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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义的文化——尤其是音乐、艺术和文学——在战争期间发挥了两个主要作用。第一，它保持了一种认知，即文明要高于与英国交战的那些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它在解释为什么要击败德国方面提供了一些助益。第二，它让公众放松，提供了消遣和灵感。甚至当布鲁克的战争思想被彻底否定时，创造性的艺术也没有对与德国人作战的正义性提出质疑。那些不入流的小说——尤其是每周为男孩和年轻人刊登的冒险故事——很快就被战争故事和英勇士兵的传奇所取代，这些士兵做着一份残忍但必要的工作。伦敦后备骑兵团的少尉塞西尔·默瑟（Cecil Mercer）每周都会写一些英勇事迹，他一直写到1915年3月他的军团前往埃及的时候；他活了下来，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他以多恩福德·耶茨（Dornford Yates）的名字成了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从1915年1月起，H. C.麦克尼尔（H. C. McNeile）船长的前线故事开始出现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上。由于服役军官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诺思克利夫给皇家工程师麦克尼尔起了一个化名叫“工兵”。麦克尼尔非常了解战场上的情况：1914年11月，他和英国远征军抵达法国，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及索姆河战役；在1918年9月参与“大攻势”后，他获得了军工十字勋章，以陆军中校的身份结束了战争，并在电报中多次被提及。战争期间，他在法国待了32个月，他说他开始写作是因为无聊。在战争结束前，他的名字（或者说化名）已经家喻户晓，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尉及其他》（The Lieutenant and Others）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卖出了13.9万册。他后来创作了《斗牛犬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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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娱乐生活在继续，音乐会照常举办，剧院、电影院——主要是新闻影片和美国无声电影——继续开放，还出现了新的文学作品。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或音乐剧大多是困窘的艺术家创作的爱国主义作品，比如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西摩·希克斯（Seymour Hicks）的《英伦企盼》（England Expects）和爱德华·诺布罗克（Edward Knoblock）的作品。希克斯带着他的巡演剧团到法国去鼓舞士气，获得了一枚英勇十字勋章。《英伦企盼》含有以下歌词：“我们不想失去你，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去参战。”在幕间休息时，霍雷肖·博顿利站在英国国旗的面前，讲述了匈人的恶行，并敦促还没有入伍的年轻人赶紧参军。在大多数演出中，一些人即刻被征召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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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些人难以或无法适应全国高涨的情绪。一些战前剧作家（例如高尔斯华绥和萧伯纳）的作品要比以前少，萧伯纳因为想对战争和爱尔兰发表不可接受的评论而经常被审查员找麻烦。皮涅罗（Pinero）已经过时了，和埃尔加（Elgar）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在经历了短短几个月的战争后，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埃尔加加入了特别任务警察队，但战争使他变得非常沮丧，导致他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戏剧配乐《星光快车》（The Starlight Express）和芭蕾舞剧《血腥范》（The Sanguine Fan）远远比不上他最具灵感的作品。《英伦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是以比尼恩的三首诗为背景，当埃尔加于1915年开始写这部作品时，这三首诗非常符合当时的气氛，但当他于1917年完成时，这三首诗就不那么应景了。1916年5月，在女王大厅，为红十字会举办的一系列慈善音乐会的第一场音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是为比尼恩的《谨献给阵亡将士》谱写的曲子，国王和王后观看了这场表演。不过，他的创作贫乏期可谓是适逢其时，因为爱国的乐队经理在音乐会中编排了越来越多的英国音乐。（试图禁止演奏瓦格纳、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音乐的做法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在大多数市场上，品质占据了上风。）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埃尔加的创作突然经历了一个小阳春，在1919年的《大提琴协奏曲》中达到了顶点：但是，随着埃尔加夫人在1920年去世，这个小阳春刚刚开始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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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战争年代还是产生了著名的经久不衰的创造性作品。在埃及为红十字会工作时，E. M.福斯特（E. M. Forster）一直在撰写《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但直到1924年才发表。尽管阿诺德·本涅特在宣传部工作，负责对法宣传工作，但1916年，他写完了《老两口》（These Twain），由此完成了《克莱汉格》（Clayhanger）三部曲，而后，他写了两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漂亮女郎》（The Pretty Lady）和《点名》（The Roll Call），这两本小说都于1918年出版，根据他在白厅的战时经历写成的小说《雷明戈勋爵》（Lord Raingo）直到1926年才出版。虽然他的朋友威尔斯后来参与了宣传工作，但仍继续创作小说，其中的三部作品直接涉及战争的影响，并呼吁人们抱有希望：《波列特林先生把他看穿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乔恩和彼得》（Joan and Peter）以及《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在1915年参军前不久，赫弗出版了《好兵》（The Good Soldier），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背井离乡来到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战争期间，她只出版了《远航》（The Voyage Out），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1910～1912年之间，但这本书确实开启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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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一种罕见的艺术形式——它不像音乐创作、文学小说写作、戏剧或建筑（后者由于人力短缺几乎不存在），而是像诗歌一样——在战争期间没有大幅衰落。在战争期间，伦敦举办了许多展览，不过展出的都是较为传统的艺术作品，而且经常描绘战争。创作的重点越来越多地与战争有关，在4月底举办的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会上，评论最多的作品是理查德·杰克（Richard Jack）的《重返前线》（The Return to the Front）。《泰晤士报》将其描述为“展现了维多利亚车站挤满了身穿卡其色军装的战士的画面……（它）含有一些真实的东西”。[27]该报认为，“因此，英国可能会拥有该国历史上最伟大时代的珍贵纪念物，而真正的艺术复兴可能是在一种高尚而普遍的情感压力下实现的”。这再次成为向匈人显示道德优越感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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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战争给一些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打破束缚他们的规则，让他们朝着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这是在和平即将结束时开始的。1914年6月，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编辑的漩涡派杂志《疾风》（Blast）创刊，旋涡主义画派——它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植根于立体主义及其对设计的几何影响，但也隐喻地应用于书面文字——开始出现。刘易斯曾在斯莱德（Slade）接受培训，但他的大部分艺术熏陶是在巴黎获得的。该流派抛弃了英国艺术和文化的一切传统。继1915年6月10日在伦敦多尔画廊举办漩涡派画家展览的开幕式后，《疾风》的第二期于7月出版，这也是最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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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无疑对战后及此后几十年平面设计的巨变产生了影响。但是，它试图让艺术高于生活的做法迅速遭到了生活高于艺术的全面挑战：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比漩涡派画家所能进行的描绘更加令人震惊；因此，甚至漩涡主义画派也发现自身被压倒、被超越了。无论如何，在1915年的夏天，大多数美学家的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希望探究和支持对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自发性涉足。刘易斯本人成了一名炮兵军官，并于1917年12月成为一名官方战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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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蓬勃发展的地方，往往完全忽视了战争。1915年9月下旬，梅图恩出版了劳伦斯的《虹》。这本书让评论家们很不高兴，他们对书中的性描写感到恼火，尤其是厄休拉·布兰文（Ursula Brangwen）与她的老师温妮弗雷德（Winifred）的女同性恋关系。劳伦斯描写道，她躺在温妮弗雷德的怀里，“她的额头靠在心爱的、让人发狂的乳房上”。[28]这样的谈论引起了检察长的兴趣，他让警察查封了出版商的所有图书库存，并根据1857年的《淫秽出版物法》对梅图恩提出指控。11月13日，《虹》被禁，梅图恩为此道歉，1011本印成品被焚烧。再次能够在英国买到此书也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两天后，劳伦斯将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如果你不想要它，你可以把它烧了，否则在能够被售卖之前，它可能会一直躺在加辛顿庄园。我不想再看到它了。”[29]他曾考虑移居佛罗里达，但没有获得必要的官方许可。相反，他安于去德比郡的姐姐家，而不是去加辛顿庄园寻求庇护以及同伯特兰·罗素讨论人际关系。当罗素临时在加辛顿庄园落脚期间，以前的学生T. S.艾略特（T. S. Eliot）和他的妻子住在罗素位于伦敦的公寓里。为了回报奥托林夫人向劳伦斯一家提供庇护，劳伦斯以她为模板，创作了《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中可怕的郝麦妮·洛迪丝（Hermione Roddice），这个小说是他在那个冬天开始构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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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兼艺术家（使用一种极为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被拒绝入伍，他继续在圣保罗女子学校教书和创作音乐。他的一些作品似乎完全忽视了战争。1915年的复活节，他的《西缅颂》（Nunc Dimittis）首次被演奏。和以前一样，他仍然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艺术家，他对东方的迷恋促使他创作了日本组曲（Japanese Suite），这部乐曲也是根据当时在伦敦大剧院表演的日本舞蹈家伊藤道郎（Michio Ito）的建议写成的。当时，日本文化非常盛行；一天下午，霍尔斯特坐在舞蹈家的化妆室里，在舞蹈家吹着口哨，哼出日本民歌时，霍尔斯特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些作品是在他创作《行星组曲》（The Planets）的时候写成的，部分采用了多调的作曲手法，这耗费了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组曲》是在逍遥音乐会上演奏的霍尔斯特的第一部作品。在完成《行星组曲》后——此后两年都没有演奏这部乐曲——霍尔斯特开始创作《耶稣赞美诗》（Hymn of Jesus）。1916年，他在埃塞克斯郡的撒克斯特德（Thaxted）——从1913年起，在社会主义牧师康拉德·诺埃尔（Conrad Noel）的资助下，他在该地租了一间小屋——举办了一场圣神降临周音乐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由于需要钱，霍尔斯特——他是最不倡导极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人——竟然允许将《行星组曲》中木星乐章的主旋律用来给诗歌《祖国，我向你立誓》（I Vow to thee my Country）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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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霍尔斯特之外，英国唯一一位产出速率似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著名作曲家是弗兰克·布里奇（Frank Bridge）。战后，他被誉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他鼓励学生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但在战争期间，他创作了一些受战争启发的作品，包括献给一个在“卢西塔尼亚”号上失踪的小女孩的作品，另一部作品以布鲁克的第三首战争十四行诗《逝者》（The Dead）作为宏大背景。和霍尔斯特一样，布里奇也不是一个有钱人，他认为有必要创作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被演奏出来，正是因为它们把握了公众的情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音乐系主任西里尔·鲁坦（Cyril Rootham）在埃尔加之前为比尼恩的《谨献给阵亡将士》谱曲，而且谱写得非常棒。休伯特·帕里爵士创作了《离别之歌》（Songs of Farewell），其中的五首让这种文化复兴的势头延续了下去。1916年5月22日，《离别之歌》首次在皇家音乐学院演奏，《泰晤士报》的评论家准确地将这部作品描述为“近几年创作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短合唱作品之一”。[30]把所有这些作品联系起来的是一种悲伤和惋惜的曲调，而不是对爱国主义的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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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10日，帕里在他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记录道：“天气湿冷。我为布莱克·布里奇（Blake Bridges）寄给我的歌词写了一首曲子。”[31]布莱克的歌词来自他的诗歌《远古时代的脚步》。布莱克·布里奇就是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在那个阴冷的早晨，早餐过后，在皇家音乐学院（自189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院长）的午宴开始前，他在位于肯辛顿广场的房子里弹钢琴，谱写我们现在称为《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曲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所有永久的文化印记中，这部仅几个小时的作品，凭借作曲家一生的思想和技巧，将庄严、美丽和简洁组合在一起，成为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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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奇想让帕里把这些歌词用于“争取权利”——这是自1914年8月以来成立的众多爱国团体之一——运动的歌曲。事实上，由于涌现出如此多的团体（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但也出于对匈人的憎恨），以至于英国成立了一个全国爱国组织中心委员会来协调它们的活动：阿斯奎斯担任主席，贝尔福和罗斯伯里担任副主席。中心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强调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生死特性，在所有阶级中创建一个持久的理性基础，以支撑英国人民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度过最黑暗、最疲惫和最沮丧的日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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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探险家、前军官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爵士创建了“争取权利”组织。布莱斯——他发布了德国在比利时实施暴行的报告，揭露了匈人的邪恶——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副主席有托马斯·哈代、埃尔加、布里奇和帕里。该组织大量采用了某些文化人物，这些人参与了惠灵顿公馆开展的推动英国战争大业的工作。另一位副主席是吉尔伯特·默里，一位为支持战争而苦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小册子《为何战争永远是正确的？》（How Can War Ever Be Right？）向公众展示了他的苦恼。其他著名的支持者包括纽伯特（对他来说，诗歌和宣传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还有妇女参政论者的领袖福西特（Fawcett）夫人。[33]随着“争取权利”组织逐渐转向狂热的沙文主义，作为默里式的自由主义者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党人，帕里对该组织的方向不再抱有幻想。他不再让该组织使用自己的不朽旋律，而是将旋律献给了妇女参政运动，当她们不再需要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便传给了一个对战争的态度更符合休伯特爵士口味的团体——妇女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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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争取权利”组织的理念（这些理念被他们视为极端主义论调）遭到了诸如帕里等人的拒绝，他们仍下定决心要为击败德国及其盟友而战斗到死。政府向公众公开了英国对德宣战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如此严正有力，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除非迫使德国交出自1914年8月以来取得的所有领土，否则鲜有人会考虑和平谈判。然而，直到1916年2月23日（当时军事形势似乎陷入了无望的僵局），下院才驳回了工党中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斯诺登（Snowden）的主张，即普通德国人渴望和平。阿斯奎斯说，自1914年8月以来，他的条件没有改变：使德国撤出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维护法国和塞尔维亚的安全，以及摧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如果议会和公众普遍同意，那么在满足这些条件之前，战争将继续进行，尽管关于如何以最佳方式进行作战的辩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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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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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吸引力尤其在于它清晰地表达了战争期间许多人感受到的爱国主义，以及对英国的基督教世俗化这一理想的热爱。为更崇高的理想做出牺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已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这样的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存在与征兵制有关的激烈争论，但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如下观点：如果英国要获胜，就必须实行征兵制。在对“浴室新娘”的谋杀者乔治·约瑟夫·史密斯（George Joseph Smith）进行审判——7月1日，陪审团在退庭仅18分钟后，做出了死刑判决——后，公众暂时将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来，政府在没有遭到阻力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控制了公众的生活，这与和平时期践行的自由主义大相径庭。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节俭运动，希望公众——无论是富人，还是不那么富有的人——认购新发行的战争债券，以便为作战募集资金。富裕的人被要求购买几倍于5英镑的债券，而不太富裕的人一次可以购买5先令的债券。孩子们收集硬币，捐献给为遣返的伤兵提供照顾的基金会。堑壕里的士兵也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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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成了战争的牺牲品。《选举和登记法》将地方选举推迟了一年，但后来直到1919年才恢复；本应在1915年12月举行的大选被延期了很多次。政府设置了地理限制地区，在这些地区，国家将在战争期间控制酒类的供应和销售，布里斯托尔、纽黑文、肯特郡的西北部和南威尔士州等地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影响，距离南安普顿中心6英里的半径范围内、距离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和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10英里的半径范围内以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受到了影响。利物浦和默西塞德郡同样受到了限制。由于克莱德的气氛紧张，那里的酒类管制被推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磋商。纽黑文出台了第一批限制措施，规定如下：在工作日，每天只允许售卖四个半小时；在星期天，只允许售卖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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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众化报纸诞生以来，公众的思想常常受到报纸社论的限定和影响，特别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这些报纸宣扬说，为了取得胜利，牺牲——无论是奉献出生命、个人财富还是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诺思克利夫最新开展的运动是号召实行征兵制，巴瑟斯特夫人拥有的《晨间邮报》也响应这个号召。诺思克利夫继续对阿斯奎斯和基钦纳发表措辞尖刻的话语，他告诉里德尔战争将持续“数年”，他对目前的战事发展方向感到绝望。不过，他也持有一丝乐观：“会有人出现的。战争将会造就一个天才。”[34]现在，他认为，这个天才或领导人必须发挥的作用是，把这个国家所能找到的每一个可能的人都编入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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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劳工运动人士和自由党的中坚力量不同意诺思克利夫的观点，后者认为应投身于所谓的“全面战争”。然而，形势正在转向支持强制征兵，但征兵制并不是正在考虑的全部内容；在离开海军部的最初几天里，丘吉尔起草了一份关于全国战时服务的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可以要求工人们做战事工作所需的任何事情。作为一位身份显赫的达官政要，伊舍非常清楚公众的感受，他在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上个月，仅在距离前线一英里左右的地方开展的战斗中，我们就损失了7.4万名士兵。当我们发动一场真正的大攻击时，我们的损失将会是多少？”[35]但是，明显顺着这一路线思考的独立工党正式宣布反对征兵制，声称试图引入征兵制的做法将遭到工会工人的积极抵制。独立工党坚称，“爱国”人士正在工业领域为国效力，不应该“强迫”他们参军。该党声称，一些工人被雇主强迫离开工作岗位，被迫参军入伍，导致这个过程变成了一种“阶级压迫”。[36]一群自由党的知识分子已经集结起来反对征兵制：“国家有什么权利强迫人们，把他们送到未知的地方去被屠杀？”赫斯特问史考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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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强制征兵的恐惧助长了工业动荡或对工业造成了威胁，甚至在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的、男性被征召入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工作岗位上，例如南威尔士的煤田，这些煤田为海军和军需工业提供煤炭。英国矿工联合会坚持认为，由于中央的控制将会削弱联合会的权力，因此联合会的成员将不会受到军需大臣与其他行业共同制定的工业法规的制约。一些最激进的工会官员——这在英国矿工联合会的更高层级中不常见，因为他们相对保守——受到战前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工团主义[38]的影响，最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将工团主义视为动员工会进行革命的一种手段。到了7月初，政府认为煤田即将停工。朗西曼是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负责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阿斯奎斯告诉他不要去加的夫调解老板和工人之间的争斗，因为大臣们在处理纠纷上浪费了太多时间。然而，煤矿主们非常担心将与政府发生冲突，于是，他们把谈判完全交给了政府。6月30日，在以微弱的优势通过决议后，南威尔士的争端得到了解决，但全国矿工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如果要他们增加产量，那么他们将要求提高工资；一些南威尔士的矿工没有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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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尔安排朗西曼于7月6日在伦敦私下会晤矿工领袖，来自英国各地的2000名矿工代表原定于第二天召开会议，但召开会议的约定破裂了。7月12日，南威尔士的矿工们拒绝了朗西曼的最新提议，并威胁要从15日起开始罢工。他们要求支付5先令6便士的最低日工资，而朗西曼只承诺将每天收入低于3先令4便士的所有井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这个水平。政府宣布，根据《军需法》，罢工是非法的，并警告罢工者，他们每天可能会遭到5英镑的罚款。英国矿工联合会建议这些人继续工作，同时坚持谈判。苏格兰的矿工们没有气馁，要求加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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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政客不愿支持矿工。斯诺登称在战争期间进行罢工，这是“不可想象的”。[39]于是，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代表改在7月21日召开大会。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主席罗伯特·斯迈利（Robert Smillie）担心政府会以苏格兰骚乱为借口，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后来，南威尔士的近20万名矿工举行了罢工，声称煤矿主将囤积煤炭，并将在战争结束后使用，以便降低煤炭的价格，从而降低矿工的工资。政府设立了一个普通军需法庭，以便审议违反《军需法》的行为，但在幕后继续进行讨论时，该法庭却一直按兵不动：矿工们将里德尔作为中间人，要求他向朗西曼传达他们的条件。最激进分子的行为损害了所有煤矿工人的声誉，这让许多矿工感到焦虑不安：南威尔士的一名代理人说，“除了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全世界都将与我们为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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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分子没有听取任何人的意见，至少没有听取他们认为的领导人的意见，这种鲁莽的行为引起了政府的严重关切。这个重要地区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已经够糟的了，但大臣们意识到他们不能让步，否则这个问题非常有可能蔓延到全国。7月19日，劳合·乔治、朗西曼和亨德森前往加的夫会见了罢工工人。报纸着重报道说，法国人对矿工的行为感到厌恶，而德国人感到好笑。大臣们与矿工领袖谈到深夜，然后，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确认“对这种性质的大规模战争负责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允许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冲突继续下去，从而危及取胜的机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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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双方进行了一天的谈判，劳合·乔治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解决了罢工问题。矿工们被他耍得迷迷糊糊，当他在加的夫发表演讲纪念这一和解时，他说，我为“同胞们”的理智、讲道理感到高兴。[42]他孜孜不倦地向报社汇报情况，以确保功劳完全归他所有。据报道，他与矿工们就他们可能引发的灾难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让他们明白了道理。据说，他对矿主的态度也很强硬。事实上，矿工们接受的条件是朗西曼在三周前提出的，修订后的两个条件包括承诺免于向罢工者追究责任，以及给予矿工10%的加薪。该协定在战后的六个月内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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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和解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工团主义者的鼓动在普通矿工中非常不受欢迎，因为这些矿工不希望被控犯有叛国罪。然而，在关键行业出现了更多的纠纷，这些纠纷通常是由这样一种信念引发的：业主们凭借危急局势获得了不公平的利润，他们的雇员也想分一杯羹。提高超额利润税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可能完全解决。在罢工问题得到解决后，国王就离开温莎，到全国各地视察军工厂了。但到了8月底，朗达地区又爆发了劳工纠纷，东北部的煤矿主与矿工之间的关系因为11%的战争奖金问题变得紧张，以至于阿斯奎斯不得不在唐宁街召开两党会议，以便找到能让双方进行协商的共同立场。与此同时，这个事件使劳合·乔治丧失了奇迹创造者的声誉，他返回加的夫，与朗西曼又做了一次尝试。直到9月份，劳资纠纷仍在南威尔士蔓延。在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劳合·乔治对这桩“交易”大吹特吹，可如今，他和朗西曼仍在试图安抚矿工们。8月31日，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建议向更广泛的工人群体发放奖金，但矿主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又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谈判后，他们让步了，支付了所要求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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