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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太有声望的报纸如今都在报道针对阿斯奎斯的阴谋。《每日纪事报》曾进行过明确的报道，认为存在这些阴谋，阿斯奎斯夫人认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尤其是与贝尔福和史密斯等朋友之间）的闲言碎语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上造成了很多出人意料的影响，最好不要说出来。劳合·乔治认为麦克纳正在密谋对付自己，是他向阿斯奎斯告发了财政大臣对他的厌恶。而麦克纳认为劳合·乔治正在密谋对付自己，并试图把自己开除出内政部。两个人都说对了。因此，阿斯奎斯不得不调解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之间的不和。从阿斯奎斯对他妻子所说的话来看，丘吉尔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将和F. E.史密斯见面，并和史密斯讨论内阁的每一个秘密”，阿斯奎斯对妻子说道——而且他已经到了“和温斯顿讨论事情是没有用的”地步。[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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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纽卡斯尔回来后，以及当下院正在讨论后座议员提出的动议（内容是关于究竟应该对军需工业实行中央控制，还是进行国有化，以确保其表现得更好）时，阿斯奎斯给斯坦利小姐写信，谈到他对她的“崇拜和爱”，虽然她曾警告过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他仍然抱有希望：“我知道……尽管命运给了我最好的际遇，但它却把这样的际遇切断了，请上帝仍然赐予我这个时代的很多人所拥有的最丰富的爱和幸福。”[175]他恳求道：“我最亲爱的，无论你想做什么，都不要‘糟蹋了面包，洒了酒’。不要……”但他也承认，如果她选择了比他更好的人，那就表明他根本配不上她，他会为她的幸福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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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天，斯坦利小姐给孟塔古写了一封信（她后来说，她感到羞耻，因为这封信对阿斯奎斯不够宽宏大量），声称她曾经本来可以离开阿斯奎斯的，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现在，“我觉得我对他如此不近人情，有时候，我非常怨恨他成为我爱情路上的阻碍”。[176]阿斯奎斯曾告诉她，如果他们分手，他的生活将变得一无所有：“他怎么能如此残忍地对我说这些话呢？”她问孟塔古。[177]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和孟塔古设法将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他。孟塔古对她说：“我想不到什么办法，但是，亲爱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因为我们不应再浪费时间了。”[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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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纽卡斯尔的演讲，阿斯奎斯继续受到他所谓的“诺思克利夫及其下流职员”的攻击。[179]由于政客们为了国家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报纸便接替了批评的工作。4月22日，《泰晤士报》再次对阿斯奎斯进行了抨击，声称细想之后，认为他的讲话“缺乏勇气和坦率”，并声称最初的狂热很快就会消退，取而代之的将是“失望”。[180]该报用其老板的口吻继续写道：“他对这次战争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只字未提，也丝毫没有试图警告国民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多么艰巨。”这种批评有失公允，虽然阿斯奎斯没有使用“全面战争”一词，但他强调，这是一场需要所有人参与的战争，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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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对阿斯奎斯的主要批评——他没有向议会和英国充分传达战争的进展情况——是有道理的。就在几天前，张伯伦还指责他给这个国家戴上了眼罩，他指的是对作战细节进行过度审查，不让公众知道真相，或许还有不让公众了解他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劳动力来做出更大的贡献。4月22日，德比在奥尔德姆举行了一次招聘会，征召合格的战地记者，以便让公众了解形势的严峻，让更多的人明白参军的重要性。几天后，他在曼彻斯特发表讲话，声称阿斯奎斯关于弹药的言论“与事实完全相悖。军队里没有一个人，而且我相信陆军部也没有一个人支（阿斯奎斯）的观点”。[181]报界为此称赞他，并敦促其他“地位高”的人以他为榜样。自从战争爆发，德比就不知疲倦地工作，受到了普遍尊重。虽然他是托利党人，但人们相信他批评阿斯奎斯是出于绝望，而不是因为党派偏见。但是，如果有人把他的话诠释为对阿斯奎斯的谎言进行指控，那他也确实道歉了，他觉得人们误解了阿斯奎斯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意思，然而，这个声明却对澄清事实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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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支持放松审查的呼吁而言，报界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它们相信配图描述越多，卖出的报纸也会越多。虽然《泰晤士报》没有指责阿斯奎斯撒谎，但在第二天再次抨击他在纽卡斯尔的演讲时，该报确实声称，他关于弹药供应的说法“经不起检验”。[182]该报认为政府没有及早采取措施提高产量，情况的确如此。对阿斯奎斯及其同僚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对诺思克利夫的批评。新沙佩勒战役的弹药供应问题已经从休假回家的军官那里传到了伦敦社交圈，人们正在广泛讨论《泰晤士报》提到的短缺问题。然而，随着阿斯奎斯对自己和斯坦利小姐的关系越来越猜疑，他对战事的投入似乎也越来越少。4月22日的晚些时候，他给她写了当天的第二封信，恳求道：“我宁愿知道最坏的情况——不要掩饰，不要拖延……告诉我——是还是不是！”[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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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阿斯奎斯对此烦躁不安时，劳合·乔治利用下院关于军火工业的辩论，试图挽回纽卡斯尔演讲所造成的一些损失。他说，军队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之一”，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军队的规模扩大了四倍，但仍配备有“足够的弹药”。[184]他表扬了基钦纳，并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将军的话，这位将军告诉他，战争中使用的重型炮弹的数量“让人吃惊”。财政大臣认为，国家应该“感到骄傲”；他还提到，在德军向英军发射的炮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哑弹，因为它们的质量低劣。[185]政府已经向2500至3000家公司分包了制造弹药的工作；他还声称，去年12月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看出，生产进度太慢了。政府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利用职业介绍所来寻找更多的人，但到了3月，很明显，没有足够的人乐意搬到不熟悉的地区去做这项工作。越是技能熟练的人，越是不愿意搬家。因此，政府再次对《保卫王国法案》进行了修改，使得政府能够接管工程工厂，并将工厂完全用于生产武器。现在，火炮弹药的产量几乎是去年9月的19倍。他赞扬了工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工会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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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诺思克利夫来说，这些安抚的话语是不够的，他最近刚从西线回来，并同弗伦奇和霞飞进行了交谈，后者帮助取消了对战地记者的一些限制。眼下，他有多么不喜欢阿斯奎斯，就有多么不喜欢劳合·乔治——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因为这与诺思克利夫的野心相称——尤其是在财政大臣的禁酒政策上。《泰晤士报》称劳合·乔治的介入“助长了自满情绪的复苏”。[186]考虑到报纸上不断增加的伤亡名单（某些日子里有2000人死亡、失踪和受伤），大多数人认为自满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心态。劳合·乔治未能解决的问题——报纸上毫不掩饰地指出——似乎是，“和六个月前一样，德军仍然占据着西线的大多数据点，把他们赶出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存在着致命危险，因此我们距离完成入侵德国这个紧迫的任务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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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对诺思克利夫来说关系重大且非常重要，但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因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把德军赶出比利时和法国，而不是战胜和征服德国人民，正如社论承认的那样。但是，对政府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的尖锐批评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让诺思克利夫的一些统一党朋友进入政府，以改善战事管理。在回复劳合·乔治的演讲时，对于劳合·乔治关于事件的描述和自新沙佩勒战役以来从与高级军官交谈过的人士那里听到的内容之间的差距，劳——几个月来，他竭尽全力确保他的政党不会攻击政府——表示“焦虑和担忧”。这体现了一种不安，诺思克利夫和想要组建联合政府的其他统一党人可以利用这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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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斯奎斯太过专注于自己的情感波折，以至于无法把握这些战略考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孟塔古和斯坦利小姐结婚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了，她同意改信他所信仰的犹太教，这样他就可以满足获得遗产的条件，即根据他父亲的遗嘱，他每年可以得到1万英镑的遗产。不管怎样，她预定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到布洛涅去护理伤员，阿斯奎斯正在为这次分离做心理准备。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即使在情况最佳时也不是小事，但问题不断堆积在他的身上，单凭他杰出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并不总是能解决这些问题。战争给他带来了一系列超出经验范畴的困难，并需要不同的心态和经历才能处理：显而易见的是，劳合·乔治觉得这些困难不那么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因为他准备掩饰自己，以一种阿斯奎斯不会采用的方式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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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他和斯坦利小姐见了面，他一边走回唐宁街，一边“沉思”，之后，他给她写信说：“有时候，我认为诺思克利夫和他的下流职员也许是正确的——不管世界上的其他人怎么说，我就算不是一个骗子，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傻瓜。”[187]她没有把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告诉他，第二天下午，当阿斯奎斯开车带她出去兜风时，她也没有告诉他。两天后，他们又去兜了一次风——三年来，他们一直都有出游的习惯。她本来打算启程去布洛涅，但她的身体垮了——主要是因为这种双重生活的压力让她感到“不适和痛苦”——她的离开也被推迟了。[188]阿斯奎斯如释重负，5月10日，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道：“你是我的一切，”但这对她没有任何帮助。[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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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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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是，1915年春，西线和东线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伤亡名单不断加长，但这却坚定了国民的决心。由于士兵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英军在伊普尔遭遇了挫败，这引发了与征召士兵有关的新问题，强制征兵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局限于统一党的内部争论了。正如《泰晤士报》在5月6日报道的那样：“志愿兵役制有其限度，而我们正在迅速接近这个限度。”[190]到目前为止，由于计划方面的失败，士兵人数要多于装备数量，但现在，如果军工生产加速，那么装备数量可能会超过士兵人数。令人愤怒的是，公共资金被花在广告宣传活动上，以敦促人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志愿参军，《泰晤士报》说，“对于一个自尊自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耻辱的应急措施”。义务兵役制还没有必要，但人们敦促政府开始这方面的计划，就像政府在为时已晚之前为庞大的弹药供应制定计划那样。对阿斯奎斯来说，强制征兵（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就在法国实施）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但对劳合·乔治来说就不同了，他标榜的自由主义以阿斯奎斯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拥护了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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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重要的行业和职业，男性所剩无几，因此第一步是培训女性，或招募退休人员来接替他们。然而，许多企业甚至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尝试。5月7日的报道声称，自8月以来，邮局雇用了2万人，其中1.1万人符合参军的条件。5月11日，一直反对强制征兵的格温告诉米尔纳：“我愈发认为（原文如此），征兵制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且在目前这个时刻将会受到人们的衷心欢迎。”[191]弗雷德里克·米尔纳（Frederick Milner）爵士——不是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总督，而是前统一党议员——提出了征召“不爱国的逃避兵役者”的另一个理由：一旦每个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旦“踌躇不定的局面停止了，那么这个国家”将从严峻的磨难中得到“净化”。[192]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战争是某种苦行赎罪的人，通过这种苦行赎罪，一个道德复兴的国家将从战争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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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左翼人士——例如《每日先驱报》的编辑、未来的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他将在战争期间崭露头角，并始终如一地主张他的原则——认为，继续打下去不会有任何好处。1915年5月，他的报纸试图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工团主义者中争取对和平的支持，却遭到了强烈反对。H. G.威尔斯和阿诺德·本涅特只想取得胜利，后者要求德国人支付巨额赔款，并“让比利时军队举行仪式，游行经过菩提树下大街”。[193]工会领导人希望战斗到底，只有麦克唐纳和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麦克唐纳建议对边界做一些修改，韦伯提议建立国际联盟。博顿利利用他在《星期日画报》的专栏抨击麦克唐纳的和平主义，要求以叛国罪传讯他。麦克唐纳之前曾说博顿利的“出身非常可疑，他的一生都活在牢狱边缘”。[194]不过，博顿利是个危险的敌人，他获得了麦克唐纳的出生证明，并将其公布，以证明这位工党议员是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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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在英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更为暴力的反德浪潮，阿斯奎斯领导的政府不得不努力控制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在从纽约开往利物浦的途中，在爱尔兰南部海域被U-20艇击沉，在此之前的几天里，U-20艇已经击沉了几艘商船。船上共有1959名乘客和船员，1201人死亡，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195]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曾在美国报纸上登广告，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坐英国船只，因为一旦它们进入英国水域就会成为袭击目标。据说这艘船装载了173吨弹药，但这一点在击沉后没有得到证实，并且德国人对此并不知情。英国海军部发表声明说，关于这是艘“武装”商船的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实情：这艘船没有配备枪支。[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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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完美传达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愤怒。《泰晤士报》先发制人，它抨击德国人实施“大规模谋杀”。[197]德国人蓄意屠杀了一艘客轮上的平民：他们不是因为客轮装有弹药才把它作为袭击目标的，他们对装载弹药的情况毫不知情。其他报纸也可能有不同的论点，并且可能引发一场不同层面的政治风波。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德国的威胁，英国海军部是否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这艘船？对于一个已经被指责为自满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本不应该在最糟糕的时候提出的质询。之后，《泰晤士报》抨击阿斯奎斯的政府“极度缺乏先见之明”。[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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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即将发表一篇布莱斯（Bryce）子爵撰写的关于德国在比利时暴行的报告，因此英国深刻感受到了德国人干的“可怕”事情。布莱斯曾担任驻美大使，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毒气的使用和对东海岸的轰炸表明德国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道德界限。国王本人不希望宽恕德国。在沉船事件后的两天，伊舍拜访了国王，并提到：“我告诉国王，大主教昨天跟我谈过使用毒气的问题，并强烈希望我们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国王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这个问题纯粹是军事上的，不要涉及道德方面的考量。”[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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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沉船的消息还没有被完全消化的时候，一艘齐柏林飞艇在绍森德投下了大约100枚炸弹。现在，就连伦敦也易于遭受这种恐怖的空中袭击。但是，“卢西塔尼亚”号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关船员受伤和被摇晃坠入海中的场景从昆士敦（幸存者在那里获救）传到了利物浦，在利物浦激起了愤怒。德国人开的商店遭到破坏，埃弗顿爆发了骚乱，出动了50名警察才镇压下去。社会上层人士宣布，敌国的所有嘉德骑士都将被除名，并将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撤下他们的旗帜。受影响的人包括弗朗茨·约瑟夫和符腾堡国王威廉二世、德国王储、普鲁士亨利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以及坎伯兰公爵。国王不想小题大做，他坚持把降级骑士的黄铜勋章留在他们的座位上，以纪念曾经的荣耀。自1814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骑士降级的事件，对此，报纸热心地指出，在此之前，也就是1621年，曾经举行了一个仪式，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传令官砍断了勒索者弗朗西斯·米切尔（Francis Mitchell）爵士的马刺，割断了他的佩剑腰带，并在他的头顶上方砍断了他的剑，然后宣布他不再是骑士，而是一个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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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的漫画把德国人描绘成一个戴着尖顶头盔——普鲁士军队的带穗头盔——的丑陋怪物。《每日邮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昆士敦的太平间里摆放着在这场灾难中遇难的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伦敦市举行了反德会议，一个代表团从那里前往下院。他们会见了检察总长，要求在此期间拘留所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皇家交易所决定不让这些国民参加会议，即使他们已经入籍。德国人被赶出了史密斯菲尔德市场[200]，警察命令伦敦市的德国餐馆不得营业。5月11日，一群暴徒袭击了伦敦东区的德国商店，六七十名警察和50名本土防卫军奋力控制局面。一个新的募兵海报声称“卢西塔尼亚”号遇袭是一场“冷血谋杀！”，它说袭击的目的是让英国人“害怕这些德国野蛮人”。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到最近的募兵办公室去报名，而且“今天就应征入伍”。[201]5月11日，内阁讨论了沉船事件的影响，担心美国会因此禁止军火出口，“这几乎是致命的，”阿斯奎斯承认道。[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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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天早上，阿斯奎斯情绪低沉。斯坦利小姐来了一封信，宣布她和孟塔古订婚了。与平日写给她的语气平和的信件不同，阿斯奎斯的回信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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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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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清楚，这让我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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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去看你，我承受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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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你——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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