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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故事充斥报端的时候，一些蜂拥着应征的人暂时继续过着平民生活，而这有时候使他们成了英国国内不愉快场景的无辜受害者。几乎就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退休的皇家海军中国区舰队的副指挥官、海军中将查尔斯·库珀·彭罗斯·菲茨杰拉德（Charles Cooper Penrose-Fitzgerald）组建了一个白羽协会。该协会怂恿女性给达到服役年龄、穿着便服的男性一根白色的羽毛——这个传统的标识给这些男人打上了“逃避责任者”或“懦夫”的烙印。海军中将向福克斯顿的30名妇女提供了大量的白色羽毛，让她们合理分发。尽管这种当面羞辱缺乏男子气概的人的做法非常粗俗且不正当，但十分有效，并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这让那些已经应征却发现自己遭到女性责难的人感到非常气愤（尽管许多女性觉得这种活动很可怕）。议员们请求向男士们发放徽章，让他们把徽章戴在纽扣孔上，以表明他们已经应征入伍。坦南特答应考虑这个主意。公众向那些显而易见的新兵给予了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总是受欢迎的。10月下旬，基钦纳敦促平民不要在酒吧为士兵买酒来表达感激之情，因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和严格的节制，他们才能保持强健的体魄”，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他敦促在士兵密集的地区成立委员会来监督和执行这些要求，但没有证据表明公众把这些要求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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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当阿斯奎斯去奥尔德肖特视察军事准备工作时，传来了英国远征军将德军赶回马恩河并向兰斯进发的好消息，他发现，“所有的街道和小路都挤满了基钦纳的新军——有些人穿着卡其布制服，但绝大多数人穿着伦敦东区的服装四处游荡，这样的聚集场景是非常少见的”。[200]他目睹了等待训练的军团，到那时止，已有21.3万名士兵和5.7万匹马被派往法国。[201]不久后，弹药短缺的问题便显现出来，军靴和军服短缺的问题也相应出现。很快，陆军部的采购主管就被撤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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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那些负责指挥战事的人产生了巨大影响。9月2日，阿斯奎斯夫人说，格雷“几乎要崩溃了”，他的同僚们都感到压力重重，但据她的丈夫说，丘吉尔是“内阁中唯一快乐的人……”。[202]比阿特丽斯·韦伯和丈夫西德尼曾在8月28日与格雷共进晚餐，她觉得格雷“很痛苦……他过于敏感地认为自己对没能阻止战争负有个人责任”。[203]不过，丘吉尔也不像阿斯奎斯夫人认为的那样镇定。他渴望发动一次海军进攻，以便把德军赶出去，但他的顾问们都不同意，这使他大为恼火。包括海军部士兵在内的军人发现，如果他们提出丘吉尔不同意的意见，那么丘吉尔一定不会再征求他们的意见。“我无法忍受这些反对我的人，”他对参谋A. H.奥利沃特（A. H. Ollivant）中校说道。[204]然而，这没能增加他们对他的尊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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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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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阿斯奎斯在伦敦市政厅发表了关于英国各组成部分的四篇演说中的第一篇，旨在证明宣战是正当的。劳和贝尔福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以示支持，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他授予了属灵权柄[205]。阿斯奎斯的计划（随后将在加的夫、爱丁堡和都柏林发表演讲）是这样设想的：在去都柏林的路上，他可能会在北威尔士停留，顺道在斯坦利小姐家人的房子（这座房子位于安格尔西岛的彭罗斯）里和她会面。不管借口是什么，这个演讲都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在《泰晤士报》所称的“教育运动”中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露面。在市政厅，他说这场战争是“强权与公理之间的血腥仲裁”。他还补充说，如果英国不参战——无论是“出于胆怯、扭曲的算计、自身利益，还是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上的麻木”——都将使英国“背弃承诺，对朋友不忠”。[206]“当今世界面临的无穷无尽的苦难”，责任全在于德国；他赞扬了帝国大有可为的人才和他们给予的支持，特别提到了印度；他让人们回想起与拿破仑的作战，并引用了皮特的话；他恳请更多的人志愿参军。这场演讲是对公众开放的，听众超过了市政厅可以容纳的人数。演讲结束时，一个新招募的军士在外面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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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歧继续被掩埋。政府宣布，在此期间将不会举行有争议的补选（随着爱尔兰新芬党的崛起，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任何政党均可以提名其前任议员的继任人。由于欧洲正受到“军事专制”的威胁，工党（其领导人一直反对战争）公开宣布支持与德国作战的决定。该党要求国家为来自工人阶级的参军士兵的家庭提供适当资助。此时，政府的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将在全国各地巡游，要求对德国进行更加猛烈的抗击。自称从1912年初开始流亡巴黎、令伦敦警察厅鞭长莫及的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宣布，她将于9月8日在皇家歌剧院发表首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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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阿斯奎斯在爱丁堡向“时而深深沉默、时而狂野热情”的民众发表了第二次“全国”演讲。[207]同一天，在伦敦女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劳合·乔治戏剧性地证实了他最近对战争涌现出来的热情。“一直以来，我们都过得太舒适，太懒散了——很多人也许非常自私，”他说，“命运的粗暴之手正驱使我们，使我们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维系一个国家伟大永恒的东西——我们已经忘却的荣誉、职责、爱国主义，以及裹藏在白色光辉中的牺牲的峰巅，它像一只粗糙的手指直指苍穹。”[208]英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被屏蔽的山谷里”。正如杰拉德·德格鲁特（Gerard DeGroot）描述的那样，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是为新事物战斗，而是为光荣而古老的事物战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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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那时，德国U艇一天内在北海击沉了三艘巡洋舰，这进一步打击了士气，因为潜艇战似乎威胁到皇家海军所谓的无敌和获胜的必然性。消息传出时，汉基正在唐宁街吃午餐，他说：“我不记得，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还有哪些事件能像今天的事件这样导致如此沮丧的气氛。”在刊登“霍格”号（48人丧生）、“克雷西”号（560人丧生）和“阿布基尔”号（527人丧生）的伤亡名单时，《泰晤士报》用了整整一页的小字来列出他们的名字。在接下来的一页中，几乎用了半页来列载英国远征军的阵亡人员。海军的损失令人惋惜，但战前组建的正规军正在遭到摧毁。10月4日，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威廉·英奇（William Inge）——由于初期的悲观主义情绪，他后来获得“悲观院长”的绰号——在坦普尔教堂的一次集会上警告说，这场战争将改变英国的国民性格，因为由于这场战争，英国将“面对丧亲之痛、贫困，并失去曾经坚信不疑的100多年来包裹我们的安全感”。[210]不过，他确实希望能够恢复民族自尊，并希望这次危机能够促使人们理智地看待最近几年的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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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下一场演讲在都柏林举行，民族主义党人和统一党人也参加了演讲。他支持雷德蒙关于派遣爱尔兰旅的呼吁——事实上，他说希望看到一支爱尔兰军团。《泰晤士报》报道说，“阿斯奎斯先生在爱尔兰的募兵呼吁没能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211]在接下来的一周，他来到了加的夫，此前不久，劳合·乔治在该市招募了一支5万人的强大的威尔士军团。此时（即10月初），安特卫普遭到了德军的攻击，比军告诉伦敦，他们将撤离这座城市。丘吉尔身负使命，前去会见比利时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试图给他们打气”。[212]丘吉尔——极不情愿回国——成功说服他们不要撤退到奥斯坦德，但不得不承诺英国将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尽管英国远征军已经寡不敌众，并超出了承受能力。令他的顾问们恼火的是，他决心插手战事，他提议利用驻守保护海军基地的士兵和一些新兵（印度士兵将接替他们的职责）来组建皇家海军分队，并建议将他们派往安特卫普。基钦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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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提出从海军部辞职，以指挥他的新分队，内阁予以否定，阿斯奎斯称这个建议在内阁引起了“哄堂大笑”。[213]阿斯奎斯说，他不能把丘吉尔调离海军部，尽管基钦纳声称，如果阿斯奎斯肯放人，他打算让丘吉尔（其曾在南非服役，是本土防卫军的军官）担任陆军中将。回到英国后，丘吉尔指责阿斯奎斯不放人，声称这次战役中的海上部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英国应保留优势，因为还有更大的仗要打。首相对斯坦利小姐说：“一看到和想到基钦纳的新军，他就流口水了。”[214]丘吉尔不敢相信这些新的“机警的军队”会被派去“挖垃圾”，去执行“过时的”战术。“在大约一刻钟的时间里，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通谩骂和呼吁。我很遗憾，速记员不在旁边，没能听见这些话——因为他脱口而出的一些话是相当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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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糟糕的、准备不足的行动之后，10月10日，安特卫普陷落，丘吉尔的判断中遭到质疑的那部分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海军分队奋勇作战，但他们中的1400人在逃到荷兰时被荷兰人扣押。另有近1000人被俘虏。由于英国海军之前在远到奥斯坦德的海域中埋下了水雷，并答应派一艘领航船来带领部队，但后来却忘了这么做，致使海军分队没有完成登陆的任务。他们被召回，并试图第二次发起攻击。丘吉尔的身边缺少能与他对抗的专家，他的新分队根本没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阿斯奎斯的儿子亚瑟（也称为“欧克”）当时就在那里，他针对这次溃败向阿斯奎斯做了详尽的描述。他听到的情况促使阿斯奎斯断定这次溃败“极其愚蠢”。他认为“温斯顿（他知道所有的事实）另外派遣两个海军旅的做法是无法原谅的”。[215]第一旅中有“经验丰富的海军后备役人员”。但是，另外两个旅主要是“一群初生牛犊（新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开过枪，也从来没有使用过挖战壕的工具”。他告诉斯坦利小姐，欧克营队中的主要军官是“鲁珀特·布鲁克（诗人）、欧克和丹尼斯·布朗（Dennis Brown）（钢琴家），他们分别服役1周、3天和1天。这就像把羊送到屠宰场一样”，他说，他在提及屠宰场时使用的是方言。布鲁克和他的朋友W. 丹尼斯·布朗（作曲家）逃过此劫，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丧生。欧克幸存了下来。阿斯奎斯希望丘吉尔（他将责任归咎于基钦纳）能从中吸取教训，并希望他把海军分队移交给军事当局。这些外行的士兵不仅非常危险，而且非常让人为难。很快，阿斯奎斯就原谅了丘吉尔，并在10月24日说道：“《晨间邮报》的疯子编辑（H. A.格温）今天早上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私人信件，敦促我让杰利科撤掉温斯顿！”[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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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格温对丘吉尔的批评是以安特卫普为依据，并与阿斯奎斯的批评相类似。10月13日，他在《晨间邮报》的社论中发表了这些尖酸刻薄的批评，并决心要让丘吉尔（格温等托利党人将丘吉尔视为叛徒）下台。丘吉尔被激怒了，他召见了负责审查的副检察长斯坦利·巴克马斯特爵士，询问能否对格温采取行动。巴克马斯特告诉丘吉尔，他的令状只适用于阻止刊印敏感的军事或海军信息，不适用于惩罚批评大臣的记者。不过，巴克马斯特确实给格温写了一封信，建议他缓和攻击行为，但格温没有答应。不久后，格温写道：“丘吉尔先生已经把海军部的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军不再由专家委员会管理，而是由一个绝妙的、反复无常的外行管理。”[217]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记录道，丘吉尔“厌恶”劳合·乔治，“当他走过去，站着让摄影师和电影摄像师拍照的时候，举止相当傲慢”。[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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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似乎认为自己因错误判断而积累的过错还不够多，现在，他选择引起更多的争议。10月，当巴腾堡亲王路易斯被迫辞职时，在安特卫普惨败后，饱受围攻的海军大臣丘吉尔迫切地需要一个盟友来取代路易斯。令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感到困惑、但令公众高兴的是，他的盟友是前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元帅杰基·费希尔勋爵。虽然他已于1911年1月满70岁时正式退休，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经常出入丘吉尔的办公室。当丘吉尔将这个任命告诉国王时，国王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认为费希尔在之前任职时“制造了一种不安的状态，并招致服役军官的反感”。[219]据费希尔说，国王曾试图劝阻丘吉尔，暗示这份工作将害死费希尔。据说丘吉尔是这样回答的：“阁下，我想不出比这更光荣的死亡了！”。[220]国王向丘吉尔推荐了其他人，但都被排除了。国王不会在没有咨询阿斯奎斯的情况下批准任命费希尔，于是，国王请求阿斯奎斯停止这项任命。然而，阿斯奎斯支持丘吉尔，他补充说，如果不任命费希尔，那么丘吉尔将会辞职。国王的私人秘书，执拗、忠诚并具有权势的斯坦福德汉（Stamfordham）勋爵出席了面谈，他说：“从丘吉尔先生前一天对国王说的话来看，他不会因为离开海军部而感到遗憾，因为海军部的工作与他不合拍。他想上前线，想去打仗，想去当一名士兵。”[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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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曾立下一些汗马功劳：从1904年到1910年，他下令拆除旧船，使用现代船舰。皇家海军装备如此精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阿斯奎斯支持这项任命，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费希尔将会牵制丘吉尔。最终，国王（他持保留意见，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他担心丘吉尔和费希尔会闹翻）还是同意了，但他写道：“我是带着一些不情愿和疑虑同意的……我希望我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222]他补充说：“我竭尽所能阻止这件事，并告诉他（丘吉尔）海军不信任他（费希尔），他们对他没有信心。”[223]然而，费希尔已经73岁了，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不太尊重政治权威。他一生都容易晕船，他是一位出色的舞者，是爱德华七世的密友，而且他非常笃信宗教。他也有幽默感：1909年，在被授予贵族爵位时，他的座右铭是“敬畏上帝，无惧一切”。但是，他脾气暴烈、焦躁不安：费希尔与已故的国王关系密切，但在位的国王不喜欢他，不信任他。不管怎样，乔治五世改变了主意，费希尔告诉阿斯奎斯，在一次提其任命的谈话中，国王和他“一见如故，打得火热”。[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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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的溃败让英国远征军和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在这场战役中，英法联军将德军赶出了兰斯，使巴黎免遭1870～1871年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德军创立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时，要想取得更大突破就不太可能了。9月中旬，德军在埃纳河的高地挖了第一个堑壕，随着堑壕向东西蔓延，机动作战结束了。到了10月，形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基钦纳是对的，认为战争会在圣诞节结束的人都大错特错了。他警告阿斯奎斯：“在西线和东线，敌对两军可能会在几个月后陷入僵局。”[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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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个星期的战事逐渐证明，无论报界怎么描绘，一切都和往常不一样了。随着大量的男性从商业和工业领域转移到军队，一切也不可能像往常那样了。其他因素也让英国更进一步感受到了战争。多年来，通过小说作品的灌输，公众对敌人成功入侵、甚至企图入侵怀有非常强烈的恐惧。英国在多佛海峡、泰恩河口和亨伯河口布下了雷区，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水上飞机驻扎在克拉克顿和东海岸的其他地点，以监视德国人的动向。10月21日，在内阁会议上，基钦纳向阿斯奎斯表达了他对本土可能遭到德军入侵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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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德国侵略或受到侵略威胁的协约国的平民抵达了英国海岸，正是他们的到来，才使公众认识到战争的规模和影响。来自巴黎和比利时的难民抵达福克斯顿和伦敦，其中有2.6万人是在安特卫普沦陷后一周抵达的。9月9日，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宣布政府支持比利时难民，并呼吁公众提供帮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立刻积极响应号召。地方政府委员会要求成立地方接待委员会；很快，英国各地出现了不少于2500个这样的机构。”[226]伯爵府和亚历山德拉宫成了向难民分发物资的中心，到了11月底，已经安置了4.5万名难民。由于在男人们服役后工厂急需劳动力，那些不适合参军的难民被敦促加入劳动力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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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可能遭到德军的入侵，赫伯特·塞缪尔奉命负责一个新的小组委员会，该委员会试图从接收比利时难民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便在德军到来时以最佳方式对平民进行管理。该委员会建议内阁制定规则，要求平民留在原处，因为转移难民将会妨碍输送用于与敌人交战的防御部队。该委员会相信敌军的补给将会被皇家海军切断，并且将会耗尽弹药。该委员会认为，政府应该发布公告（但仅在发生入侵时），以便告知平民“待在他们的惯常居住地，若无军队或警察的命令，不得驱赶牲畜；若无命令，不得破坏食物、饲料、桥梁、铁路车辆、电站、电报、无线电台、自来水厂、水闸或船闸、码头、防波堤、船只或渡轮”。[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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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拒绝呼吁平民待在家里，因为大臣们确信，当恐慌控制了一切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政府还决定杀掉无法转移的牛，并决定烧毁粮食。在汉基的帮助下，贝尔福奉命负责组织这项计划，他与英格兰和苏格兰东海岸所有郡的首席治安长官会面，并向他们委派了启动计划的责任。它还决定让公众知晓这个计划，而不是等到德军入侵后才设法告诉他们。所有受影响的郡都张贴了海报，没有出现恐慌，一些社区等不及政府的指示，已经制定好了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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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柏林飞艇[228]在西线的使用于英国国内引发了进一步的不安，这可以从10月初伦敦保险市场上为空袭投保的企业和户主的交易数量中看出来。东部各郡和伦敦的警察局张贴告示，要求任何可能遭受空袭的地方必须熄灯。不出所料，大多数保险客户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部，保险生意不错。保险公司向私人客户收取3先令4便士或其房产价值的16.5%；向企业客户收取5先令，向东海岸的企业客户收取7先令6便士。承保范围不仅包括轰炸造成的损失，也包括“暴动或民众骚乱”造成的损失，但当时似乎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民众骚乱。于是，寻求保险的客户只对轰炸投保，他们按照统一的费率，为每1英镑房产价值支付2先令，这意味着户主或企业每年需要支付相当于房产价值10%的保费，以防范这些风险。[229]保险公司交易活跃，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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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平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轻度变化。逍遥音乐会继续在伦敦女王大厅举行，尽管曲目被替换成了爱国乐曲——在8月15日举行的音乐会上，曲目中包括博伊斯（Boyce）的《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这是皇家海军的军歌。人们被告知，海滨是完全安全的，不会受到德军的攻击。虽然度假胜地刚开始空无一人，尤其是在东海岸，但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以及火车较少被用于运送军队，两周内人群开始回流。起初，由于运输马匹存在困难，更多的赛马比赛被取消了，到战争的第二周已经没有了任何赛事。然而，为了避免商业灾难，8月13日，赛马会表示，由于众多的人依靠赛马谋生，除非必要，否则不应取消固定赛事，但数周的大规模军队调动导致赛事的取消不可避免。不过，这项运动很快又恢复了，9月举行了圣烈治锦标赛（St Leger），之后在纽马克特（Newmarket）举行了秋季比赛。国王继续让马参加比赛，因此，组织者认为这项运动获得了继续进行下去的官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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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郡际板球赛一直持续到了8月份，但业余俱乐部还是取消了固定赛事。8月6日，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的秘书宣布，他认为，“除非那些没有参加军事训练的板球运动员能以任何方式为他们的国家效力，否则目前取消比赛是没有好处的……英格兰板球队员一定会响应任何明确的召唤”。[230]汉普郡俱乐部的秘书F. H.培根（F. H. Bacon）建议成立一支职业板球运动员军团，他的所有球员都同意加入军团。诺丁汉郡的特伦特桥板球场被征用，以用于治疗伤员。许多杰出的业余运动员［尤其是约克郡的队长阿奇博尔德·怀特（Archibald White）爵士］都加入了兵团，但在其他地方，这项职业比赛在整个8月仍在进行，吸引了一小部分度假人群，随着来自法国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这些人群逐渐减少。最后，在从蒙斯撤军后，8月27日，精神抖擞的最传奇的板球运动员W. G.格雷斯（W. G. Grace）博士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导致门柱被撤走。他给《运动员》（Sportsman）写信说：“我认为结束郡际板球赛季的时候到了，因为在这种时候，身体强壮的人白天打板球，而寻欢作乐的人在一旁观看，这是不合适的。”[231]大多数俱乐部取消了剩余的比赛；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决定9月初不派出一流的强队参加斯卡伯勒板球赛，很显然，这令俱乐部的秘书大为恼火。直到1919年，英格兰才恢复了郡际板球赛，届时，在1914年出现的210名一流板球运动员中，有34名为他们的国家捐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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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其他运动项目也接到了消息。职业高尔夫球手决定取消该年剩余时间里的所有比赛，橄榄球联盟要求其所有球员参军。此外，足球俱乐部也取消了固定赛事，留出场地供陆军部进行训练和募兵。足球总会承诺，在举行比赛的地方，当地的知名人士都将向球员和观众说明募兵的重要性。这还不够。弗雷德里克·查林顿（Frederick Charrington）是伦敦东区一位经验丰富的禁酒工人，他给国王写信，要求国王出面干预，以便彻底停止足球运动；他还给足球总会的主席金纳德（Kinnaird）勋爵写信，要求他辞职，因为足球总会做出了继续参加职业比赛的“不爱国的”决定。显而易见的是，金纳德很不舒服，在停止职业比赛时，他以合同作为借口。[232]9月6日，阿瑟·柯南·道尔直接呼吁足球运动员参军，米德尔塞克斯军团为他们组建了一个足球运动员营，并在爱丁堡建立了另一个营，即皇家苏格兰团第十六营。尽管来自公众的批评声不断，但在1914～1915年，足球联赛还是踢完了一个完整的赛季。之后，联赛和足总杯都暂停了，直到1919年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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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远征军撤退后，军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合适的年轻人，无论在接纳他们入伍时是否向他们支付奖励金。9月5日，《伦敦观点》（London Opinion）刊登了阿尔弗雷德·李特（Alfred Leete）设计的海报，在海报中，基钦纳指着英国人，宣称：“国家需要你们。”当募兵办公室于两天后的星期一重新开放时，伦敦有近5000名男子应征入伍。当法庭在长假结束后重新开庭时，法官们将轻罪犯人送到募兵办公室，而不是送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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