之前，他无法向更多的士兵提供装备。这件事本应使内阁对武器生产的低效率有所警觉，但是，当1915年春天与此有关的丑闻爆出时，内阁声称感到非常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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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远征军从蒙斯撤退以及法军在那里遭受的溃败，不仅突出了增兵的必要性，而且也证实了在英国参与的战斗中，伤亡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8月24日，当坏消息传来时，军需总监、将军约翰·考恩（John Cowans）爵士在和阿斯奎斯夫妇共进午餐，他认为英国远征军总共可能有6000人阵亡、受伤、被俘，并且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是一件好事”。这让阿斯奎斯夫人感到惊恐。[164]当她质问考恩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损失是“好事”时，他告诉她：“亲爱的阿斯奎斯夫人，这场战争的损失将是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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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打击士气、不揭露导致失败的错误的情况下，向公众传达伤亡消息。在这些战役后的第二天，阿斯奎斯前往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刚刚听说“安菲翁”号（Amphion）巡洋舰在前一天击沉了“路易斯王后”（Königin Luise）号巡洋舰——它被发现在哈里奇（Harwich）和索思沃尔德（Southwold）附近布下水雷——但该舰被其中的一个水雷击沉。包括船长在内的17名军官和143名船员获救：但是，五天后公布了148名海军士官和船员的死亡名单，这是接下来的四年里一连串伤亡名单中的第一份，也是较短的一份。丘吉尔告诉下院，政府并不是“感到惊慌或不安”，而是觉得“文明世界的国家需要认真考虑”这种作战方法。[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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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抨击报纸制造谣言。为了国家利益，报纸采取了一种自我克制的做法，但不管怎样，政府几乎没有向它们告知战事消息。战地记者们在家里徒劳地等待出发的命令，但一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不能奔赴前线（这种情况将在第二年春天发生改变）。一些人私底下去前线，但是如果被发现，可能会被法国当局逮捕。丘吉尔（他之前也是一名战地记者）声称，由于新闻审查制度阻碍报纸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报纸倾向于用流言蜚语来填满它们的专栏，这些流言来自沿海地区不负责任的消息来源”。[166]他的言论将加剧与舰队街的紧张关系，并让同僚和他自己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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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每日邮报》的特别版刊登了一篇关于荷兰附近大海战的报道，一位统一党议员——日后将担任内政大臣的威廉·乔伊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说：“似乎每一个细节都缺乏真实性”，乔伊森-希克斯敦促政府“停止这种无耻的行为”。[167]内政大臣麦克纳证实了这篇报道是杜撰的，并敦促下院和他一起“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编造虚假新闻的行为”。他推测此举可能是“为了帮助提高报纸的发行量而故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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