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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比前几次更可怕、更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震撼着我们，但是，我不确定，在这个国家，除了这位可怜的女士在几个小时前被冷血“处决”外，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能激起公众舆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她的行为，她可能会因为违反交战时普遍适用的法律而受到惩罚——也许是严厉的惩罚。但是，我要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如何，她都应该得到宽恕，我相信，任何文明国家都不会拒绝向她给予宽恕，她不仅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位非常勇敢和忠诚的女性，一个为减轻其他人的痛苦而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精力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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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斯多恩发表声明后，以及在英国外交部、美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的通信被公开后，《泰晤士报》才开始领导英国当局大肆抨击德国人。10月22日，该报在其社论中若有所思地写道，在感谢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全盘努力时，格雷说，在这个故事中，“恐惧和厌恶”引起了文明世界的共鸣，“军国主义的信徒们”是否能够领会格雷这番话的意思。[11]“在欧洲，除了德国和她的盟国以外，读了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最深切的同情和羞耻。”该报称，卡维尔小姐“将她的一生献给了最高贵的、女性可以从事的最具女性特质的工作”。她曾拯救过德国人的生命，而她的“慈善”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回报。她说了实话，而逮捕她的人却对她毫无怜悯之心。为她寻求宽大处理的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被告知，即使是德皇也不会干涉，不过，在抗议爆发的那一刻，徳皇介入了，要求向另外两名因类似罪行而被同一法庭判刑的女性给予缓刑。留意到卡维尔小姐的遗言，该报宣称：“说实话，她的确是为英格兰而死，英格兰不会轻易忘记她的死……他们杀了她，这无限加深了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耻辱污点。为了推动英国的战斗大业，他们做了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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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明白他们行为的严重性，于是拒绝了美国人提出的将卡维尔小姐的遗体挖出、交由英国人埋葬的请求。随着中立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泰晤士报》认为德国的做法将有效推动英国的战斗大业，这个观点很快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仍对“卢西塔尼亚”号鸣冤叫屈的美国报纸对这个事件反应激烈。在英国国内，从记者到报纸都难以自制地流露出了愤怒之情，这证实了这个事件的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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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斯坦福德汉代表国王和王后给卡维尔小姐的母亲写信，信中说：“两位陛下对夺走您孩子的可怕行径感到震惊。整个文明世界的男男女女，在向您给予同情的时候，也被她的信念和面对死亡时的勇气所打动，对她充满了钦佩和敬畏之情。”[12]10月29日，人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为卡维尔小姐举行了追悼会，亚历山德拉王后带领着哀悼者，她的儿子（也就是国王，他在前一天视察前线部队时，从马上摔下来，骨盆碎裂，而马滚落到他的身上）和王后出席了追悼会，阿斯奎斯和几位内阁同僚也出席了追悼会。[13]在仪式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为公众预留的座位都坐满了人，小贩们站在外面出售这位殉难女英雄的纪念明信片。六百名护士参加了追悼会，近卫骑兵团的乐队演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和选自宗教清唱剧《扫罗》（Saul）的《死亡进行曲》。在追悼会的前夕，政府宣布了卡维尔雕像的位置，从墨尔本到多伦多的许多城市都宣布将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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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卡维尔护士被执行死刑以及齐柏林飞艇的另一波突袭无疑坚定了公众的决心，不过气氛仍然很紧张。有谣言说“国王和王后经常不在白金汉宫过夜，而是偷偷溜到（原文如此）他们在伦敦的一位朋友的家里”，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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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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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维尔小姐成为殉道的象征之际，英国也成了牺牲的象征。英国收到一个消息，在加里波利战役开始时，就在圣乔治日[15]的下午，鲁珀特·布鲁克——玛戈特·阿斯奎斯将他描述为“漂亮的年轻诗人”——在位于希腊斯基罗斯岛附近的法国医疗船上死于败血病。[16]他和玛戈特·阿斯奎斯的继子欧克一同在皇家海军分队服役，在从埃及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被蚊子叮咬。布鲁克曾被邀请担任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参谋，但他拒绝了，他希望自己能和其他士兵并肩作战。在登船前，阿斯奎斯夫人曾见过他和欧克：“1915年2月26日，在欧克位于布兰弗德的小木屋里，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用他俊美的眼睛看着我，吻了我，”她在日记中回忆道。晚上，消息传到了唐宁街，当时布鲁克服役的那艘舰艇正在驶向加里波利附近的战斗驻地。阿斯奎斯说：“这件事给我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战争中的任何损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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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错误地报道说布鲁克死于中暑，并描述了WSC——即丘吉尔，布鲁克服役时所在部队的长官——对他的赞赏。“一个声音变得可以听见，一个音符被敲响，比任何其他的声音都更加真实，更加激动人心，更能公正地映射这场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年轻一代的高贵品质”，海军大臣写道。[18]“可是，只剩下了回声和记忆，但它们将久久不会消散。”这篇简短的文章埋下了神化这位诗人的种子。“他预料到自己会死；他愿意为他所熟悉的亲爱的英国而死，这个国家是那样美丽、庄严；他带着对祖国正义事业的绝对信念，怀着一颗对同胞毫无仇恨的心，泰然自若地走向死亡。”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怀疑丘吉尔的真诚，但这是一次绝佳的宣传机会，他抓住了。其他人已经意识到利用文化来开展战事工作的潜在作用，布鲁克的死就是这种潜在作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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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曾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他预料到自己会死，并欣然接受了这一前景：死亡确实是他为战争书写的5首十四行诗的主题，其中两首诗在他离开英国时发表，所有的十四行诗都在他去世后的一个月发表在《1914和其他诗选》（1914 and Other Poems）中，这也是他名声大噪的原因。战争激发了诗歌的大量涌现，其中的大部分诗歌都非常拙劣，在战争期间，《泰晤士报》几乎每天都刊载一首诗，通常出自有名望的诗人之手。布鲁克的诗一点儿也不拙劣，正如威尔斯所说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年早逝并不是一个十足的不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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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十四行诗的开头几行虽然有些铺张，但无疑是真诚的，并且表达了死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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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感谢上帝让我们逢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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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我们青春，并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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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坚毅的手、明亮的眼睛和无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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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泳者跃入清水，使我们振作起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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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十四行诗的结尾宣称“最坏的朋友和敌人无非是死亡”。第五首诗（也是最著名的一首）似乎更进了一步，并接受了死亡的可能性。4月4日，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威廉·英奇在讲坛上宣读了这首诗，从而让布鲁克的名声瞬间传开，甚至在他去世前就为他的传说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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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死了，就这样将我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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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的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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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我永恒的英伦大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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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的土地埋葬着一颗更加肥沃的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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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赋予我生命，养育我身躯，教会我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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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赐予我爱的鲜花，指明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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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伦之躯啊，呼吸着英伦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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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着故国河水的洗礼，享受着故国阳光的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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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忘记，这颗心，已摒弃了所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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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永恒地跳动着，毫不吝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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