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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奎斯的生活中,还有一个复杂因素对他的总体判断造成了严重影响,那就是他与维尼夏·斯坦利的关系。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影响是身体上的,但是,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他对她的感情依赖不断加深。在3月16日的一封信中,他在“晚安,我最爱的人……今晚我想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你,我早晨起来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你,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想法都是关于你”之后,以“你的爱人”落款。[141]两天后,他在结尾时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爱你,更加需要你,”并承诺在征询了她的意见之后,才考虑让劳合·乔治担任全职军需大臣。(有趣的是,阿斯奎斯坚决反对妇女参政,但在他认为不适合拥有参政权的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之中,有一位就这样被赋予了政治权力。)这给她带来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压力,她和潜在的解脱救星孟塔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阿斯奎斯仍不知情)。即使她决定嫁给孟塔古,但把这件事告诉阿斯奎斯——他自己也不能娶她,因为与妻子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容易的。3月19日,当她暗示自己可能要去国外当护士时,他告诉她,这个举动让他置身于“悲惨的夜幕笼罩着的漆黑午夜”。[142]一个月后,阿斯奎斯夫人给孟塔古写信说,她担心自己会被维尼夏取代,并请他劝维尼夏嫁给他。不用说,他不需要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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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事指挥的负责人,阿斯奎斯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他会在某个下午坐在自己的俱乐部“阿西纳姆”(Athenæum)里读书,而他自己也承认,此时他本应待在唐宁街,批阅堆积如山的备忘录。就像他对斯坦利小姐的迷恋和晚上打桥牌一样,这是他应对压力的方式,但是,那些在周二下午看到他坐在扶手椅上阅读一本现代英语散文集的人,看到他在英国停止新沙佩勒(在新沙佩勒战役中,有7000名英军和4200名印军伤亡)的进攻后剪头发的人,一定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首相。[143]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他缺乏主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或团结公共部门,每个部门都是各行其是,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在和平时期,这些都没什么大碍,但在大战中,首相应该指挥和监督整个机器。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力。”[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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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公众得知首相疯狂迷恋斯坦利小姐,或者他下午在阿西纳姆阅读纯文学,或者晚上打桥牌,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无法控制。如果公众得知他有喝酒的嗜好,那么他们将会感到震惊。4月12日,格温告诉中将亨利·威尔逊(威尔逊是与法军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络官,格温经常与他密谋计划),首相“最近很放纵自己,他的妻子也效仿他的做法,大约十天前,她在一所私人住宅里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在客厅里和离开时的台阶上呕吐了起来”。[145]阿斯奎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理智人士,他能够迅速地办完事情,并迅速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还有一种智识上的天赋,那就是能从深思熟虑中获益,尤其是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相当严重)时,比如一个只习惯于处理和平问题的人所面临战争时。与他的一些同僚不同,他并没有每天将几个小时花费在政治阴谋上。但是,他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他已经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而且仍然没能像基钦纳和劳合·乔治那样完全理解这场近乎全面的战争的所有含义和不同需求。格温告知威尔逊的这些失礼的事情表明,阿斯奎斯夫人也在备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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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劳合·乔治邀请《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自由党新闻事业的领袖C. P.史考特共进早餐,并对史考特说,他认为这场战争“还会再持续两年”。[146]政府将接受的德国人提出的最低条件是交还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手中夺去的,但在“德国人被赶回莱茵河”之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看不到立刻实现这个愿景的希望。他告诉史考特,必须“收回”波兰,“这不是一个‘摧毁’德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击败德国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一个月能生产1200万枚炮弹,而不是三个月才能生产那么多,整个局面就会改观”。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他曾访问过法国,看到那里军工厂的产量非常高,希望英国也能达到类似的产量。“这个国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组织生产线进行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加快速度……而障碍在于基钦纳。”[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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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伤亡人数增加和公众态度变得愈发紧张,政府在策划取得突破性进展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穿丧服的妇女和穿制服的休假士兵成了街头司空见惯的景象;当地的报纸登载了一卷又一卷的荣誉名单,上面有死者的照片,而且死者往往很年轻,这些名单似乎在不断加长。由于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人们开始对战事指挥是否掌握在正确的人的手中进行了更加直言不讳的讨论。在新沙佩勒战役和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问题变得明显后,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这些问题的报道并没有怠慢。1915年4月,诺思克利夫对同为报业大亨的里德尔说,阿斯奎斯“懒惰、软弱、冷漠”,并认为“劳合·乔治可能是那个正确的人”。[148]此时,劳合·乔治还没有全面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麦克纳让阿斯奎斯留意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劳合·乔治发表的好评,并暗示这两人可能在密谋,或许还带着丘吉尔。这是一个超前的想法——因为那时没有进行密谋——但它令阿斯奎斯和他的朋友们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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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阿斯奎斯就这些谣言和财政大臣当面对质,并告诉斯坦利小姐,“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激动”。[149]劳合·乔治认为,麦克纳这样做是因为仇恨丘吉尔,而托利党的报纸之所以批评阿斯奎斯,是因为他们认为基钦纳——他才真正应该对阻碍战争进行的弹药短缺负有责任——是托利党人,不应该受到攻击。阿斯奎斯写道,劳合·乔治告诉他:“他宁愿(1)砸碎石头,(2)挖土豆,(3)被处以绞刑和肢解(这些都是在他不同阶段进行的充满激情的慷慨演讲中使用的比喻),也不愿意做一件对我不忠的事情,说一句对我不忠的话,或者怀有一个对我不忠的想法……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相信,尽管他有着凯尔特人的冲动和短暂的热情,但他是十分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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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对最亲密的知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他是多么不了解劳合·乔治的真实性格。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不过,劳合·乔治很快就把政府高层的动向告诉了他的亲信们,就像他告诉里德尔一样。劳合·乔治的私人生活也让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的柔情显得纯真烂漫。1915年的春天,这段私人生活经历了一个尤其复杂的阶段。但凡有机会,劳合·乔治就会开车去位于萨里郡沃尔顿希思的房子,他声称自己在伦敦睡不着觉。事实是他害怕烈性炸药,去那里将使他免受齐柏林飞艇的突袭。在离开伦敦的路上,他会带着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一起走。1915年3、4月间,她病了。劳合·乔治的传记作者约翰·格里格(John Grigg)猜测她可能是流产了,或者是堕胎了。她当时说道“关于私生子的想法不得不暂时放弃了”。[150]据格里格说,她告诉她最终与劳合·乔治生下的女儿,她曾经堕过两次胎。如果让人知道她怀孕了,即使在战时,也会终结这位最不可或缺的大臣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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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合·乔治不同的是,阿斯奎斯不喜欢报界,尽管他身边有一两个记者[尤其是《威斯敏斯特公报》的编辑J. A.斯班德(J. A. Spender)以及同他一样毕业于贝利奥尔学院的校友]。不过,他认真听取了马辛汉姆针对内阁有多么脆弱做出的诠释说明。(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晨间邮报》的格温很清楚这种脆弱性,他曾就这个问题向劳提出建议。)格温认为,联合政府“将削弱保守党,并将分裂自由党”,只会给托利党人带来短期优势;他确信,为了国家利益,联合政府是不必要的。[151]格温更倾向于举行大选,或者在不需要托利党帮助的情况下任凭内阁顺其自然地行事。阿斯奎斯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报界。在诺思克利夫的带领下,报社的老板们已经因为审查制度而对政府怀有满腔怒火,阿斯奎斯认为舰队特街关于公众被操纵的说法——或者说“被过度安抚和鼓动”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152]4月1日,他和其他几位大臣、审查员巴克马斯特和弗兰克·斯威特南(Frank Swettenham)爵士会见了由来自伦敦的所有报纸(《泰晤士报》除外)的老板和编辑组成的代表团。他说,他对赢得最终的胜利持乐观态度,但他驳斥了认为政府正在发布完全错误的乐观声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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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每日纪事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密谋反对阿斯奎斯的文章,当天晚些时候,阿斯奎斯召见了劳合·乔治和麦克纳,以便让他们澄清事实(丘吉尔也受到邀请,但他谢绝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辩护)。财政大臣谴责说是麦克纳让《每日纪事报》的编辑撰写了这篇文章。麦克纳“言辞激烈地”否认了这个说法,并推罪于贝尔福。阿斯奎斯结束了这场激烈的争论,他说,如果他认为任何同僚对他持保留意见,那么他将立刻辞职。三人一致认为,丘吉尔与前统一党首相的关系过于亲密。[153]接着,阿斯奎斯不得不对基钦纳和劳合·乔治就军需委员会发生的争吵进行斡旋。生死攸关的问题应当是最重要的,而他却关注于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似乎很矛盾。尽管如此,在他必须为麦克纳和劳合·乔治之间的争吵进行公断的那天,他仍抽出时间给维尼夏·斯坦利写了四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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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由阿斯奎斯、丘吉尔、基钦纳和汉基组成的一小群人召开会议,批准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海陆联合进攻,两天前,德·罗贝克向丘吉尔发电报,确认海上单独进攻失败了。劳合·乔治后来说:“精打细算的计划无可救药地误入歧途。”[154]丘吉尔比费希尔制定了更多的计划,费希尔对计划的热情最终化为乌有,这就是所发生事情的很多都归咎于丘吉尔的原因。一个星期前,也就是4月6日,汉基曾在一次大臣会议上警告说,让部队登陆将是非常困难的,但丘吉尔对此置之不理——“他预计在实施登陆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会议纪要上写道。[155]现在,派遣地面部队是挽救这场战役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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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得到的消息是,地势平坦,军舰上的枪炮可以消灭试图坚守阵地的土耳其士兵。但事实并非如此,土军毫不费力地为自己挖了堑壕。“这次行动是有风险的,”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道,“但我相信我们执行这个计划是对的。”[156]然而,他把取得有利结果的概率比作“在达达尼尔海峡抛硬币,这要看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这暗含着一种宿命论的意味。如果英国和法国能够获得执行这个计划的武器装备,那么二者计划在5月初发动联合进攻,以便把德军赶回默兹河彼岸。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如果硬币正面朝上,那么军队将在达达尼尔海峡顺利登陆,并且协约国在法国的弹药供应将得到改善,“战争应该会在三个月内结束”。不过,鲜有人像他那么乐观。当首轮登陆行动的伤亡情况传到英国时,格温正在给巴瑟斯特夫人写信,谴责这次远征是“带有丘吉尔作风的疯狂阴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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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问题象征着阿斯奎斯现在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国内方面的。斯坦利小姐对自己的未来难以抉择,这种局面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4月16日至18日的周末,孟塔古和斯坦利及其家人待在一起,他们似乎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在他离开奥尔德利回到伦敦后不久,斯坦利小姐给他写信说:“这个星期天的经历让我很难继续给首相写信,我没法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亲爱的,我该怎么办?”[158]阿斯奎斯计划两天后在纽卡斯尔就战争发表重要讲话,而在此之前她不愿意向他坦白一切。她的信件一定让孟塔古感到非常高兴:“亲爱的,我想我爱上你了,维尼夏。”她确实给阿斯奎斯写了一封暗示未来的信(她写给他的这封信弄丢了),提到(他引述她的话说)她“有可能让我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你告诉我明天你要结婚了,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去抗议或劝阻。”[159]她没有告诉他她要结婚了——她必须征求家人的意见——但她确实说过,如果她真的结婚,她对阿斯奎斯的感情将不会改变。然而,他需要的是她的一心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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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在审查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各大报纸生动报道了弹药短缺,这加重了阿斯奎斯的麻烦。汉基曾到伊普尔会见高级军官,他向阿斯奎斯报告说,“普遍存在需要更多炮弹的情况”。[160]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内阁任命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来自下院,由劳合·乔治领导,其成员包括孟塔古、贝尔福和工党领袖亚瑟·亨德森;另一个是陆军部的部门之一,由基钦纳领导),用阿斯奎斯的话说,以便“确保将国家所有可用的生产资源最迅速和最有效地用于为海军和陆军制造和供应战争弹药”。[161]有趣的是,基钦纳居然同意这个任职,因为他曾在3月29日暗示说,如果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他将把它当作一种批评并将辞职。阿斯奎斯说,委员会拥有充分的授权,以便下令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改善情况。在军工厂集中的利兹、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城镇,经理和工会代表组建了地方委员会,以讨论如何提高生产率。显而易见的办法是从对战争不太重要的其他行业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大对妇女的招募力度。由于情况紧急,甚至有人呼吁将那些受过修造工、铁匠或工程师培训,现在担任警察的人调派到伍尔维奇军工厂(英国主要的炸药工厂),并由临时警察接替他们的职责。伦敦市警察局宣布,局长已“邀请”所有未婚警员参与这些工作。达到服役年龄的警察没有被招募加入劳动大军,而警察队伍的空缺则由退休人员填补。尽管如此,劳合·乔治仍然利用炮弹短缺扼住了基钦纳的咽喉。4月16日,阿斯奎斯告诉他的秘书兼未来女婿莫里斯·伯纳姆·卡特(Maurice Bonham Carter),“劳合·乔治确实说了一些话,要是这番话是对他说的,他觉得这是无法原谅的”。[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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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炮弹,就连士兵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那些响应基钦纳的号召应征入伍的士兵仍在训练中,鲜有士兵能在6月之前到达法国。应征入伍的人越来越少。4月13日,《每日邮报》披露了这个令人尴尬的结果。该报复制了《晨报》的一份地图,显示当法军在防守543.5英里的前线时,英国远征军仅仅防守了31.75英里,比被占领的比利时防守的17.5英里多不了多少。《每日邮报》称这种“境况非常不光彩”,并指责政府缺乏远见。[163]为了给军队腾出更多的人手,政府采取措施让那些不适合服兵役的人担任基本工作。根据德比的倡议,经基钦纳批准,4月1日,利物浦宣布成立一个码头工人营,以便在港口执行政府的相关工作。它将由那些想要穿上军装但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参战的人士组成。他们需要遵守军事纪律,因此避免了使重要港口陷入瘫痪的罢工威胁:如果人们所称的利物浦的“试验”取得了成功,那么其他地方也会效仿。[164]然而,为了安抚工会,但凡加入该营的人,必须是工会会员;但凡离开工会的人,都将被开除出军队。士官都是前工会官员和老兵,其中一人曾在伊普尔战役中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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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政府面临的挑战,4月20日,阿斯奎斯前往纽卡斯尔,向那里的弹药工人发表了演讲。他希望他的话能安抚托利党的报纸,损害诺思克利夫的信誉,鼓舞士气,并强调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五天前,齐柏林飞艇袭击了那里——这在东海岸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目标似乎是军火工厂和造船车间,因此,首相访问此地也是恰逢其时。报纸报道了泰恩赛德发生的酗酒故事,为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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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报道说,虽然军工厂极少抱怨工人们缺乏敬业精神,但造船厂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该报写道:“在河流下游雇用的部分工人可能需要首相对他们发表直言不讳的演讲。”[165]英国海军部催促着制造已经订购的军舰:但是“据称,一些人迄今仍拒绝改变习惯或投入更多精力来应对全国的紧急状况”。下午,《泰晤士报》的记者参观了一家造船厂,发现“听不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他还说,“一位主管告诉我,让铆工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在那里,星期天本来是要上班的,但是,如果星期天上班,那么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周一和周二就会“怠工”,所以星期天就不上班了。有一个决定性的论据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说明,那就是“这些人喝的是烈性麦芽酒——低度啤酒在纽卡斯尔不受欢迎——虽然实际醉酒的人可能不多,但与我交谈过的雇主说,他确信周末酗酒降低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让他们在周一没有心思工作”。这名记者接着说道,在四天的复活节假期之后,到了周二,一些部门只有20%的员工恢复正常上班。劳动力不足意味着不能解雇这些人,但是,如果饮酒被证明是问题所在,那么新的政府军备委员会就有权限制酒类的销售。此外,根据对《保卫王国法案》进行的最新修订,政府可以接管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并指导如何开展工作。不到两个月,那些因为醉酒而旷工的人遭到了起诉,尽管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合同,而不是《保卫王国法案》。6月14日,政府对位于贾罗(Jarrow)泰恩港的四家造船厂的工人提起了诉讼,这是此类案件中的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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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阿斯奎斯去了纽卡斯尔,由于报纸的报道,英国民众希望他告诉英国工人要提高生产率,延长工作时间,更加努力地工作,停止饮酒,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正如《泰晤士报》在他视察的当天早上报道的那样,“如果我们技能熟练的工人不可靠,不能像士兵一样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德国人关于我们国家堕落的看法将是正确的,我们不配赢得这场战争”。[166]与由一组顾问反复起草稿件的现代程序不同,这篇演讲稿是由阿斯奎斯在去纽卡斯尔的火车上潦草写下的,之后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完成。他的听众都是军工厂的工人,大多数人都戴着领章,上面标有“工业战士”的字样。他的这场40分钟演讲的主题是“交货”。他赞扬了他的听众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重申了他的参战理由。弹药供应出现问题,是因为“最优秀的专家”无法预测到弹药的消耗规模是“空前的”。[167]他说,国家将接管许多工人的雇用合同,并确保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目前不生产军火的其他工厂将改为生产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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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否认了报纸关于弹药短缺的报道,称“那些陈述中没有一句实话”,他这样做是非常欠缺考虑的。[168]基钦纳曾告诉阿斯奎斯,弹药短缺的问题已得到解决,这是基于弗伦奇向陆军大臣发表的意见,弗伦奇说自己有足够的弹药用于下一次进攻,尽管自10月底以来,弗伦奇就一直向他抱怨弹药短缺,基钦纳承认知道此事。[169]阿斯奎斯狠狠批评了对之前攻势中缺少弹药的报道,这是一种异常笨拙的做法。每个士兵都知道他的否认是错误的,议员和阿斯奎斯的同僚也认为这是错误的。也许斯坦利小姐打算退出这段关系让他感到慌乱,但这表明,由于他对她的痴迷,以及他将时间花在打桥牌上和图书馆里,他很少关注战争的实际情况,及其对领导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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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演讲没有局限于军火和军舰。摆在他面前的最新的煤炭产量数据也同样令人担忧:2月份,煤炭产量同比下降11.9%,3月份同比下降10.8%,而当时煤炭的需求正在增加。大约有20%的矿工应征入伍,但来自其他行业的男性接替了三分之一的矿工。因此,他在演讲中提到了矿工——即使没有矿工在场——并说道,军火工人每周工作67到69个小时,他向“留在矿井里的矿工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按时出勤,尽可能增加产量,借此与那些已经或即将奔赴前线的同胞们来一场爱国主义精神的较量”。他提醒听众,在这类事情上,《保卫王国法案》向政府授予了权力,但他还是希望避免“采取强迫手段”。军火工人们欢呼起来,但对矿工们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含蓄的威胁。他还说,为了国家利益,煤矿主们可能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利润,工会也必须终止限制性做法。在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但现在需要的是“共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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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背景复杂的情况下在纽卡斯尔发表演讲的,这场演讲关注的不仅仅是提高生产率,还有鼓舞士气。阿斯奎斯了解战争给工人阶级家庭带来的问题。根据贸易委员会的数据,在1914年7月至1915年3月间,这些家庭的生活成本增加了20%。尽管加班的机会大幅增加,军火工人的工资也相对较高,但其他人认为,大幅加薪以弥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时机已经到来。英国矿工联合会做出榜样,立即要求加薪12.5%,而最初要求的幅度为20%。矿主们提出加薪10%。然而,在前往纽卡斯尔的途中,阿斯奎斯听说,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位重要的管理层人员计划建议全国的100万名矿工在同一天辞职。他们不太可能获胜,但拟议采取的这个行动对英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获得战争奖金,在整个春季和初夏期间,西米德兰兹郡和南威尔士的矿工们无视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举行任意罢工,要求发放15.5%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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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劳工动乱给阿斯奎斯留下的伤疤,到1915年4月下旬似乎又卷土重来。他意识到食品价格上涨,获悉了牟取暴利的说法,并了解这些事情对士气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4月29日,他召集了矿工代表和煤矿业主就工资要求举行会议。煤炭行业的罢工将会摧毁英国的作战能力。矿工们知道,如果他们在这样的时刻罢工,将会招来骂声。即便如此,南威尔士的矿工联合会还是呼吁开展劳工运动。现在,食品价格已经升至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点,预计还将进一步上涨。去年8月,4磅重面包的价格为5?便士,到了今年4月下旬涨至8?便士。令人们普遍感到愤怒的是,铣削公司史彼勒(Spillers)刚刚公布其利润为36.8万英镑,而一年前的利润为8.9万英镑,这被视为公司在工人们做出牺牲的同时牟取暴利的证据。首相同意针对矿工案件进行的司法审判,但是,由于认识到不同煤田之间的差异,他拒绝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加薪的建议。相反,他说,如果有任何地区的煤矿业主和英国矿工联合会之间的讨论不能在一周内就相应地区的加薪达成一致,那么政府将强制他们达成共识。这促成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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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卡斯尔演讲后的第二天早上,阿斯奎斯去了位于城外的生产阿姆斯特朗炮的军工厂,自8月以来,该厂的在册员工人数增加了十倍,从1300名增加到了1.3万名,并且开辟了邻近的几英亩土地,建起了新的临时工棚。一直反对妇女参政的阿斯奎斯似乎对工厂里妇女操作机器的熟练程度感到吃惊,“她们在三天内就学会了如何灵巧地操作机器,稍笨一些的也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学会”。[170]但是,由于需要技能熟练的工人投入工作,工棚里没有一个人。当天早上,他读到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他的演讲发表的大肆批评,该报认为他对弹药短缺的报道不屑一顾是不诚实的。《泰晤士报》赞扬了他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但补充道,“如果他不那么急于掩盖其政府能力的不足,那么这个呼吁对整个国家的鼓励作用将会更大”。[171]该报对阿斯奎斯在这样“庄严的规劝”中和“决定命运的重大时刻”试图确立其政府“绝对正确”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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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嘲笑他否认军队装备不足,还嘲笑他声称政府已经解决了弹药问题。该报嘲笑阿斯奎斯的“自鸣得意”,问道,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为什么还要迫切呼吁提高生产率?该报还质疑他的可信度,并得出结论认为,他和他的同僚们做出了“错误的估算”,并犯了“错误”。该报几近要求重组内阁。该报还指出,阿斯奎斯并没有指责纽卡斯尔的工人因为酗酒而怠工,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挑衅行为,而且还很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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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夫人记录道,《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罗宾逊(Geoffrey Robinson)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最无耻的恶棍”。出于继承的缘故,罗宾逊在1917年改姓道森(Dawson),道森是他姨妈的姓氏。在20世纪30年代,他因为支持对希特勒实施绥靖政策而声名鹊起。[172]他“曾公开吹嘘说他将为亨利效力。他希望组建联合政府——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奥斯丁(张伯伦)担任内政大臣,博纳·劳担任外交大臣(反过来也一样),赫伯特(阿斯奎斯)担任财政大臣等”。道森是阿尔弗雷德组建的杰出的年轻外交官“养习所”的前成员。阿尔弗雷德是前殖民地总督,现在被称为“米尔纳子爵”,他曾创建南非联盟。此外,道森还是万灵学院[173]的研究学者。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也急于表现出对诺思克利夫的完全服从,不过,战后他与诺思克利夫决裂。当其他报纸都在抨击她的丈夫时(“《晨间邮报》经常辱骂我们,该报最讨厌温斯顿,然后是亨利”),阿斯奎斯夫人指出,《泰晤士报》“极具报复性,手段卑鄙”,并声称没有一家英文报纸“表现出如此之少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该报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读者群,当传播新闻和观点的唯一手段是通过印刷文字时,它的编辑路线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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