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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完美传达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愤怒。《泰晤士报》先发制人，它抨击德国人实施“大规模谋杀”。[197]德国人蓄意屠杀了一艘客轮上的平民：他们不是因为客轮装有弹药才把它作为袭击目标的，他们对装载弹药的情况毫不知情。其他报纸也可能有不同的论点，并且可能引发一场不同层面的政治风波。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德国的威胁，英国海军部是否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这艘船？对于一个已经被指责为自满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本不应该在最糟糕的时候提出的质询。之后，《泰晤士报》抨击阿斯奎斯的政府“极度缺乏先见之明”。[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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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即将发表一篇布莱斯（Bryce）子爵撰写的关于德国在比利时暴行的报告，因此英国深刻感受到了德国人干的“可怕”事情。布莱斯曾担任驻美大使，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毒气的使用和对东海岸的轰炸表明德国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道德界限。国王本人不希望宽恕德国。在沉船事件后的两天，伊舍拜访了国王，并提到：“我告诉国王，大主教昨天跟我谈过使用毒气的问题，并强烈希望我们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国王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这个问题纯粹是军事上的，不要涉及道德方面的考量。”[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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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沉船的消息还没有被完全消化的时候，一艘齐柏林飞艇在绍森德投下了大约100枚炸弹。现在，就连伦敦也易于遭受这种恐怖的空中袭击。但是，“卢西塔尼亚”号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关船员受伤和被摇晃坠入海中的场景从昆士敦（幸存者在那里获救）传到了利物浦，在利物浦激起了愤怒。德国人开的商店遭到破坏，埃弗顿爆发了骚乱，出动了50名警察才镇压下去。社会上层人士宣布，敌国的所有嘉德骑士都将被除名，并将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撤下他们的旗帜。受影响的人包括弗朗茨·约瑟夫和符腾堡国王威廉二世、德国王储、普鲁士亨利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以及坎伯兰公爵。国王不想小题大做，他坚持把降级骑士的黄铜勋章留在他们的座位上，以纪念曾经的荣耀。自1814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骑士降级的事件，对此，报纸热心地指出，在此之前，也就是1621年，曾经举行了一个仪式，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传令官砍断了勒索者弗朗西斯·米切尔（Francis Mitchell）爵士的马刺，割断了他的佩剑腰带，并在他的头顶上方砍断了他的剑，然后宣布他不再是骑士，而是一个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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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的漫画把德国人描绘成一个戴着尖顶头盔——普鲁士军队的带穗头盔——的丑陋怪物。《每日邮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昆士敦的太平间里摆放着在这场灾难中遇难的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伦敦市举行了反德会议，一个代表团从那里前往下院。他们会见了检察总长，要求在此期间拘留所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皇家交易所决定不让这些国民参加会议，即使他们已经入籍。德国人被赶出了史密斯菲尔德市场[200]，警察命令伦敦市的德国餐馆不得营业。5月11日，一群暴徒袭击了伦敦东区的德国商店，六七十名警察和50名本土防卫军奋力控制局面。一个新的募兵海报声称“卢西塔尼亚”号遇袭是一场“冷血谋杀！”，它说袭击的目的是让英国人“害怕这些德国野蛮人”。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到最近的募兵办公室去报名，而且“今天就应征入伍”。[201]5月11日，内阁讨论了沉船事件的影响，担心美国会因此禁止军火出口，“这几乎是致命的，”阿斯奎斯承认道。[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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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天早上，阿斯奎斯情绪低沉。斯坦利小姐来了一封信，宣布她和孟塔古订婚了。与平日写给她的语气平和的信件不同，阿斯奎斯的回信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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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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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清楚，这让我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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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去看你，我承受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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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你——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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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你的阿斯奎斯[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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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信让阿斯奎斯暴怒、发疯。之所以暴怒，是因为他认为孟塔古是一个荒谬的选择（尽管阿斯奎斯和他的社交关系不错，而且他是内阁同僚，他的事业全靠阿斯奎斯的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坦利小姐由于基督教的拒认才不得不与他结婚；之所以发疯，是因为在处理职务上的压力时，他在情感上完全依赖她，尤其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在担任首相七年（几乎所有的年份都经历过一些重大危机，甚至在战前就经历过其他危机）后，他处于精疲力竭的边缘，有些偏执地认为同事们在策划阴谋诡计，并发现（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战事管理极具挑战性。在他看来，他梦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着与斯坦利小姐保持亲密关系，但这个梦想即将破灭，这对他而言似乎是一次巨大的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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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法给孟塔古写了一封道贺的信，因为他不得不继续和孟塔古一起工作，但他立刻改为给斯坦利小姐的妹妹西尔维娅·亨利（Sylvia Henley）写信，并告诉她：“她和孟塔古以各自的方式忠诚于我，我觉得，在这世上，在活着的所有人中，不会再有比他们对我更忠诚的两个人了。可是命运却很讽刺，他们两个居然联手给了我致命一击。”[204]他继续说道，他感到“痛苦、受伤”。亨利夫人寄来了一封“亲切而通情达理的信”，他回信说：“我必须见你：我无法向其他人倾诉，而你是明智的、有爱心的，你知道所有的一切。”[205]她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她姐姐的地位，成为阿斯奎斯所需要的情感支柱，并成为频繁的信件和过分倾吐的情感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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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法对妻子隐瞒这个打击，阿斯奎斯夫人以她并不擅长的轻描淡写的方式说道，“亨利来到我的卧室，对他这位知己的订婚感到烦乱不安”。[206]雷蒙德·阿斯奎斯（Raymond Asquith）——他正在里士满公园进行掷弹兵的基础训练，在冷眼旁观中，他知道父亲“有成见地反对”这场婚姻——宣称自己支持这场婚姻，“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结婚总比当老处女好，过了一定的年龄（对维尼夏来说，这个年龄并不遥远），当老处女就会荒谬得让人无法忍受”。[207]他认为她“明智地”选择了这场“权宜婚姻”，因为她显然无法“对某人或其他人怀有浪漫的激情”。他没有和父亲分享这个观点，无疑，阿斯奎斯应当庆幸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妹妹维奥莱特（Violet）附和达夫·库珀的说法，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孟塔古的丑陋身躯是如此厌恶，以至于我会从安妮女王大厦的顶层（原文如此）或者埃菲尔铁塔上纵身跳下，以避免和他的身体有丝毫接触，一想到和他在一起的性爱经历，都足以让人毛骨悚然。”[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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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没有就此终止，以便让阿斯奎斯消化命运带给他的一切，反而使他更加无法理性地处理事情，并使他极易受到他人策划的政治阴谋的攻击。布莱斯关于德国在比利时实施暴行的报告——在阿斯奎斯收到斯坦利小姐的来信的同一天发布——助长了反德情绪的新浪潮。布莱斯的委员会纳入了学者和律师，并得到了中立的美国红十字会地方专员的支持。这是政府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德宣传活动：马斯特曼将报告翻译成30种语言，使它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影响。该报告是以1200名比利时难民以及英国和比利时士兵的证词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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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报告的可信度遭到了质疑。这些目击者都没有宣誓，很多人无法证实他们的故事，或者这些故事是道听途说的。委员会没有走访比利时——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占领——也没有采访目击者。战后，他们的陈述词不知所踪。一些证词（从婴儿被刺刀刺死，平民被肢解，到比利时妇女遭到大规模强奸）可能是无稽之谈。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平民遭到处决，村庄遭到破坏，即使不加以修饰或虚构，这些事件的影响也足以对德国的声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支持并附和布莱斯的报告成为衡量爱国主义精神的标准。由于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这些报告被视作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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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英国的胆战心惊的德国人给报纸写信，宣称自己将与德皇军队的野蛮行径划清界限。骚乱不仅在利物浦（造成了4万英镑的损失）和伦敦持续着，也在绍森德持续着。在绍森德，政府在轰炸后的愤怒中召集了军队。伦敦的骚乱蔓延到了海格特、卡姆登镇、北肯辛顿、富勒姆和旺兹沃斯。对商店的袭击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人们不满足于砸门、砸窗、洗劫所有家具和商店里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房子的内部也遭到了严重损坏，”《泰晤士报》报道说。[209]“楼梯被砍成碎块，墙壁和天花板被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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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想要阻止破坏和劫掠，但为时已晚。那些肇事者驾驶着满载着德国人财产的车辆穿过街道，他们只是在自救。被告们声称他们的抢夺和劫掠行为是在履行爱国义务，面对这一情况，地方法官们对大多数违法者处以罚款和严加看管：他们被判处了罕见的苦役徒刑，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措施来阻止暴徒。据估计，西汉姆在三天内遭受了10万英镑的损失。英国国民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报复”得到了广泛认可，如果有人（例如阿斯奎斯夫人）认为袭击无辜及爱好和平的条顿人的行为令人震惊，那么这些人将被谴责为“亲德”。[210]一些人谴责对完全无辜的人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攻击，一位愤怒的市民给《泰晤士报》写信说，事实上，攻击者是“那些太懒惰或者太胆小而不敢参军的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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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至23日，一名加拿大士兵在伊普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报道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敌人的憎恨。《泰晤士报》的记者称，英国司令部已经“写了书面证词，对发现尸体的事实进行证明”。[212]报道说，发现了一具中士的尸体，手脚被钉在木栅栏上，“他曾多次被刺刀刺伤”。报道还说：“我没有听说我们的人目睹了罪行的发生。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被钉在木栅栏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在对英国人的疯狂仇视和憎恨中，敌人对尸体进行了泄愤报复。”报道继续说：“在整个行径中，这是最仁慈的一面，尽管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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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正处于惊愕之中，他对领导工作投入的专心程度比往常还要少，对他来说，成为由诺思克利夫发起的运动的目标是一个可怕的时刻，这场运动逼迫他要么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指挥战争，要么辞职。就在斯坦利小姐投下她的炸弹时，诺思克利夫令他的报纸立刻呼吁拘留未入籍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以维持公共秩序，粉碎间谍的威胁（“很显然，公众没有心情‘观望’”，《泰晤士报》嘲笑道）。5月13日，阿斯奎斯——不需要再次提醒——宣布，除特殊情况外，所有敌国侨民都将被驱逐或拘留。[213]一般情况下，他决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允许诺思克利夫或任何其他报纸的老板就政府政策对他发号施令。早在两个月前，政府就拒绝了统一党人的呼吁，他们要求任命一位大臣专门负责处理外国侨民问题。现在，公众舆论让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更加严肃地对待此事，尤其是保护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以使他们免于遭受那些决心以外国侨民身份为借口来攻击他们的民团和暴徒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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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说，虽然已经有1.9万名未入籍的外国侨民被拘留，但还有4万人——其中2.4万名男性和1.6万名女性——未被拘禁。他建议，“为了他们自己和社区的安全”，成年男子应该被拘留，那些超过服役年龄的人应该被遣返。[214]不过，他承认，“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正义和人道要求政府允许他们留下来”。准司法法庭将对此类事情进行裁决。对于入籍的外国人，他说，“初步推定应成为另一种手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入籍的臣民才会被拘留，但政府保留这样做的权利。劳代表反对党欢迎这些建议，声称这是结束骚乱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式”，阿斯奎斯已经在前一天和他商量过了。这预示着所有的事情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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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16年7月，仍有2.2万名敌国侨民未被拘留，其中1万名是女性，她们当中的很多人是老年人，其余的大部分嫁给了英国臣民，生下的孩子也是英国臣民。未被拘禁的奥地利男人或德国男人共有1.2万人，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仇恨或反对奥地利或德国，此外还有捷克人、波兰人、斯拉夫人、阿尔萨斯人或拥有奥地利国籍的意大利人，他们中大约有1500人是老年人，不太可能在拘留营中存活下来。[215]但是，在当时，即使阿斯奎斯做出了承诺，在1916年年中，仍有6500名男性敌国侨民未被拘留，他们由于娶了英国妻子或养育的英国孩子参了军而被豁免。除此之外，有多少德国人或奥地利人为了避免被发现而给自己改了一个英国化的名字，或者伦敦餐馆里有多少“瑞士”服务员是真正的敌国侨民，这些都是无法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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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警察厅的厅长宣布对男性敌国侨民实行宵禁，命令他们在晚上9点到凌晨5点之间待在家中。在此之前，许多敌国侨民——主要是未婚男子——在警察局自首，导致现有的拘留营扩大。随着气氛越来越狂热，伦敦有谣言说，在德国入侵之前，一支由齐柏林飞艇和飞机组成的庞大舰队即将把这座城市炸成平地，还有传言说，德国将投放一种称为“内贝尔炸弹”（Nebelbomb）的新型邪恶武器，当它爆炸时，会在几平方英里的范围内产生烟雾。[216]但是，再阴沉的天空也会有一丝阳光，Kyl-Fyre灭火器的广告应运而生，每支灭火器只需5先令6便士，因为“消防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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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来说，事情变得愈发糟糕。5月14日，《泰晤士报》刊登了军事记者雷普顿的报道，描述了弹药短缺——阿斯奎斯在纽卡斯尔否认了这一情况——阻碍军队作战的实际情况和后果。[218]烈性炸药的短缺阻碍军队将德国在弗隆美尔和里瑟堡防线上的矮护墙夷为平地；军队从德国人的手中夺取了堑壕，但无法守住，因为军队缺乏弹药。他认为，在短缺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伊普尔战役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为了打破这层硬壳，我们需要更多的烈性炸药、更多的重型榴弹炮和更多的士兵”。[219]他不需要补充说所有这些短缺都是政府的责任，因为该报的社论专栏已经按照报纸老板的意愿进行了大肆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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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自从内阁指责他向记者通报情况以来，他一直与雷普顿保持距离——认为这篇文章受到了弗伦奇的鼓舞，他坚称，前线的审查员根据弗伦奇的明确指示批准了这篇文章。他认为弗伦奇既见过诺思克利夫，也见过雷普顿，弗伦奇早就认识雷普顿，雷普顿曾无视命令造访过弗伦奇的司令部。基钦纳的猜疑是对的。诺思克利夫曾于5月1日给弗伦奇写信，告诉他，“我相信，您只要向一位军事记者发表一篇简短而又十分有力的声明……就将使政府处于极难应付的境地，并使您能够确保发布新闻，把真相告诉英国民众”。[220]弗伦奇把他与陆军部的通信拿给雷普顿看，还通过他的副官和秘书发给了劳合·乔治、贝尔福和劳。5月17日，一向乐于帮助报界的劳合·乔治应诺斯克利夫的要求与后者进行了“非常有用的”讨论，并邀请雷普顿进行“长谈”。[221]雷普顿向劳合·乔治提供了一份关于弹药情况的报道，这份报道写得很仓促，但很详尽；到那时，政治危机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使得雷普顿没有必要进行更多报道。基钦纳禁止雷普顿上前线，在索姆河战役之后雷普顿才重返前线。多亏了他的文章，到了索姆河战役的时候，弹药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不过，雷普顿的立场有点惺惺作态。在宣战前，他曾呼吁实行审查制度，直到他看见这个制度“被用作掩盖所有政治、海军和军事错误的外衣”。[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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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关弗伦奇与《泰晤士报》串通一气的谣言在议会传开时，该报予以否认，声称英国的审查员也批准了这篇文章，尽管他和法国的审查员“进行了重大删改”。[223]雷普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之前试图提及炮弹短缺的报道“受到了审查，就像战争期间对政府不利的所有东西都受到了审查一样”，不过，他一定意识到，掌握这样的情报将会对敌人有多么大的帮助。[224]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由于炮弹不足，周日，英国士兵在奥贝尔岭（Aubers Ridge）白白牺牲。政府严重失职，未能充分组织我们国家的资源，它必须承担起那份沉重的责任。即使是现在，政府也没有全面应对这种情况。”[225]必要的政策“本应在九个月前就制定好”。在4月22日到5月9日之间，已经有5.1万人伤亡——这个事实被审查员删除了，但雷普顿在其回忆录里将之保存下来——他将此归咎为没有弹药来对付德国人的枪炮。[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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