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64035
把英伦赐予的精神散播到所到之处;
1706364036
1706364037
英伦的美景和美声;幸福的甜梦;
1706364038
1706364039
还有朋友的欢笑、学识;在英伦的天堂里,
1706364040
1706364041
是那样亲切,是那样让人内心平和。[21]
1706364042
170636404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想主义残留的一切将会被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所摧毁。由于泥泞、鲜血、腐烂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深深地印在了前线士兵的脑海中,布鲁克的笔调很快就过时了,就像当时《泰晤士报》和其他期刊上发表的那些特别浮华的诗歌一样。当然,对于帕特里克·肖-斯图尔特(Patrick Shaw-Stewart)来说,战争的荣耀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肖-斯图尔特是万灵学院的研究学者,曾与布鲁克一起服役,并在布鲁克的葬礼上提供过帮助,这个葬礼是在斯基罗斯岛的野橄榄林中举行的。布鲁克的死毫无意义,这让他深受打击,以至于他在朋友逝世后似乎失去了求生的意志(1917年,他在西线战死)。在去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肖-斯图尔特写了一首诗《堑壕里的阿喀琉斯》(Achilles in the Trench),因为这首诗,人们记住了他。也许他没有多少诗歌天赋,但这首诗的结尾一定是布鲁克做梦都想描绘的:
1706364044
1706364045
今天早上,我将回去
1706364046
1706364047
从伊姆罗兹岛跨越海洋;
1706364048
1706364049
阿喀琉斯站在堑壕里,
1706364050
1706364051
火焰奔腾,为我呐喊。[22]
1706364052
1706364053
肖-斯图尔特引用了《伊利亚特》[23],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战争的冒险部分。但是,他写诗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在布鲁克死后两天,加里波利战役的联合军事行动开始了。
1706364054
1706364055
随着平民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战斗、生产或志愿活动,全面战争的演变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改变了人们的想象,但它也不可避免地打断或改变了正在创作的文化作品。1914年8月,罗杰·弗莱[24]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们的所有想法都结束了”。[25]鉴于战争会给创造力带来新的方向,弗莱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将文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而这些文化往往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几年里将之记录下来的人创造的文化。例如,1924~1928年,福特·马多克斯·赫弗(Ford Madox Hueffer)以英国化的名字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出版了《行进的目的》(Parade’s End)四部曲;齐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在战后重述了他们对堑壕的记忆;诸如拉尔夫·沃恩·威廉斯和亚瑟·布里斯等作曲家也是如此,他们的音乐深受战争经历的影响。除了个别例外,这些经历并没有立刻以文化的形式输出。但是,一些艺术家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他们在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因为他们在停战前死去,比如维尔浮莱德·欧文[26]和诗人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
1706364056
1706364057
最广义的文化——尤其是音乐、艺术和文学——在战争期间发挥了两个主要作用。第一,它保持了一种认知,即文明要高于与英国交战的那些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它在解释为什么要击败德国方面提供了一些助益。第二,它让公众放松,提供了消遣和灵感。甚至当布鲁克的战争思想被彻底否定时,创造性的艺术也没有对与德国人作战的正义性提出质疑。那些不入流的小说——尤其是每周为男孩和年轻人刊登的冒险故事——很快就被战争故事和英勇士兵的传奇所取代,这些士兵做着一份残忍但必要的工作。伦敦后备骑兵团的少尉塞西尔·默瑟(Cecil Mercer)每周都会写一些英勇事迹,他一直写到1915年3月他的军团前往埃及的时候;他活了下来,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他以多恩福德·耶茨(Dornford Yates)的名字成了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从1915年1月起,H. C.麦克尼尔(H. C. McNeile)船长的前线故事开始出现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上。由于服役军官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诺思克利夫给皇家工程师麦克尼尔起了一个化名叫“工兵”。麦克尼尔非常了解战场上的情况:1914年11月,他和英国远征军抵达法国,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及索姆河战役;在1918年9月参与“大攻势”后,他获得了军工十字勋章,以陆军中校的身份结束了战争,并在电报中多次被提及。战争期间,他在法国待了32个月,他说他开始写作是因为无聊。在战争结束前,他的名字(或者说化名)已经家喻户晓,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尉及其他》(The Lieutenant and Others)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卖出了13.9万册。他后来创作了《斗牛犬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
1706364058
1706364059
文化和娱乐生活在继续,音乐会照常举办,剧院、电影院——主要是新闻影片和美国无声电影——继续开放,还出现了新的文学作品。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或音乐剧大多是困窘的艺术家创作的爱国主义作品,比如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西摩·希克斯(Seymour Hicks)的《英伦企盼》(England Expects)和爱德华·诺布罗克(Edward Knoblock)的作品。希克斯带着他的巡演剧团到法国去鼓舞士气,获得了一枚英勇十字勋章。《英伦企盼》含有以下歌词:“我们不想失去你,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去参战。”在幕间休息时,霍雷肖·博顿利站在英国国旗的面前,讲述了匈人的恶行,并敦促还没有入伍的年轻人赶紧参军。在大多数演出中,一些人即刻被征召入伍。
1706364060
1706364061
然而,另一些人难以或无法适应全国高涨的情绪。一些战前剧作家(例如高尔斯华绥和萧伯纳)的作品要比以前少,萧伯纳因为想对战争和爱尔兰发表不可接受的评论而经常被审查员找麻烦。皮涅罗(Pinero)已经过时了,和埃尔加(Elgar)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在经历了短短几个月的战争后,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埃尔加加入了特别任务警察队,但战争使他变得非常沮丧,导致他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戏剧配乐《星光快车》(The Starlight Express)和芭蕾舞剧《血腥范》(The Sanguine Fan)远远比不上他最具灵感的作品。《英伦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是以比尼恩的三首诗为背景,当埃尔加于1915年开始写这部作品时,这三首诗非常符合当时的气氛,但当他于1917年完成时,这三首诗就不那么应景了。1916年5月,在女王大厅,为红十字会举办的一系列慈善音乐会的第一场音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是为比尼恩的《谨献给阵亡将士》谱写的曲子,国王和王后观看了这场表演。不过,他的创作贫乏期可谓是适逢其时,因为爱国的乐队经理在音乐会中编排了越来越多的英国音乐。(试图禁止演奏瓦格纳、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音乐的做法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在大多数市场上,品质占据了上风。)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埃尔加的创作突然经历了一个小阳春,在1919年的《大提琴协奏曲》中达到了顶点:但是,随着埃尔加夫人在1920年去世,这个小阳春刚刚开始便结束了。
1706364062
1706364063
尽管如此,战争年代还是产生了著名的经久不衰的创造性作品。在埃及为红十字会工作时,E. M.福斯特(E. M. Forster)一直在撰写《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但直到1924年才发表。尽管阿诺德·本涅特在宣传部工作,负责对法宣传工作,但1916年,他写完了《老两口》(These Twain),由此完成了《克莱汉格》(Clayhanger)三部曲,而后,他写了两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漂亮女郎》(The Pretty Lady)和《点名》(The Roll Call),这两本小说都于1918年出版,根据他在白厅的战时经历写成的小说《雷明戈勋爵》(Lord Raingo)直到1926年才出版。虽然他的朋友威尔斯后来参与了宣传工作,但仍继续创作小说,其中的三部作品直接涉及战争的影响,并呼吁人们抱有希望:《波列特林先生把他看穿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乔恩和彼得》(Joan and Peter)以及《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在1915年参军前不久,赫弗出版了《好兵》(The Good Soldier),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背井离乡来到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战争期间,她只出版了《远航》(The Voyage Out),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1910~1912年之间,但这本书确实开启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声誉。
1706364064
1706364065
绘画是一种罕见的艺术形式——它不像音乐创作、文学小说写作、戏剧或建筑(后者由于人力短缺几乎不存在),而是像诗歌一样——在战争期间没有大幅衰落。在战争期间,伦敦举办了许多展览,不过展出的都是较为传统的艺术作品,而且经常描绘战争。创作的重点越来越多地与战争有关,在4月底举办的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会上,评论最多的作品是理查德·杰克(Richard Jack)的《重返前线》(The Return to the Front)。《泰晤士报》将其描述为“展现了维多利亚车站挤满了身穿卡其色军装的战士的画面……(它)含有一些真实的东西”。[27]该报认为,“因此,英国可能会拥有该国历史上最伟大时代的珍贵纪念物,而真正的艺术复兴可能是在一种高尚而普遍的情感压力下实现的”。这再次成为向匈人显示道德优越感的一种手段。
1706364066
1706364067
起初,战争给一些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打破束缚他们的规则,让他们朝着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这是在和平即将结束时开始的。1914年6月,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编辑的漩涡派杂志《疾风》(Blast)创刊,旋涡主义画派——它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植根于立体主义及其对设计的几何影响,但也隐喻地应用于书面文字——开始出现。刘易斯曾在斯莱德(Slade)接受培训,但他的大部分艺术熏陶是在巴黎获得的。该流派抛弃了英国艺术和文化的一切传统。继1915年6月10日在伦敦多尔画廊举办漩涡派画家展览的开幕式后,《疾风》的第二期于7月出版,这也是最后一期。
1706364068
1706364069
《疾风》无疑对战后及此后几十年平面设计的巨变产生了影响。但是,它试图让艺术高于生活的做法迅速遭到了生活高于艺术的全面挑战: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比漩涡派画家所能进行的描绘更加令人震惊;因此,甚至漩涡主义画派也发现自身被压倒、被超越了。无论如何,在1915年的夏天,大多数美学家的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希望探究和支持对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自发性涉足。刘易斯本人成了一名炮兵军官,并于1917年12月成为一名官方战争艺术家。
1706364070
1706364071
在创新蓬勃发展的地方,往往完全忽视了战争。1915年9月下旬,梅图恩出版了劳伦斯的《虹》。这本书让评论家们很不高兴,他们对书中的性描写感到恼火,尤其是厄休拉·布兰文(Ursula Brangwen)与她的老师温妮弗雷德(Winifred)的女同性恋关系。劳伦斯描写道,她躺在温妮弗雷德的怀里,“她的额头靠在心爱的、让人发狂的乳房上”。[28]这样的谈论引起了检察长的兴趣,他让警察查封了出版商的所有图书库存,并根据1857年的《淫秽出版物法》对梅图恩提出指控。11月13日,《虹》被禁,梅图恩为此道歉,1011本印成品被焚烧。再次能够在英国买到此书也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两天后,劳伦斯将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如果你不想要它,你可以把它烧了,否则在能够被售卖之前,它可能会一直躺在加辛顿庄园。我不想再看到它了。”[29]他曾考虑移居佛罗里达,但没有获得必要的官方许可。相反,他安于去德比郡的姐姐家,而不是去加辛顿庄园寻求庇护以及同伯特兰·罗素讨论人际关系。当罗素临时在加辛顿庄园落脚期间,以前的学生T. S.艾略特(T. S. Eliot)和他的妻子住在罗素位于伦敦的公寓里。为了回报奥托林夫人向劳伦斯一家提供庇护,劳伦斯以她为模板,创作了《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中可怕的郝麦妮·洛迪丝(Hermione Roddice),这个小说是他在那个冬天开始构思的。
1706364072
1706364073
作曲家兼艺术家(使用一种极为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被拒绝入伍,他继续在圣保罗女子学校教书和创作音乐。他的一些作品似乎完全忽视了战争。1915年的复活节,他的《西缅颂》(Nunc Dimittis)首次被演奏。和以前一样,他仍然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艺术家,他对东方的迷恋促使他创作了日本组曲(Japanese Suite),这部乐曲也是根据当时在伦敦大剧院表演的日本舞蹈家伊藤道郎(Michio Ito)的建议写成的。当时,日本文化非常盛行;一天下午,霍尔斯特坐在舞蹈家的化妆室里,在舞蹈家吹着口哨,哼出日本民歌时,霍尔斯特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些作品是在他创作《行星组曲》(The Planets)的时候写成的,部分采用了多调的作曲手法,这耗费了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组曲》是在逍遥音乐会上演奏的霍尔斯特的第一部作品。在完成《行星组曲》后——此后两年都没有演奏这部乐曲——霍尔斯特开始创作《耶稣赞美诗》(Hymn of Jesus)。1916年,他在埃塞克斯郡的撒克斯特德(Thaxted)——从1913年起,在社会主义牧师康拉德·诺埃尔(Conrad Noel)的资助下,他在该地租了一间小屋——举办了一场圣神降临周音乐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由于需要钱,霍尔斯特——他是最不倡导极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人——竟然允许将《行星组曲》中木星乐章的主旋律用来给诗歌《祖国,我向你立誓》(I Vow to thee my Country)配曲。
1706364074
1706364075
除了霍尔斯特之外,英国唯一一位产出速率似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著名作曲家是弗兰克·布里奇(Frank Bridge)。战后,他被誉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他鼓励学生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但在战争期间,他创作了一些受战争启发的作品,包括献给一个在“卢西塔尼亚”号上失踪的小女孩的作品,另一部作品以布鲁克的第三首战争十四行诗《逝者》(The Dead)作为宏大背景。和霍尔斯特一样,布里奇也不是一个有钱人,他认为有必要创作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被演奏出来,正是因为它们把握了公众的情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音乐系主任西里尔·鲁坦(Cyril Rootham)在埃尔加之前为比尼恩的《谨献给阵亡将士》谱曲,而且谱写得非常棒。休伯特·帕里爵士创作了《离别之歌》(Songs of Farewell),其中的五首让这种文化复兴的势头延续了下去。1916年5月22日,《离别之歌》首次在皇家音乐学院演奏,《泰晤士报》的评论家准确地将这部作品描述为“近几年创作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合唱作品之一”。[30]把所有这些作品联系起来的是一种悲伤和惋惜的曲调,而不是对爱国主义的颂扬。
1706364076
1706364077
1916年3月10日,帕里在他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记录道:“天气湿冷。我为布莱克·布里奇(Blake Bridges)寄给我的歌词写了一首曲子。”[31]布莱克的歌词来自他的诗歌《远古时代的脚步》。布莱克·布里奇就是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在那个阴冷的早晨,早餐过后,在皇家音乐学院(自189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院长)的午宴开始前,他在位于肯辛顿广场的房子里弹钢琴,谱写我们现在称为《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曲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所有永久的文化印记中,这部仅几个小时的作品,凭借作曲家一生的思想和技巧,将庄严、美丽和简洁组合在一起,成为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
1706364078
1706364079
布里奇想让帕里把这些歌词用于“争取权利”——这是自1914年8月以来成立的众多爱国团体之一——运动的歌曲。事实上,由于涌现出如此多的团体(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但也出于对匈人的憎恨),以至于英国成立了一个全国爱国组织中心委员会来协调它们的活动:阿斯奎斯担任主席,贝尔福和罗斯伯里担任副主席。中心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强调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生死特性,在所有阶级中创建一个持久的理性基础,以支撑英国人民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度过最黑暗、最疲惫和最沮丧的日子。”[32]
1706364080
1706364081
1915年8月,探险家、前军官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爵士创建了“争取权利”组织。布莱斯——他发布了德国在比利时实施暴行的报告,揭露了匈人的邪恶——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副主席有托马斯·哈代、埃尔加、布里奇和帕里。该组织大量采用了某些文化人物,这些人参与了惠灵顿公馆开展的推动英国战争大业的工作。另一位副主席是吉尔伯特·默里,一位为支持战争而苦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小册子《为何战争永远是正确的?》(How Can War Ever Be Right?)向公众展示了他的苦恼。其他著名的支持者包括纽伯特(对他来说,诗歌和宣传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还有妇女参政论者的领袖福西特(Fawcett)夫人。[33]随着“争取权利”组织逐渐转向狂热的沙文主义,作为默里式的自由主义者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党人,帕里对该组织的方向不再抱有幻想。他不再让该组织使用自己的不朽旋律,而是将旋律献给了妇女参政运动,当她们不再需要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便传给了一个对战争的态度更符合休伯特爵士口味的团体——妇女联盟。
1706364082
1706364083
即使“争取权利”组织的理念(这些理念被他们视为极端主义论调)遭到了诸如帕里等人的拒绝,他们仍下定决心要为击败德国及其盟友而战斗到死。政府向公众公开了英国对德宣战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如此严正有力,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除非迫使德国交出自1914年8月以来取得的所有领土,否则鲜有人会考虑和平谈判。然而,直到1916年2月23日(当时军事形势似乎陷入了无望的僵局),下院才驳回了工党中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斯诺登(Snowden)的主张,即普通德国人渴望和平。阿斯奎斯说,自1914年8月以来,他的条件没有改变:使德国撤出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维护法国和塞尔维亚的安全,以及摧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如果议会和公众普遍同意,那么在满足这些条件之前,战争将继续进行,尽管关于如何以最佳方式进行作战的辩论才刚刚开始。
1706364084
[
上一页 ]
[ :1.7063640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