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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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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的批评不断增加，整个秋天，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增加了对阿斯奎斯个人和政府行为的攻击，对于这些攻击，劳合·乔治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抗议。由于阿斯奎斯的政治对手们近距离目睹了他的工作方式，他们便把战争没有取得进展与他不积极、劲头不高联系起来。诽谤将会发展成全面的阴谋。然而，没多久，劳合·乔治就被泼了一盆冷水。9月14日，他与丘吉尔和寇松共进晚餐，后者告诉他，保守党人计划要求实行征兵制：休会后复会的那天，下院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阿斯奎斯参加了简短的辩论，明确表示他对发生这种情况感到遗憾，他不悦地说道，“这是一件必须引起国王陛下政府注意的事情。当政府在根据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予必要考虑，尽快得出结论后，这些结论将被提交给下院，并成为议会的讨论主题”。[95]9月18日，阿斯奎斯告诉汉基，他“已经下定决心，支持志愿兵役制，而不是强制征兵”。[96]劳合·乔治告诉史蒂文森小姐，“他无法继续作为管理不善和行动迟缓的无耻同类的一员……事情只是在顺其自然地发展……是时候站出来说话了”。[97]不过，此时站出来说话的不是劳合·乔治。在1916年年底之前，征兵制和劳合·乔治未兑现的辞职威胁一直都是人们反复谈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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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25日，英国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卢斯战役。在一场关于德军“骇人行径”的辩论后，英国也有样学样，第一次使用了毒气。经过两周的战斗，大约有6万名大英帝国的士兵伤亡——这为有关征兵制的争论提供了更多论据——相比之下，德军的伤亡人数为2.6万。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来说，这次进攻没能取得进展，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由此开始。大多数大臣都反对在西线发动新的进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进攻只会失败，但在霞飞的坚持下，基钦纳要求利用这些进攻来辅助法军发动的攻势。劳合·乔治告诉阿斯奎斯，弗伦奇对进攻堑壕里的德军持高度乐观的态度，这种政策——黑格曾反对卢斯战役，称战场不利——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他将不得不辞职。劳合·乔治的朋友们——尤其是丘吉尔——正在游说他接替基钦纳担任陆军大臣，游说黑格担任军事总监（基钦纳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现在，这位第一集团军的司令被认为是最佳人选。阿斯奎斯成立了一个由兰斯多恩领导的委员会，考虑如何利用新的全国登记制度来招募新兵，从而在关于强制征兵的辩论中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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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斯战役爆发三天后，盖斯特再次在下院询问阿斯奎斯关于征兵制的问题。阿斯奎斯表示，他们正在“认真、急切地考虑国王陛下政府的意见”，但他要求所有议员（无论持何种意见）“不要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98]他认为，如果“表明我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的任何建议被公之于世”，这将会对英国军队和国家造成“伤害”。盖斯特没有理会这个请求，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发表了一篇演讲。他在演讲中声称，如果不实行征兵制，那么到了1916年，就不可能将70个师投入战场。除非政府保证明年每周都可以征召到2万人，否则政府将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所有合适的人都应征入伍。然而，由于敌人还没有占领英国的一寸国土，这削弱了英国人自愿参军的动机。就此而言，公众对战争的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正如阿斯奎斯预测的那样，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最令人尴尬的是，有报道说，政府花了很多钱和精力把入伍的未成年男孩——他们的真实年龄直到军医在前线为他们救治时才确定——送回家。兰斯多恩报告说，预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1412040名男性可供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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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伤亡名单占据了报纸版面，详述了卢斯战役的损失。星期六（10月3日），政府打着“唤醒伦敦！”的旗号，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庞大的征兵集会”，由1200名士兵——正规军和本土防卫军——组成的5个纵队在首都周围的公园里集合，在伦敦不同的地区游行了10英里，而高级军官和知名人士发表了演讲。[99]博顿利本应发表压轴演讲，但他在一次出租车事故中扭伤了脚踝。格拉斯哥、伯明翰和其他主要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德比在那个星期六主持了伯里的一场集会，一星期前，他曾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讲，声称像他这样的人“在全国四处乞求，呼吁征募新兵来保护妻子和孩子”，这真是“有失身份”。10月5日，阿斯奎斯任命德比担任募兵总干事。[100]德比说，公众将迫不得已接受一个独裁政府（而不是现在的政府）来解决问题，他的任命被报纸描述为志愿兵役制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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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命德比时，阿斯奎斯没有与内阁磋商。兰斯多恩、寇松、张伯伦、丘吉尔和史密斯对德比接受这个任命进行了攻击。他们确信他们已经把阿斯奎斯逼入了困境，要是德比没有同意任职，没有为阿斯奎斯争取时间，那么一周内阿斯奎斯就会默许强制征兵。他们敦促德比退出，但他拒绝了。早些时候，德比——黑格说，人们觉得德比是最后一个骑在他身上的人——告诉基钦纳，他认为“志愿兵役制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实行强制征兵”。陆军元帅回答说：“他本人认为强制征兵是必要的，但他希望尽可能推迟实行这个计划。”[101]基钦纳希望挫败德军，并希望“将强制征兵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告诉内阁，他每周需要3万名新兵，另外还需要5000名劳动力（不必达到服役年龄）；除了贝尔福外，他即刻得到了统一党所有成员的支持。此举将让他在1916年底征募到大约300万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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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比想出了一个计划，阿斯奎斯别无选择，只能支持这个计划。德比把达到服役年龄的所有男性召集到地方委员会，确定他们是否愿意服役，并让他们宣誓在需要时他们将会参军，如果他们不愿意，就请他们说明原因。德比呼吁首先招募那些宣誓愿意参军的单身男性。议会的募兵委员会和工会大会的募兵委员会同意这个做法。阿斯奎斯担心这个计划会对他的自由党同僚产生影响，他告诉自己最亲密盟友的妻子帕梅拉·麦克纳（Pamela McKenna），他在写给内阁的备忘录中说，这将会“让我那些在周末休假时分散各地的同僚感到不安”。[102]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德比寄了一封信，他同意，如果德比的计划——也就是所知的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么除了实行征兵制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德比向格温承认，他对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保持警惕，但是，无论这个计划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还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都需要尝试一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得到了诺思克利夫及其报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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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即刻开始，并计划在11月底结束。地区募兵官员在10月初收到了一份政府通函，通函中说：“很显然，没有被豁免（被安排从事免于服役的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立刻参军……你必须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来劝诱这些人参军。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你无疑将得到地方当局的协助。”[103]人们普遍抱怨说，没有人来“找”他们——因此认为军队不需要他们——政府将对这种抱怨进行处理，募兵官员将根据登记册，拜访那些在非重要行业就职、没有“被找来”的人，并设法把他们“找过来”。对于那些拒绝回应“邀请”的人，应记下他们的名字，留待以后参考。其余的自由党人被激怒了，这个指令——尽管不是德比计划本身——在几天内就被撤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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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阿斯奎斯越来越孤立。他最亲密的伙伴格雷和克鲁希望他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军。他与劳合·乔治疏远，对后者深表怀疑，阿斯奎斯的领导能力没能打动托利党。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灾难让诺思克利夫对阿斯奎斯政府的看法不可逆转。此后，《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带着不同程度的不悦，试图把他赶下台。诺思克利夫相信他能在三个月内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到1916年初，一个可能由卡森领导的“安全委员会”将会同心同力地指导国家事务，而这正是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所缺乏的。[104]劳合·乔治想把军队派往遭到同盟国攻击的塞尔维亚，但遭到了内阁同僚的反对，他们认为应当将更多的军队派往加里波利，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团结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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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泰晤士报》宣布，“战事指挥出现了严重问题”。[105]该报发现政府“管理不善”，是由“愚笨的人”管控的。该报主张建立一个规模更小的内阁，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工作。《每日邮报》也主张建立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小型作战委员会，以便取代内阁进行决策。维奥莱特·阿斯奎斯说，在她父亲的家里，“最强烈、最普遍的情绪便是对诺思克利夫的憎恨”。[106]在她于1915年12月1日嫁给了父亲的秘书伯纳姆·卡特后，这种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婚礼上的排场、宾客们的华丽服饰以及婚礼后的奢华场面（虽然没有举办“婚宴”，但许多客人到唐宁街享用了丰盛的茶点），被一些报纸认为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国家的资源应该被用来追求胜利，就连埃塞克斯郡的牧师安德鲁·克拉克也在日记中描述了这种铺张浪费是如何惹恼他的教区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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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制征兵的讨论主导了内阁会议，危及了政府的延续。10月12日，当朗西曼离开会场时，他告诉伯纳姆·卡特，“内阁的团结还能维持24小时”。[107]为军队招募新兵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以至于一些募兵中心对试图参军的人取消了基本的教育测试——读写能力测试。他们还决定，对于年满17岁的男孩，应停止在他们达到合法的服役年龄（18岁）之前把他们送回父母身边的做法，而是应继续对这些男孩进行训练，这实际上是把募兵年龄降低到了17岁。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劳合·乔治——他前一天告诉史考特，现在有8名内阁大臣希望实行强制征兵——“非常激动，丧失了理智和冷静，虽然没有完全丧失，但也很接近了”。[108]对阿斯奎斯来说，不幸的是，基钦纳改变了主意，同意有必要实行强制征兵，然而，甚至在会议召开前，史考特就注意到劳合·乔治在谈论阿斯奎斯时“带着极大的忿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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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解释说，基钦纳之所以不愿立刻实行强制征兵，是因为堑壕战导致那些试图夺取敌人堑壕的士兵被屠杀。在招募更多的士兵供“屠杀”之前，基钦纳想看看是否可以找出其他方法（例如坦克），以夺取造成可怕屠杀的由带刺铁丝网和机关枪筑成的阵地。然而，当他的恐惧在最可怕的重复中——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有19026人死亡——变成了现实时，他知道自己也会死去，因此没有立场反对。无论如何，陆军大臣认清了现实，他的决定给那些要求实行强制征兵的论点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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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斯奎斯得知基钦纳改变主意后，他恳请基钦纳放缓对强制征兵的支持，主要是因为那些基钦纳决定与其共命运的人——尤其是寇松和劳合·乔治——正在密谋迫使基钦纳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劳合·乔治向里德尔坦言，“首相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的方法不适合战争”。[110]他认为如果征兵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么6名统一党人和丘吉尔将同他一起离开政府。阿斯奎斯夫人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在把汉基加到她写信痛斥的人员名单中之后，她告诉他：“很明显，劳合·乔治、寇松和温斯顿正在试图破坏政府。”[111]然而，本可以结束阿斯奎斯政府的大规模罢工没有发生。保守党人曾威胁说，如果不实行征兵制，他们将辞职，现在，他们决定看看德比计划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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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压力，阿斯奎斯——被格温称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表面上仍然坚决反对强制征兵。他坚信自由社会的理念，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即便处于全国紧急状态）不能强迫人民加入军队或进入某个工业部门，即便工业征召不会像军事征兵那样让他的政党烦乱不安。他相信人民会和他站在一起，他认为人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并将为维护人民的权利而战。他对妻子说，“如果没有一场类似革命的运动，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实行征兵制的”。[112]然而，自由党也在这场争论的压力下出现了分裂。阿斯奎斯告诉伯纳姆·卡特和汉基，“如果可能的话，劳合·乔治将设法在征兵制问题上破坏政府”。[113]虽然丘吉尔的地位下降，但他仍获得了大力支持：其他自由党人（例如格雷和克鲁）仍持反对意见，但他们思想开明。和基钦纳一样，在1915年的深秋，阿斯奎斯自己也慢慢地意识到他必须做出让步，否则政府就会有垮台的危险。对他来说，德比计划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手段，而非解决军事人力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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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健康状况恶化。10月18日，在一次气氛严峻的内阁会议上，当一个又一个大臣预言会有灾难发生时，他递给兰斯多恩一张纸条，然后离开了会议室。兰斯多恩宣布阿斯奎斯“因为身体不舒服，不得不退出会议”。[114]那天晚上，他睡得很不好。第二天一大早，他冲进妻子的卧室，声称他认为自己应当辞职。她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叫来了医生，医生命令他睡觉，并减少了他的食物和酒饮的摄入量。政府发布了一份病情公报，声称首相患有“胃肠黏膜炎”，需要“充分休息几天”。[115]在执政七年半后——甚至在战争前的紧张、困难岁月便开始执政——他开始崩溃了。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劳合·乔治告诉雷普顿——这两人已经成了密友——“一个大规模的内阁毫无用处，需要组建一个小规模的战时内阁。”[116]他将会明白吹一首已经受到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欢迎的曲子将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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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政府不得不忍受成员的高调辞职。10月19日，检察总长卡森辞职，表面上是因为政府未能兑现早些时候做出的对塞尔维亚给予军事支持的承诺。迅速升任议长的F. E.史密斯接替了他的职位。卡森的辞职传闻已经传了好几天了，当这件事发生时，《每日邮报》——卡森和诺思克利夫走得很近——声称，他离开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任何放任自流的政策”。[117]该报再次发起攻击。它指责政府因为实施审查制度而“在战争进程上背离了民主”。它驳斥了英国将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说法，也驳斥了俄军已经在东线送别德军的说法。诺思克利夫认为，如果真相被公之于众，那么募兵的麻烦就会少一些。他的另一份报纸《泰晤士报》认为，卡森的离开具有重大意义，并预示着政府即将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诺思克利夫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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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确实对阿斯奎斯指挥战争的方式感到恼火。他的辞职让党魁劳（他本应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及劳合·乔治（他持有相同的观点）感到难堪。劳与劳合·乔治都可以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辩称，在那个阶段抛弃政府是错误的，并将引发危机，而这些也是他们私下持有的意见。然而，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劳合·乔治采用的方式却是恐吓和威胁。10月26日，他告诉史考特，如果有必要，他将推动举行大选，但不是为了征兵制问题，而是为了军队的人员配备问题。他说，争论的焦点是征募基钦纳想要的3万人，还是麦克纳等反对征兵制的人士认为可以根据志愿兵役制募集到的2万人。（事实上，正如阿斯奎斯强调的那样，基钦纳认为，3万人是征兵制能够招募到的最大人数，而不是最低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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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恐吓使阿斯奎斯的工作越来越困难。《1911年议会法》规定，1910年成立的议会将于1916年1月届满，是否可以延长议会的期限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劳合·乔治说，除非征兵制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他不会允许延长议会的期限——他将辞职并推翻政府。不过，军需大臣自己的内心也如同火烧一般：克莱德赛德有9万名工人，其中大部分在他管辖的工厂里工作，他们威胁要罢工，因为有3名工人在须遵守军纪的行业中旷工而被处以高额罚款，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支付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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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唯恐天下不乱，11月1日，在劳的支持下，劳合·乔治威胁说，除非解雇基钦纳，否则他将辞职。阿斯奎斯没有理会最新发出的这个最后通牒，当他与这两位同僚讨论此事时，他们的怒气已经平息下来。第二天，阿斯奎斯宣布成立新的战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达达尼尔战役委员会演变而来，在他和内阁看来，后者已经“失去了作用”。[118]他将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贝尔福、劳合·乔治和格雷是成员。兰斯多恩拒绝加入，而是选择继续担任不管部大臣。麦克纳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要求加入委员会以支持阿斯奎斯；阿斯奎斯松口了，这让劳合·乔治极为恼火。这恰恰产生了卡森希望的小型行政机构，尽管它与内阁一起运作，但它将引发冲突，汉基认为这些冲突将会破坏良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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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战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汉基担任秘书。虽然寇松因为自己被排除在外而感到愤愤不平，但这项安排的最大受害者是丘吉尔。作为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他至少在内阁和达达尼尔战役委员会留任，有机会继续影响战争政策。更重要的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他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然而，10月29日，当他第一次听说自己被战争委员会除名时，这个变动促使他起草了辞职信，但他没有发出去。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继续对自己遭受的命运感到愤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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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委员会开始审议时，一位比丘吉尔重要得多的人物缺席了，他就是陆军大臣。基钦纳仍然不被许多同僚信任，他试图把陆军部变成一台独脚戏，无论从行政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讲，这都是越来越不现实的。虽然他改变了对征兵制的看法，但来得太迟，没能抹去他在去年春天因炮弹短缺而给人们留下的罪责记忆。汉基记录道，他的一些同僚“希望他永远不要再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他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119]阿斯奎斯深知基钦纳作为一名政治家所犯的错误，于是决定把基钦纳派往达达尼尔海峡，此举主要是为了安抚劳和贝尔福，他将在基钦纳离开期间指挥陆军部。有传言说，基钦纳可能会留在近东[120]，担任欧洲以外所有军队的总司令，但没有得到证实。布兰奇·劳埃德在日记中写了一个关于基钦纳的故事，讲述了他没有兑现承诺，未能向萨洛尼卡[121]派遣军队以支持塞军，由此受到了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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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来到英国……他用拳头捶着桌子，问道：“英国还有荣誉可言吗？”这番话触及了阿斯奎斯的痛处，他转身对基钦纳说：“这都是你的错。如果我们做不到，你为什么让我们说我们能做到？”基钦纳因此辞职——但是，由于他是向内阁，而不是向国王或首相（据史料记载）提交辞呈，使得我们这位无可斥责的首相在下院站出来，为自己被指责为骗子而激动得脸色发白，并一再重申，陆军大臣既没有递交辞呈，也没有试图递交辞呈。[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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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当《环球报》试图刊登真相时，却遭到了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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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会议后，战争委员会照例开始了快速扩大的过程”，汉基回忆说。他叹息道，本来应该是小规模、高效率的决策机构，现在却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123]阿斯奎斯曾表示，这个团体的规模不会超过5人，但几天后，劳和麦克纳也加入进来。刚开始时，它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汉基负责做会议记录，并将委员会结论的副本分发给内阁的所有成员，但为了保密需要口头传达决定的情况除外。有时候，该委员会的决定会遭到全体内阁成员的否决。不到六周的时间，该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运作了。保守党议员、后来担任殖民地总督的乔治·劳埃德告诉他的妻子——她写在了日记中——“一直以来，他都在竭力说服劳合·乔治离开内阁，有一次几乎就要成功了，但温斯顿插入一脚，把一切都搞砸了。他的观点是，卡森、博纳·劳和劳合·乔治的个人力量都不够强大，不足以建立一个可以替代阿斯奎斯等人的政府——但如果他们携起手来，则可能会做到。”[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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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本应在10月18日向下院汇报战争的总体进展和征兵制的最新消息，但他的病——劳认为是外交病[125]，尽管他承认阿斯奎斯极度担心、忧虑——使他无法出席。他去沃尔夫别墅休息了一周，思考自己该如何做选择。然而，在他回来后，他告诉汉基，在伊普尔战役和卢斯战役后，他打算撤换弗伦奇。自7月以来，弗伦奇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国王告诉黑格——国王向他授予了大十字勋位巴斯勋章——他对弗伦奇和基钦纳之间的不和非常不满，并且（确）信弗伦奇与报社合谋。黑格在日记中写道，国王“对陆军元帅弗伦奇失去了信心”。[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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