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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初，尽管国王继续光顾赛马，但仍有人要求停止这项运动。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带头呼吁，他说如果足球比赛停止了，那么赛马也应该停止。对此，纽马克特的著名教练乔治·兰布顿（George Lambton）提出了异议。他说，足球需要身材高大、强壮的人，而赛马通常需要身材矮小、不会被军队录用的人。这番话忽视了“矮脚营”的组建，该营对新兵的身高制定了非常低的要求。兰布顿僭越地说道，赛马业雇用了许多不适合干其他事情的人，如果赛事停止，这些人就会失业。他还认为，如果赛马停止，马匹的饲养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对战事造成影响。由于军事医院占用了场地，埃普索姆的赛马被取消了，但现在，用《泰晤士报》的读者查尔斯·布莱特（Charles Bright）的话来说，其他比赛的继续进行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感”，因为每次比赛“都会聚集达到服役年龄的不受欢迎的游手好闲者，他们的人数可能和观看足球联赛的人数一样多”。[233]布莱特提出了类别冲突的问题，暗示那些被迫放弃足球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赛马的人”可以保留他们的乐趣。《泰晤士报》同意他的说法。“任何举办受欢迎的大型赛事的企图，例如艾普索姆赛马，尤其是阿斯科特赛马，都会给我们的邻国留下可悲的糟糕印象……数以百万计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民，将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赛马（阿斯科特赛马）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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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斯伯里勋爵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1915年春，主要围绕类别问题展开。在此期间，罗斯伯里声称，他希望避免争议，照常举办赛事，并称历史上最伟大的阿斯科特金杯赛于1815年6月8日举行，就在滑铁卢战役前的十天，“当时，为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拿破仑和惠灵顿互相对峙”。[234]他同意，如果比赛停止，英国纯种马将消失，因为“没有人会仅仅为了在马厩里观赏马匹而饲养纯种马”。然而，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研究员J. 霍兰德·罗斯（J. Holland Rose）问道，为什么那些被认为不适合服役的骑师不能骑着马在前线当信使，“以便为国家造福，并激励那些偷懒躲起来的人参军。大型赛马和职业足球比赛的壮观场面简直就是国家的耻辱”。[235]1915年3月4日，在盖特威克举行的一次比赛上，媒体对2500名观众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大多是中年人，其中有很多是女性，而且几乎所有到了服役年龄的人都穿着制服，战事工作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度影响。《泰晤士报》因为一边谴责比赛，一边继续报道比赛而受到攻击。该报傲慢地反驳道：“一份伟大的报纸不可能把它的报道范围局限在它认可的事件上。”[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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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5月，在“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沉没后引发的严酷现实环境中，经过数月的辩论，政府向赛马会发出了停止赛马的指示。当月早些时候，公众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当时在滑铁卢车站，观看赛马的人阻碍了试图返回前线的士兵，也阻碍了受伤的士兵回家。赛马会承诺将阻止与赛马比赛有关的社交活动，同时认可这项运动应当继续以保护纯种马产业的观点。但是，当时公众的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朗西曼发布了一项命令，认为“有必要让我们整个英国的铁路系统在任何时候都不拥堵，以便快速、畅通无阻地运送军队和军火”，以及防止出现《泰晤士报》所说的“不受欢迎的聚众滋事”。[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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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是，纽马克特可以继续举行赛马。这项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整个小镇都非常依赖这个产业，如果赛马业倒闭，经济将会遭到严重破坏。政府预计埃普索姆和唐卡斯特举办比赛的困难程度将进一步降低。爱尔兰被豁免在禁止举办比赛的行列之外，这进一步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卷入英国的战争。A. W.考克斯（A. W. Cox）——他自称拥有“英格兰最大、最有价值的养马场之一”——给《泰晤士报》写信说，他很乐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经济上的牺牲，但现在，他希望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一大群没用的追随者上，他们没有马，他们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赌博，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为陛下持枪上战场”。[238]考克斯相信“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将会被派上用场。直到征兵制出台，这一呼声才引起共鸣。因此，零零星星的比赛持续到了1917年5月4日。到了那个时候，用于喂马的饲料太少，之前的参与者和大部分观众都有事要忙，抽不出身，而那些仍在参加比赛的人被谴责为不爱国的逃避者，他们因为前去观看比赛浪费了本来就不充足的铁路输送能力或汽油。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比赛遭到限制后，很快就有人呼吁在战争期间禁止使用私人汽车，尽管这个呼吁将会因为志愿者的私家车对战事工作至关重要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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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远征军的战斗结果和大量伤亡不仅导致需要招募更多的新兵，而且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正常的生活将无法继续，因为有那么多身强力壮的人必须参加战斗。此外，公众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船舰和拖网渔船在北海不时触雷并沉没，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丧生。到了该年秋天，人们的情绪迅速恶化。随着伤亡人员的名单逐渐加长，阿斯奎斯夫人的斗志一落千丈，10月26日，她在日记中记录道：“这场战争使我们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她回忆了过去几个月的和平——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面临内战的爱尔兰，考虑发动叛乱的高级军官，分裂以及“如此轻率、无情、懒散和亵渎神明的”伦敦社会，“完全无视真理和礼仪”的政客们，没有影响力的教会以及本身“稀奇古怪”和“没有骨气的”文化。[239]她接着写道：“我远远看着这一切，看着它们发展，看着它们越来越严峻，现在，弹片正在杀死整整一代人，我们只能凝视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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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The Times，5 August 191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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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Times，10 August 1914，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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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by J. M. Keynes （Macmillan，1920）.，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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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Times，6 August 191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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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新：1961年以前的英国铜币，等于1/4便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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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Vol.XI，edited by 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HMSO，1926）.，p.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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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 Unwin，3 vols，1967-69）.，II，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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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索自http：//www.nationalmuseum.af.mil/Visit/Museum-Exhibits/Fact-Sheets/Display/Article/579656/neutrality-league-announcement-no-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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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Times，5 August 191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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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he Times，6 August 191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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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 Times，15 August 191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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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yman：The Rise and Fall of Horatio Bottomley：The Biography of a Swindler，by Alan Hyman （Cassell，1972）.，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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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ee Heffer，AD：The Age of Decadence：Britain 1880 to 1914，by Simon Heffer （Random House，2017）.，pp.3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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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匈人（Hun）：公元4世纪至6世纪生活在中亚、东欧地区的民族，他们在4世纪西迁到了欧洲东部。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率领匈人在欧洲进行了劫掠和屠杀。他被视为残暴和抢夺的象征。德皇威廉二世曾将匈人作为德国军人的榜样。一战期间，在协约国的政治宣传里，德军曾经长期被称为“匈人”，而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则被称为阿提拉再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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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yman：The Rise and Fall of Horatio Bottomley：The Biography of a Swindler，by Alan Hyman （Cassell，1972）.，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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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ostgate：The Life of George Lansbury，by Raymond Postgate （Longmans，Green & Company，1951）.，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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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e Times，5 August 191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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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Groot II：Back in Blighty：The British at Home in World War I，by Gerard DeGroot （Vintage Books，2014）.，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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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军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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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arker：The Old Lie：The Great War and the Public School Ethos，by Peter Parker （Hambledon Continuum，2007）.，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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