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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报道说,虽然军工厂极少抱怨工人们缺乏敬业精神,但造船厂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该报写道:“在河流下游雇用的部分工人可能需要首相对他们发表直言不讳的演讲。”[165]英国海军部催促着制造已经订购的军舰:但是“据称,一些人迄今仍拒绝改变习惯或投入更多精力来应对全国的紧急状况”。下午,《泰晤士报》的记者参观了一家造船厂,发现“听不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他还说,“一位主管告诉我,让铆工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在那里,星期天本来是要上班的,但是,如果星期天上班,那么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周一和周二就会“怠工”,所以星期天就不上班了。有一个决定性的论据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说明,那就是“这些人喝的是烈性麦芽酒——低度啤酒在纽卡斯尔不受欢迎——虽然实际醉酒的人可能不多,但与我交谈过的雇主说,他确信周末酗酒降低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让他们在周一没有心思工作”。这名记者接着说道,在四天的复活节假期之后,到了周二,一些部门只有20%的员工恢复正常上班。劳动力不足意味着不能解雇这些人,但是,如果饮酒被证明是问题所在,那么新的政府军备委员会就有权限制酒类的销售。此外,根据对《保卫王国法案》进行的最新修订,政府可以接管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并指导如何开展工作。不到两个月,那些因为醉酒而旷工的人遭到了起诉,尽管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合同,而不是《保卫王国法案》。6月14日,政府对位于贾罗(Jarrow)泰恩港的四家造船厂的工人提起了诉讼,这是此类案件中的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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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阿斯奎斯去了纽卡斯尔,由于报纸的报道,英国民众希望他告诉英国工人要提高生产率,延长工作时间,更加努力地工作,停止饮酒,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正如《泰晤士报》在他视察的当天早上报道的那样,“如果我们技能熟练的工人不可靠,不能像士兵一样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德国人关于我们国家堕落的看法将是正确的,我们不配赢得这场战争”。[166]与由一组顾问反复起草稿件的现代程序不同,这篇演讲稿是由阿斯奎斯在去纽卡斯尔的火车上潦草写下的,之后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完成。他的听众都是军工厂的工人,大多数人都戴着领章,上面标有“工业战士”的字样。他的这场40分钟演讲的主题是“交货”。他赞扬了他的听众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重申了他的参战理由。弹药供应出现问题,是因为“最优秀的专家”无法预测到弹药的消耗规模是“空前的”。[167]他说,国家将接管许多工人的雇用合同,并确保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目前不生产军火的其他工厂将改为生产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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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否认了报纸关于弹药短缺的报道,称“那些陈述中没有一句实话”,他这样做是非常欠缺考虑的。[168]基钦纳曾告诉阿斯奎斯,弹药短缺的问题已得到解决,这是基于弗伦奇向陆军大臣发表的意见,弗伦奇说自己有足够的弹药用于下一次进攻,尽管自10月底以来,弗伦奇就一直向他抱怨弹药短缺,基钦纳承认知道此事。[169]阿斯奎斯狠狠批评了对之前攻势中缺少弹药的报道,这是一种异常笨拙的做法。每个士兵都知道他的否认是错误的,议员和阿斯奎斯的同僚也认为这是错误的。也许斯坦利小姐打算退出这段关系让他感到慌乱,但这表明,由于他对她的痴迷,以及他将时间花在打桥牌上和图书馆里,他很少关注战争的实际情况,及其对领导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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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演讲没有局限于军火和军舰。摆在他面前的最新的煤炭产量数据也同样令人担忧:2月份,煤炭产量同比下降11.9%,3月份同比下降10.8%,而当时煤炭的需求正在增加。大约有20%的矿工应征入伍,但来自其他行业的男性接替了三分之一的矿工。因此,他在演讲中提到了矿工——即使没有矿工在场——并说道,军火工人每周工作67到69个小时,他向“留在矿井里的矿工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按时出勤,尽可能增加产量,借此与那些已经或即将奔赴前线的同胞们来一场爱国主义精神的较量”。他提醒听众,在这类事情上,《保卫王国法案》向政府授予了权力,但他还是希望避免“采取强迫手段”。军火工人们欢呼起来,但对矿工们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含蓄的威胁。他还说,为了国家利益,煤矿主们可能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利润,工会也必须终止限制性做法。在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但现在需要的是“共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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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背景复杂的情况下在纽卡斯尔发表演讲的,这场演讲关注的不仅仅是提高生产率,还有鼓舞士气。阿斯奎斯了解战争给工人阶级家庭带来的问题。根据贸易委员会的数据,在1914年7月至1915年3月间,这些家庭的生活成本增加了20%。尽管加班的机会大幅增加,军火工人的工资也相对较高,但其他人认为,大幅加薪以弥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时机已经到来。英国矿工联合会做出榜样,立即要求加薪12.5%,而最初要求的幅度为20%。矿主们提出加薪10%。然而,在前往纽卡斯尔的途中,阿斯奎斯听说,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位重要的管理层人员计划建议全国的100万名矿工在同一天辞职。他们不太可能获胜,但拟议采取的这个行动对英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获得战争奖金,在整个春季和初夏期间,西米德兰兹郡和南威尔士的矿工们无视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举行任意罢工,要求发放15.5%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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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劳工动乱给阿斯奎斯留下的伤疤,到1915年4月下旬似乎又卷土重来。他意识到食品价格上涨,获悉了牟取暴利的说法,并了解这些事情对士气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4月29日,他召集了矿工代表和煤矿业主就工资要求举行会议。煤炭行业的罢工将会摧毁英国的作战能力。矿工们知道,如果他们在这样的时刻罢工,将会招来骂声。即便如此,南威尔士的矿工联合会还是呼吁开展劳工运动。现在,食品价格已经升至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点,预计还将进一步上涨。去年8月,4磅重面包的价格为5?便士,到了今年4月下旬涨至8?便士。令人们普遍感到愤怒的是,铣削公司史彼勒(Spillers)刚刚公布其利润为36.8万英镑,而一年前的利润为8.9万英镑,这被视为公司在工人们做出牺牲的同时牟取暴利的证据。首相同意针对矿工案件进行的司法审判,但是,由于认识到不同煤田之间的差异,他拒绝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加薪的建议。相反,他说,如果有任何地区的煤矿业主和英国矿工联合会之间的讨论不能在一周内就相应地区的加薪达成一致,那么政府将强制他们达成共识。这促成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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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卡斯尔演讲后的第二天早上,阿斯奎斯去了位于城外的生产阿姆斯特朗炮的军工厂,自8月以来,该厂的在册员工人数增加了十倍,从1300名增加到了1.3万名,并且开辟了邻近的几英亩土地,建起了新的临时工棚。一直反对妇女参政的阿斯奎斯似乎对工厂里妇女操作机器的熟练程度感到吃惊,“她们在三天内就学会了如何灵巧地操作机器,稍笨一些的也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学会”。[170]但是,由于需要技能熟练的工人投入工作,工棚里没有一个人。当天早上,他读到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他的演讲发表的大肆批评,该报认为他对弹药短缺的报道不屑一顾是不诚实的。《泰晤士报》赞扬了他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但补充道,“如果他不那么急于掩盖其政府能力的不足,那么这个呼吁对整个国家的鼓励作用将会更大”。[171]该报对阿斯奎斯在这样“庄严的规劝”中和“决定命运的重大时刻”试图确立其政府“绝对正确”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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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嘲笑他否认军队装备不足,还嘲笑他声称政府已经解决了弹药问题。该报嘲笑阿斯奎斯的“自鸣得意”,问道,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为什么还要迫切呼吁提高生产率?该报还质疑他的可信度,并得出结论认为,他和他的同僚们做出了“错误的估算”,并犯了“错误”。该报几近要求重组内阁。该报还指出,阿斯奎斯并没有指责纽卡斯尔的工人因为酗酒而怠工,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挑衅行为,而且还很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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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夫人记录道,《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罗宾逊(Geoffrey Robinson)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最无耻的恶棍”。出于继承的缘故,罗宾逊在1917年改姓道森(Dawson),道森是他姨妈的姓氏。在20世纪30年代,他因为支持对希特勒实施绥靖政策而声名鹊起。[172]他“曾公开吹嘘说他将为亨利效力。他希望组建联合政府——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奥斯丁(张伯伦)担任内政大臣,博纳·劳担任外交大臣(反过来也一样),赫伯特(阿斯奎斯)担任财政大臣等”。道森是阿尔弗雷德组建的杰出的年轻外交官“养习所”的前成员。阿尔弗雷德是前殖民地总督,现在被称为“米尔纳子爵”,他曾创建南非联盟。此外,道森还是万灵学院[173]的研究学者。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也急于表现出对诺思克利夫的完全服从,不过,战后他与诺思克利夫决裂。当其他报纸都在抨击她的丈夫时(“《晨间邮报》经常辱骂我们,该报最讨厌温斯顿,然后是亨利”),阿斯奎斯夫人指出,《泰晤士报》“极具报复性,手段卑鄙”,并声称没有一家英文报纸“表现出如此之少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该报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读者群,当传播新闻和观点的唯一手段是通过印刷文字时,它的编辑路线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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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太有声望的报纸如今都在报道针对阿斯奎斯的阴谋。《每日纪事报》曾进行过明确的报道,认为存在这些阴谋,阿斯奎斯夫人认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尤其是与贝尔福和史密斯等朋友之间)的闲言碎语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上造成了很多出人意料的影响,最好不要说出来。劳合·乔治认为麦克纳正在密谋对付自己,是他向阿斯奎斯告发了财政大臣对他的厌恶。而麦克纳认为劳合·乔治正在密谋对付自己,并试图把自己开除出内政部。两个人都说对了。因此,阿斯奎斯不得不调解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之间的不和。从阿斯奎斯对他妻子所说的话来看,丘吉尔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将和F. E.史密斯见面,并和史密斯讨论内阁的每一个秘密”,阿斯奎斯对妻子说道——而且他已经到了“和温斯顿讨论事情是没有用的”地步。[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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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纽卡斯尔回来后,以及当下院正在讨论后座议员提出的动议(内容是关于究竟应该对军需工业实行中央控制,还是进行国有化,以确保其表现得更好)时,阿斯奎斯给斯坦利小姐写信,谈到他对她的“崇拜和爱”,虽然她曾警告过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他仍然抱有希望:“我知道……尽管命运给了我最好的际遇,但它却把这样的际遇切断了,请上帝仍然赐予我这个时代的很多人所拥有的最丰富的爱和幸福。”[175]他恳求道:“我最亲爱的,无论你想做什么,都不要‘糟蹋了面包,洒了酒’。不要……”但他也承认,如果她选择了比他更好的人,那就表明他根本配不上她,他会为她的幸福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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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天,斯坦利小姐给孟塔古写了一封信(她后来说,她感到羞耻,因为这封信对阿斯奎斯不够宽宏大量),声称她曾经本来可以离开阿斯奎斯的,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现在,“我觉得我对他如此不近人情,有时候,我非常怨恨他成为我爱情路上的阻碍”。[176]阿斯奎斯曾告诉她,如果他们分手,他的生活将变得一无所有:“他怎么能如此残忍地对我说这些话呢?”她问孟塔古。[177]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和孟塔古设法将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他。孟塔古对她说:“我想不到什么办法,但是,亲爱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因为我们不应再浪费时间了。”[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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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纽卡斯尔的演讲,阿斯奎斯继续受到他所谓的“诺思克利夫及其下流职员”的攻击。[179]由于政客们为了国家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报纸便接替了批评的工作。4月22日,《泰晤士报》再次对阿斯奎斯进行了抨击,声称细想之后,认为他的讲话“缺乏勇气和坦率”,并声称最初的狂热很快就会消退,取而代之的将是“失望”。[180]该报用其老板的口吻继续写道:“他对这次战争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只字未提,也丝毫没有试图警告国民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多么艰巨。”这种批评有失公允,虽然阿斯奎斯没有使用“全面战争”一词,但他强调,这是一场需要所有人参与的战争,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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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对阿斯奎斯的主要批评——他没有向议会和英国充分传达战争的进展情况——是有道理的。就在几天前,张伯伦还指责他给这个国家戴上了眼罩,他指的是对作战细节进行过度审查,不让公众知道真相,或许还有不让公众了解他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劳动力来做出更大的贡献。4月22日,德比在奥尔德姆举行了一次招聘会,征召合格的战地记者,以便让公众了解形势的严峻,让更多的人明白参军的重要性。几天后,他在曼彻斯特发表讲话,声称阿斯奎斯关于弹药的言论“与事实完全相悖。军队里没有一个人,而且我相信陆军部也没有一个人支(阿斯奎斯)的观点”。[181]报界为此称赞他,并敦促其他“地位高”的人以他为榜样。自从战争爆发,德比就不知疲倦地工作,受到了普遍尊重。虽然他是托利党人,但人们相信他批评阿斯奎斯是出于绝望,而不是因为党派偏见。但是,如果有人把他的话诠释为对阿斯奎斯的谎言进行指控,那他也确实道歉了,他觉得人们误解了阿斯奎斯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意思,然而,这个声明却对澄清事实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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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支持放松审查的呼吁而言,报界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它们相信配图描述越多,卖出的报纸也会越多。虽然《泰晤士报》没有指责阿斯奎斯撒谎,但在第二天再次抨击他在纽卡斯尔的演讲时,该报确实声称,他关于弹药供应的说法“经不起检验”。[182]该报认为政府没有及早采取措施提高产量,情况的确如此。对阿斯奎斯及其同僚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对诺思克利夫的批评。新沙佩勒战役的弹药供应问题已经从休假回家的军官那里传到了伦敦社交圈,人们正在广泛讨论《泰晤士报》提到的短缺问题。然而,随着阿斯奎斯对自己和斯坦利小姐的关系越来越猜疑,他对战事的投入似乎也越来越少。4月22日的晚些时候,他给她写了当天的第二封信,恳求道:“我宁愿知道最坏的情况——不要掩饰,不要拖延……告诉我——是还是不是!”[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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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阿斯奎斯对此烦躁不安时,劳合·乔治利用下院关于军火工业的辩论,试图挽回纽卡斯尔演讲所造成的一些损失。他说,军队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之一”,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军队的规模扩大了四倍,但仍配备有“足够的弹药”。[184]他表扬了基钦纳,并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将军的话,这位将军告诉他,战争中使用的重型炮弹的数量“让人吃惊”。财政大臣认为,国家应该“感到骄傲”;他还提到,在德军向英军发射的炮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哑弹,因为它们的质量低劣。[185]政府已经向2500至3000家公司分包了制造弹药的工作;他还声称,去年12月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看出,生产进度太慢了。政府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利用职业介绍所来寻找更多的人,但到了3月,很明显,没有足够的人乐意搬到不熟悉的地区去做这项工作。越是技能熟练的人,越是不愿意搬家。因此,政府再次对《保卫王国法案》进行了修改,使得政府能够接管工程工厂,并将工厂完全用于生产武器。现在,火炮弹药的产量几乎是去年9月的19倍。他赞扬了工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工会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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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诺思克利夫来说,这些安抚的话语是不够的,他最近刚从西线回来,并同弗伦奇和霞飞进行了交谈,后者帮助取消了对战地记者的一些限制。眼下,他有多么不喜欢阿斯奎斯,就有多么不喜欢劳合·乔治——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因为这与诺思克利夫的野心相称——尤其是在财政大臣的禁酒政策上。《泰晤士报》称劳合·乔治的介入“助长了自满情绪的复苏”。[186]考虑到报纸上不断增加的伤亡名单(某些日子里有2000人死亡、失踪和受伤),大多数人认为自满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心态。劳合·乔治未能解决的问题——报纸上毫不掩饰地指出——似乎是,“和六个月前一样,德军仍然占据着西线的大多数据点,把他们赶出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存在着致命危险,因此我们距离完成入侵德国这个紧迫的任务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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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对诺思克利夫来说关系重大且非常重要,但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因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把德军赶出比利时和法国,而不是战胜和征服德国人民,正如社论承认的那样。但是,对政府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的尖锐批评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让诺思克利夫的一些统一党朋友进入政府,以改善战事管理。在回复劳合·乔治的演讲时,对于劳合·乔治关于事件的描述和自新沙佩勒战役以来从与高级军官交谈过的人士那里听到的内容之间的差距,劳——几个月来,他竭尽全力确保他的政党不会攻击政府——表示“焦虑和担忧”。这体现了一种不安,诺思克利夫和想要组建联合政府的其他统一党人可以利用这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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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斯奎斯太过专注于自己的情感波折,以至于无法把握这些战略考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孟塔古和斯坦利小姐结婚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了,她同意改信他所信仰的犹太教,这样他就可以满足获得遗产的条件,即根据他父亲的遗嘱,他每年可以得到1万英镑的遗产。不管怎样,她预定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到布洛涅去护理伤员,阿斯奎斯正在为这次分离做心理准备。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即使在情况最佳时也不是小事,但问题不断堆积在他的身上,单凭他杰出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并不总是能解决这些问题。战争给他带来了一系列超出经验范畴的困难,并需要不同的心态和经历才能处理:显而易见的是,劳合·乔治觉得这些困难不那么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因为他准备掩饰自己,以一种阿斯奎斯不会采用的方式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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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他和斯坦利小姐见了面,他一边走回唐宁街,一边“沉思”,之后,他给她写信说:“有时候,我认为诺思克利夫和他的下流职员也许是正确的——不管世界上的其他人怎么说,我就算不是一个骗子,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傻瓜。”[187]她没有把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告诉他,第二天下午,当阿斯奎斯开车带她出去兜风时,她也没有告诉他。两天后,他们又去兜了一次风——三年来,他们一直都有出游的习惯。她本来打算启程去布洛涅,但她的身体垮了——主要是因为这种双重生活的压力让她感到“不适和痛苦”——她的离开也被推迟了。[188]阿斯奎斯如释重负,5月10日,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道:“你是我的一切,”但这对她没有任何帮助。[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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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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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是,1915年春,西线和东线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伤亡名单不断加长,但这却坚定了国民的决心。由于士兵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英军在伊普尔遭遇了挫败,这引发了与征召士兵有关的新问题,强制征兵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局限于统一党的内部争论了。正如《泰晤士报》在5月6日报道的那样:“志愿兵役制有其限度,而我们正在迅速接近这个限度。”[190]到目前为止,由于计划方面的失败,士兵人数要多于装备数量,但现在,如果军工生产加速,那么装备数量可能会超过士兵人数。令人愤怒的是,公共资金被花在广告宣传活动上,以敦促人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志愿参军,《泰晤士报》说,“对于一个自尊自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耻辱的应急措施”。义务兵役制还没有必要,但人们敦促政府开始这方面的计划,就像政府在为时已晚之前为庞大的弹药供应制定计划那样。对阿斯奎斯来说,强制征兵(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就在法国实施)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但对劳合·乔治来说就不同了,他标榜的自由主义以阿斯奎斯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拥护了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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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重要的行业和职业,男性所剩无几,因此第一步是培训女性,或招募退休人员来接替他们。然而,许多企业甚至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尝试。5月7日的报道声称,自8月以来,邮局雇用了2万人,其中1.1万人符合参军的条件。5月11日,一直反对强制征兵的格温告诉米尔纳:“我愈发认为(原文如此),征兵制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且在目前这个时刻将会受到人们的衷心欢迎。”[191]弗雷德里克·米尔纳(Frederick Milner)爵士——不是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总督,而是前统一党议员——提出了征召“不爱国的逃避兵役者”的另一个理由:一旦每个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旦“踌躇不定的局面停止了,那么这个国家”将从严峻的磨难中得到“净化”。[192]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战争是某种苦行赎罪的人,通过这种苦行赎罪,一个道德复兴的国家将从战争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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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左翼人士——例如《每日先驱报》的编辑、未来的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他将在战争期间崭露头角,并始终如一地主张他的原则——认为,继续打下去不会有任何好处。1915年5月,他的报纸试图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工团主义者中争取对和平的支持,却遭到了强烈反对。H. G.威尔斯和阿诺德·本涅特只想取得胜利,后者要求德国人支付巨额赔款,并“让比利时军队举行仪式,游行经过菩提树下大街”。[193]工会领导人希望战斗到底,只有麦克唐纳和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麦克唐纳建议对边界做一些修改,韦伯提议建立国际联盟。博顿利利用他在《星期日画报》的专栏抨击麦克唐纳的和平主义,要求以叛国罪传讯他。麦克唐纳之前曾说博顿利的“出身非常可疑,他的一生都活在牢狱边缘”。[194]不过,博顿利是个危险的敌人,他获得了麦克唐纳的出生证明,并将其公布,以证明这位工党议员是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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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在英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更为暴力的反德浪潮,阿斯奎斯领导的政府不得不努力控制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在从纽约开往利物浦的途中,在爱尔兰南部海域被U-20艇击沉,在此之前的几天里,U-20艇已经击沉了几艘商船。船上共有1959名乘客和船员,1201人死亡,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195]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曾在美国报纸上登广告,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坐英国船只,因为一旦它们进入英国水域就会成为袭击目标。据说这艘船装载了173吨弹药,但这一点在击沉后没有得到证实,并且德国人对此并不知情。英国海军部发表声明说,关于这是艘“武装”商船的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实情:这艘船没有配备枪支。[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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