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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8月18日的战争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劳合·乔治提议说征兵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正在为强制征兵开辟一条新路线。那天早上，《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服务主张》的社论，社论称，虽然英国要求其劳动力承担工业、商业和财政方面的义务，但“普遍征兵制原则才是唯一合理的基础，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组织和协调所有军事和经济工作，而不会出现浪费和损耗”。[65]国王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使国家分裂，他把阿斯奎斯、贝尔福、格雷和基钦纳召集到白金汉宫，讨论了两个小时。丘吉尔想要无限制地招募士兵，格雷称此举“十分疯狂”。[66]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反论：“一些人从事的工作对于维持国家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德国谨慎地豁免这些人服兵役：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现在早就崩溃了。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没有考虑维持国家生存所需的贸易，甚至没有考虑满足军事和海军需求的情况下强制征兵。”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几乎每天都会回到这个话题上，并将阿斯奎斯拒绝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视为“新内阁与旧内阁同样缺乏远见和领导力”的证据。[67]诺思克利夫的行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达到服役年龄的人从事着矿山、技术工程或军火等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而妇女实际上只能在最后一项工作中顶替他们。寇松在8月中旬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会后，阿斯奎斯在听完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后，说道，“我听了很多不可靠的讨论”，这促使劳合·乔治以挖苦的语气说，“那我想除了道歉，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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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这个问题正在离间政府的两位领导人，并在分裂自由党。贝尔福站在阿斯奎斯的一边，但他是否会反对寇松和史密斯（后者已经成为联合政府的副检察长），则值得怀疑。（尽管史密斯热衷于征兵制，但他并不喜欢军旅生活，并且很高兴自己能尽快从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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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似乎越来越孤立，他的妻子意识到这给他带来了危险，或者她所说的“征兵制导致的极度恐慌骚动”。[69]对于征兵制，也出现了同样惊慌失措的反对意见。德比——他是仅次于基钦纳的征兵活动的名誉领袖，从10月起，他以其名义支持对愿意战斗的男性进行登记的计划——认为，“很多工会人士竭力反对这个计划，它可能会（我没说将会）导致一场大罢工”。[70]然而，尽管有这些警告，劳合·乔治还是对里德尔说，他需要12万名技能熟练的军需工人从部队复员，而征召其他人参军以代替这些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71]对阿斯奎斯来说，不幸的是，报纸和他的同僚们支持劳合·乔治，赞成强制征兵。8月16日，《每日邮报》呼吁实行征兵制，并印制了一份表格，要求读者将表格剪下，填好并寄给政府。战后，丘吉尔写道，因为扳倒自由党政府而得到的赞誉冲昏了诺思克利夫的头脑。“他一手拿着享有庄严声誉的《泰晤士报》，一手拿着无处不在的《每日邮报》，渴望对事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第一届联合政府固有的不稳定性……为推进这些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征兵制问题上反复出现的危机，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无数理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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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8日关于征兵制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格温——他在《晨间邮报》上领导开展了一场活动——告诉阿斯奎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立刻实施强制征兵；我还要说，你的内阁中有95%的人支持这个计划，85%的下院议员希望看到它现在就得到执行”。[73]此时，格温正在与劳合·乔治、亨利·威尔逊爵士密谋，试图让基钦纳站出来反对阿斯奎斯。8月24日，在接受克鲁领导的战争政策委员会提出的质询时，基钦纳说，他意识到，在实行志愿兵役制的情况下，筹建70个师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在今年年底前出台一部征兵制法案。一旦基钦纳希望实行征兵制，反对者就会面临失败。首相被逼得走投无路，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被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抨击为在国家紧急情况下毫无用处——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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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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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人的枪炮正在吞噬英国的士兵，而且必须有其他人来接替这些士兵，但为了留住那些具备必要技能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工作的人，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军火的产量仍然不足。9月3日，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德国每周生产32万枚炮弹，而英国每周生产3万枚。他说，自5月份以来，已有2.5万名军火工人应征入伍，这进一步拖累了产量。尽管如此，他告诉史考特，在三个月内实行强制征兵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现在就想实行这个计划。唯一的危险是提出来的时候太晚了，因为需要时间来训练士兵。[74]但是，强制征兵将引发一个问题，即强迫那些没有资格服兵役的人从事军火工作。阿斯奎斯仍然反对强制征兵，但他会听从内阁的决定。内阁仍然是分裂的，西蒙、麦克纳、朗西曼和亨德森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不过，亨德森认为，如果内阁一致同意支持征兵制，而且基钦纳也建议这么做，那么英国工人将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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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认为，必须征召男性参军，但为了让有组织的工会满意，他说：“如果一次征召200万人，那么可能会有危险，但如果一次只征召3万人左右，就不会有危险，”他告诉史考特。他建议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但史考特提议说——并且劳合·乔治同意了——最好先征召未婚男子，然后再征召低于一定年龄的男性。地方委员会必须确保不会征用关键行业的核心工人，而且在哥哥已经入伍的情况下，不得强迫同一个家庭的弟弟也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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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兵制的辩论出现了新的变化，恶化了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之间的关系。当劳告诉阿斯奎斯军需大臣正在发起征兵运动时，这是首相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在统一党方面，寇松——西蒙将其描述为“陶器里混入的厚颜无耻的罐子”——仍然是征兵制的主要鼓动者，尤其是因为这是展示他有资格作为其政党的下任领导人的一种方式，而他的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同公众的观点，即到处都是“逃避责任者”。[75]9月5日，劳合·乔治请史考特周日在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共进午餐，并告诉后者，如果他在强制征兵问题——他认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上被击败，那么他将“拒绝进一步负责战争事宜”，尽管这可能会加速政府的垮台和自由党的分裂。[76]两天前，伊舍写道：“政府缺乏勇气和团结。劳合·乔治可能会在这方面立下大功，但不幸的是，他喜怒无常，是吉伦特派（法国大革命中一个致力于结束君主制的派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处死）——他是一流的雄辩家，但缺乏胆略。罗伯特·斯迈利（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主席）和拉姆齐·麦克唐纳总有一天会羞愧难当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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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论调使他与统一党人站在了一起，后者被阿斯奎斯的行事作风激怒了。卡森觉得内阁毫无用处——人员过多，没有议程，也没有办法确保做出的决定能被付诸实施。他问丘吉尔，有没有办法在不会对阿斯奎斯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提议组建一个规模更小、更具决断力的内阁。阿斯奎斯设计的现行战时机构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为了每天审议问题，内阁应当小到只能容纳5到6个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内阁会议都是无用的，都是在浪费时间，我真诚地希望我能谦卑地退出内阁。”[78]丘吉尔同意他关于政府运行效率低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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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劳合·乔治直接向工会发起了强制征兵运动。9月9日，就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会大会通过反对强制征兵的决议的两天后，他来到布里斯托尔，向工会大会发表演讲，试图正视一些战前的偏见，这些偏见威胁着为胜利付出的努力。[79]“德国在俄国取得了进展，这是德国工会取得的胜利”，他对他们说，现在，轮到英国的工团主义者站出来迎接挑战了。[80]国家已经建立了16个军工厂，而且有11个正在建设中，但是，国家需要8万名技能熟练的工人和20万名非熟练工人来实现生产目标。为了防止工人们认为军需工业在粗鄙地增加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劳合·乔治表示，715家工厂已成为受国家控制的企业，这意味着95%的工人实际上是在为那些利润受到国家监管的企业工作。工会领导人都憎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他们全面配合，然而，太多的工会成员把这场战争视为推动阶级斗争的一个机会。他们的固执导致15%的武器制造能力在夜间处于闲置状态。白天，几个中心——他提到恩菲尔德、伍尔维奇和考文垂——的工会谈判代表告诉工人限制他们的产量。伍尔维奇禁止妇女从事车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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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战争期间，工会放弃了待实施的限制性做法——这种牺牲可以和就超额利润向雇主征收重税相比拟——他呼吁让更多的男性和女性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从事军火工作。他请求熟练工人帮助培训非熟练工人。（然而，在离开工会大会——英国工会协会的年度会议——后，有报道称，在军工厂，有许多人因为过度工作出现了疲劳，导致发生事故或产量低下。）工会领导人很高兴劳合·乔治揭露了他们成员的一些做法，他明智地坚持真相，这样领导人就更容易让工团主义者站在同一战线。军需大臣——他装成工人阶级出身（事实上他不是）——提出了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战争结束后，如果你赢得了这个国家的心，那么你可以做几代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个国家需要重新安置和重建。它凭着良心感觉事情是错误的，它想要做正确的事。不要让国家反对有组织的工会。”[81]韦伯夫人——她出席了大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运动中普通工人的感受——觉得这篇演讲“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缺乏诚意。很明显，他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言，工人阶级的懒散和酗酒让人非常反感……到处都有人对他的搪塞支吾感到愤怒”。她还觉得劳合·乔治“看上去就像一个变戏法的人”。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第一次代表码头工人参加工会大会，他问军需大臣“是否更有把握地认为，如果让技术类工种的工人参与管理，他们就不会改变规章制度”。对此，劳合·乔治给出了“避实就虚”的回答。[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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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韦伯夫人准确说出了一些对劳合·乔治的怀疑，但是，工会大会上的其他演讲显示这场战争获得了大力支持——一项证明这场战争是正当的决议以600票对7票获得通过。议会还一致通过了由女性工人联盟（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提出的一项要求同工同酬的决议：它终于承认了可能存在“同工”这种事。一周后，为了进一步赢得劳动阶层的信任，劳合·乔治告诉工程工人，战争不会成为破坏他们力量的一个借口，并派遣亨德森——他是军需部劳动力供给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安排了这次会议——核查双方是否按照商定的规则行事，同时将半熟练和非熟练的男女工人派遣去从事迄今为止只有熟练工人才能从事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稀释”，此举大大有助于劳动力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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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稀释和《军需法》的主要活动是“红色克莱德赛德”运动。格拉斯哥市的左派对当局发起了双管齐下的攻击。第一次攻击发生在去年5月，格拉斯哥市的妇女住房协会（Women’s Housing Association）在玛丽·巴伯（Mary Barbour）、玛丽·莱尔德（Mary Laird）和海伦·克劳福德（Helen Crawfurd）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拒缴房租行动，原因是加文地区的居住条件糟糕且过度拥挤。除了拒绝支付租金外，罢工者还领导开展了反对驱逐的暴力示威活动。拒缴房租行动蔓延到全市的贫民窟，截止到10月，有1.5万名租户拒绝支付租金（截至11月，这个数字达到了2万）。随后，工人们采取行动给予声援。工会威胁说工厂要罢工，1915年9月，费尔菲尔德造船厂爆发了一次罢工，以抗议该法案。10月，在亨德森领导的委员会给予同意后，在将女性“稀释工”派遣到位于约翰斯通镇的约翰朗工厂（John Lang）的高技能机床车间时，工程工会威胁要罢工。反对稀释成为“红色克莱德赛德”运动的基石，这场运动的革命骨干将该政策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以便通过参与运动来获得支持，而不考虑会让国家付出怎样的代价。纠纷一直持续到了12月，当时劳合·乔治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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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圣诞节前，劳合·乔治去格拉斯哥市会见工人领袖，试图降低革命的热度。格拉斯哥市被认为是英国唯一一个反对战争的人可以获得同情和共鸣的地方。当他会见当地著名的工会领袖大卫·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以及在后者告诉他《军需法》带有“奴隶制的腐朽味道”时，他感到很不是滋味。[83]圣诞节的那天早上，劳合·乔治在圣安德鲁斯大厅向3000名工团主义者发表讲话。当时他还没有抽出时间去会见当地的工会领袖——与他们的追随者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温和派——这次荒谬的失礼导致他们抵制这次会议。结果，会场上都是强硬的左翼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讲台上有一些身穿卡其布制服的军火女工，一提到反对稀释，她们就愤怒不已。当劳合·乔治登上讲台时，乐队演奏了《英雄今日得胜归》（See the Conquering Hero Comes），却被观众高唱的《红旗》[84]给淹没。更荒谬的是，当军需大臣的茂密头发披散在前额时，人们起哄地叫喊着“把你的头发剪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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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是，劳合·乔治勇敢地面对这些人，这为他在工会运动中勉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他的演讲在一片喝倒彩、把他轰下台的声音中结束，尽管和他一起站在讲台上的亨德森多次试图让会场平静下来。这些人很愤怒，因为他没有试图解决他们的不满，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许多人认为的次要问题（即击败德国）上。回来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小姐，克莱德赛德人在“酝酿一场革命”、“局势完全失控了”。[86]他一点儿也没有夸大：“红色克莱德赛德”运动的主要煽动者之一约翰·麦克林（John MacLean）后来被列宁提名为英国苏维埃政府的未来领袖，在此之前，他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驻格拉斯哥的领事，他最终因为煽动叛乱而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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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审查的官方报道中，几乎没有提及劳合·乔治的艰难历程。但是，当地一份名为《前进报》的工人阶级报纸刊登了所有细节，其中包括嘲笑这位大臣的起哄——例如，当他声称战时大臣的工作并不令人羡慕时，一名男子大喊道“收入很不错！”[87]《前进报》立即被查禁，它的机器被没收，政府一开始实施这个举措就后悔了。当议会在圣诞节休会后复会时，谢菲尔德市阿特克利夫区的议员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询问陆军部次官，“如实描述格拉斯哥市的工会工人对待军需大臣的方式，在这个国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这是不是“征兵制的第一个成果”。[88]人们警告劳合·乔治，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将无助于制止劳工骚乱。劳合·乔治愤怒地告诉下院，“尊敬的朋友们没有向我告知这个问题。要是他们知会我，我就可以获取报道的副本，并向下院说明，为了提高军需品的产量，这个报道一直在蓄意煽动那里的工人不要执行下院通过的议会法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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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最新刊印的《工人报》复制了这份被查禁的报道。这证实了劳合·乔治的观点，即必须在局势失控前把克莱德赛德的骚动镇压下去。随后，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只在第四版中刊登了一篇题为《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吗？》的文章，但这正中政府的下怀。仅仅这样做已经足够了。1916年2月1日，《工人报》的编辑汤姆·贝尔（Tom Bell）和印刷商约翰·麦克林因煽动叛乱被逮捕。阿斯奎斯宣布，抵制稀释政策是在破坏战事工作，必须停止。委员们被派去强制执行稀释政策。罢工领袖［包括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威利·加拉赫（Willie Gallacher）］在劳工运动开始后不久遭到逮捕，这导致大多数工人和他们站在了同一战线。由林登·麦卡西（Lynden Macassey）——他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国王的法律顾问——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对克莱德赛德的问题进行了逐个工厂地调查，到第二年8月，该委员会已成功地对那里的1.4万名非熟练女工进行了安置。截至那时，又有6名工会领袖被起诉，并被驱逐出格拉斯哥地区，1916年的劳工纠纷数量是自1907年以来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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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女工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克莱德赛德地区。仍有报道称，由于农民不愿像法国和德国那样让妇女在田间劳动，导致在收成方面遇到了困难。不过，在其他地方，偏见开始慢慢消失。8月，格兰瑟姆镇的伊迪丝·史密斯（Edith Smith）成为第一个拥有全面逮捕权的女警官；自4月以来，在格拉斯哥临时担任巴士和电车售票员的女性于10月20日成为正式工。到了第二年5月，该市有1200名女售票员，而男售票员只有400名。[90]伦敦警察厅取消了对女性在伦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工作的反对意见。9月30日——为和平派领袖基尔·哈迪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哈迪因肺炎在格拉斯哥市的一家疗养院去世——工会领导人与大臣们进行了会晤，同意支持与招募志愿兵有关的新措施，并同意纳入一个特别的劳工募兵活动。政府继续敦促雇主允许男性参军并为他们保留工作。10月23日，政府宣布，在军工厂从事与男子相同工作的妇女将获得相同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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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赞成铁路工人要求大幅加薪以弥补生活费用上涨的请求。（经过数周的谈判，10月16日，政府同意增加战争奖金，但是，在铁路工人获胜后，职员们却威胁要采取罢工行动。）由于当铁路工人可以被豁免服役，因此，要想让工人们为了使家人能够获得军属津贴而志愿参军，是非常困难的。矿工、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之间的“三角联盟”复燃的消息令政府紧张不安。工会领导人表示，他们没有考虑采取任何协调行动，但保留这样做的权利——就像1910～1911年那样，这种情况将使国家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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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则试图不要激怒工会工人。11月17日，政府停止了针对格拉斯哥市的拒缴房租者采取的法律行动。苏格兰事务大臣托马斯·麦金农·伍德（Thomas McKinnon Wood）要求内阁同意立法，以使租金保持在战前水平。仅仅十天后，政府就出台了《租金和按揭利息限制法案》，试图消除克莱德赛德骚乱背后的巨大不满。劳合·乔治要求伯利的贝尔福勋爵和林登·麦卡西调查为什么克莱德赛德的情况如此反复无常。他们在12月的报告中指出，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劳工纠纷失控之前防患于未然，因此，应当任命一名全职的当地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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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矿工的代理人查尔斯·斯坦顿（Charles Stanton）——他反对工党的和平主义政策——作为独立工党的候选人，赢得了因哈迪死亡导致的梅瑟选区的补选。这个结果似乎反驳了一些政客的断言，这些政客认为，由于受征兵制影响的主要是工人，因此，征兵制将引发革命，并将导致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征兵制还会暂时压制工团主义者与主张和平主义的工党议员。斯坦顿为争夺席位而辞职，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写给雇主阿伯德尔区行政长官的信中，他告诉他们，“你们区有一个亲德的派别，这让我如同在地狱中生活了好几个月……一直以来，我都忠于我的阶级，没有背叛我的国家”。[91]这些证据非常不利地打破了工党的否认，工党否认其运动中窝藏了那些企图利用战争来推翻既定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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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安情绪在各个阶层蔓延。战争陷入僵局、空袭、劳资纠纷（尽管除了朗达的一个劣质矿坑外，其他矿山暂时平静下来，但铁路工人仍威胁着要进行大范围的罢工）、战争成本的增加（9月15日，阿斯奎斯提出新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这一次为2.5亿英镑），以及人们意识到未能最大限度地生产粮食，导致了士气下降。短缺导致物价上涨，这对固定收入群体和靠津贴生活的妇女造成了沉重打击。不过，阿斯奎斯指出，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中产阶级老板的日子正过得越来越好。在米尔纳的领导下，英国成立了一个粮食生产委员会，因为政府意识到战争可能会持续到1916年的收获季节之后。在推动征兵制的活动中，米尔纳关心的人力问题都与农业劳动力和粮食生产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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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麦克纳提出了第三次战争预算。他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了3先令6便士（17.5%），降低了起征点，并对上一个会计年度超过100英镑的所有利润征收50%的超额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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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税收只能应付五分之一的国家支出。麦克纳说，如果将税收用于支付利息和用作国家债务的偿债基金，那么借款可能会增加。1914年，英国的借款数额为6.25亿英镑；截至停战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8.9亿英镑；但是，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商品，意味着英镑在1919年的价值只有1914年的三分之一。[92]英国对汽车等奢侈品（其中许多是进口的）征收关税，目的是腾出商船上的空间，以用于装运对国家存亡至关重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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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匮乏并不仅仅归咎于以上因素。9月下旬，国家对大伦敦地区的酒类销售和供应进行控制。就像全国许多工业中心规定的那样，除了吃饭的时候外，从10月11日起，在伦敦市、整个米德尔塞克斯郡以及埃塞克斯郡、赫特福德郡、肯特郡和萨里郡的部分地区，向他人购买酒精饮料都属于违法行为，对此将处以100英镑的罚款和6个月的劳役。这不可避免地让“吃饭”变成了哲学上的争论问题，此外，这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酗酒事件。政府还下令取缔夜总会，有传闻称，许多年轻军官在夜总会里喝酒、吸毒。军方希望伦敦市中心的所有夜总会立刻关闭，但这种现象已经根深蒂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盛行起来。《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抗议说，这样的场所只是让“妓女、娼妓、风流人士和逃避责任者”获得了好处。[93]这些企业的利润和红利是“建立在腐化的基础上”，而这样的企业正沿着泰晤士河向西蔓延。伦敦促进公共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是伦敦主教）以该身份发表了有分量的意见，他将夜总会描述为“坑蒙拐骗者和放荡女人出没和猎食的场所”。[94]为了阻止齐柏林飞艇的袭击，伦敦从10月1日起实行灯火管制，这进一步阻碍了暗夜访客的活动。结果，许多商店宣布下午5点关门，因为在黑暗中行走在伦敦街头是很困难的。夜总会的老主顾们只能冒险碰碰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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