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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会议上，阿斯奎斯终于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他决定，应在征召宣过誓的已婚男子之前，征召没有宣誓的单身男子。劳合·乔治和统一党人要求有足够的士兵来补足70个师的兵力。然而，阿斯奎斯没能说服所有人。12月29日，格雷在一封信中告诉阿斯奎斯，他要辞职，阿斯奎斯称这封信“让我感到绝望”。[179]他继续说：“如果我在这个压力重重的时刻被所有的老朋友和好朋友抛弃，很显然，我必须考虑自己的立场。”他警告说，格雷的辞职“毫无疑问将被普遍解读为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诸如乔治·劳埃德等强硬派统一党人已经对格雷失去了耐心，劳埃德对妻子说，“现在，爱德华·格雷爵士说他不会插手那些旨在让德国妇女和儿童挨饿的措施！……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说在格雷离开外交部的12个月后战争将会结束”。[180]格雷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麦克纳拒绝征召超过54个师的兵力，如此一来，军队的规模大小将无法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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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在两场“友好但有争论”的会议中，内阁的多数成员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强制征召达到了服役年龄但没有宣誓且无法给出充分豁免理由的人士。[181]单身男性和没有孩子需要抚养的鳏夫将被优先征召。由于不会征召从事重要岗位的工人，因此，朗西曼和麦克纳觉得可以留任，格雷也改变了态度。国王对阿斯奎斯说，“即使所有的同僚都离开，他也会继续支持他”。[182]大概是根据阿斯奎斯的消息，国王说，朗西曼和麦克纳想要辞职，因为基钦纳“想要在战场上维持70个师，而他们觉得我们的财政状况只能维持50个师”。[183]1916年1月1日，报纸宣布西蒙辞职，在此之前，他没有出席于新年前夕召开的两个内阁会议中的任何一个。愤愤不平的自由党人把这个结果看作是诺思克利夫的胜利，并且越来越把劳合·乔治看作是他的走狗。从报纸上的来信专栏和没有发生广泛抗议的情况来看，公众对这个决定拍手叫好，并对做出这个决定所引起的麻烦感到困惑。1月2日，史考特告诉贝尔福，一直以来，他都“由衷地愿意”接受强制征兵，但前提是应首先尝试志愿兵役制，并在证明该制度不可行后再实行强制征兵。尽管人们普遍对“德比计划”存有看法，但史考特认为，“我确实非常强烈地感到，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必要性的情况下，政府正在向我们强制推行征兵制，我对此更加深恶痛绝，因为在我看来，这违背了信仰”。[184]史考特担心，在英国急需团结的时候，这将分裂英国，最终导致只有“微不足取的”人参军。贝尔福回答说，他认为阿斯奎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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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多的人武装起来需要耗费很大一笔资金。1月4日，罗伯逊告诉黑格，“某些大臣试图使强制征兵无效，他们的理由是，尽管我们有权招到士兵，但我们承担不起他们的费用，而且他们的雇主不会放他们走……我的论点是，我们需要可以招到的每一个人，能承担多少费用，能找到多少人，都由政府说了算”。[185]与最有效利用人力有关的老问题成了争论的核心，阿斯奎斯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内阁委员会来调查和讨论这个问题。在1月1日至2月2日期间，该委员会每天召开会议，有时一天举行两次。之后，该委员会就如何使用人力达成了妥协，从而避免了内阁的分裂、政府的垮台和可能的大选。大家一致认为，陆军委员会的目标是，在6月底前，战场上应有组建了3个月的62个师作为后备役，有5个师作为本土防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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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政府第一次官方公布了卢斯战役的损失：就军官而言，有773人阵亡，1288人受伤，317人失踪；就其他军士而言，有10345人阵亡，38095人受伤，8848人失踪。因此，在9月25日至10月8日的14天中，英国远征军遭受了近6万人的伤亡。[186]荒谬的是，在1916年夏天之前，正规军中服役期满的士兵都被允许在约定的期限结束后退役。在颁布法律阻止这种情况之前，每个月大约有5000名士官和其他军士被获允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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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德比计划”报告的同一天，阿斯奎斯出台了《兵役法案》。大约有27.5万人应征入伍，而不仅仅是进行宣誓；有34.3万名单身男子和48.7万名已婚男子表示他们愿意服役。阿斯奎斯称这个结果“非常好，令人鼓舞”，但宣誓并不等同于让这些男子服役。他对德比的数据进行了证实，该数据表明，有65.1万达到服役年龄的单身男子没有说明原因。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宣誓。[187]在“德比计划”的最后四天（12月10日到13日），有107万人进行了宣誓。[188]然而，阿斯奎斯说，他仍然觉得“全面实行强制征兵的理由不成立”——换句话说，全面实行强制征兵是指所有18岁以上和40岁以下的人，不论是否单身，都应该被征召入伍——而且反对征兵制的人可能会支持该法案。[189]他说，这只是一项使他能够履行去年11月做出的承诺的法案，即在没有征召未婚男子之前，前来应征的任何已婚男子都无须服役。他说，如果不做出这个承诺，那么已婚男子就会打消宣誓的念头。他还声称，即使德比报告的数字65.1万被证明是不准确的、过高的，但是，毫无疑问，有大量的未婚男子可以服役，而且他已经做出了承诺，现在需要的是采取行动。2月8日，政府将征召年龄在23岁到26岁的单身男子。两年后，阿斯奎斯对强制征兵问题发表意见，他清晰地回顾和阐明了当时的想法：“强制征兵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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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已婚男子同意服役，但前提是先征召未婚男子，为此政府必须征召未婚男子。因此，没有理由被豁免服役的任何单身男子都“应当被视为他们已经做了在这样的时期每个人认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且应当被视为已经进行了宣誓或入伍”。[191]在1915年8月15日年满18周岁但未达到41周岁的所有人，只要没有进行宣誓，而且是未婚或没有子女需要抚养的鳏夫，将被视为在法案获得王室批准后的21天应征入伍。除了在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岗位工作的人士可以被豁免服役外，其他人士的豁免应获得法庭的同意，包括那些已被拒绝服役的人、那些家中兄弟阵亡而独自幸存的人，以及所有教派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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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宣布了另一种可予豁免的情形：“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192]他愤怒地回应了对他的声明发表的“异议，甚至是嘲笑”，指出小皮特[193]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出台了立法来保护信念自由：南非和澳大利亚已经对这场战争制定了类似法律，《兵役法案》效仿了这些立法中与豁免有关的措辞。许多反对杀生的人将以其他身份为国效力，例如担任扫雷兵和“辅助职务”，在这些职务中，他们将自己暴露在与战士一样的危险之中——例如担任医疗兵——但他们没有武装。政府将在各个地方登记区设立审理此类豁免情形和其他豁免情形的法庭，实际上，这些法庭延续了为监督德比计划而设立的委员会；此外，政府还将在区域层面设立一个独立的上诉法庭。它将做出一系列的判决，尽管如此，那些被判定为身体健康的人，如果声称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将受到军事纪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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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说，他对西蒙的辞职感到遗憾，“我无法用言语表达”。[194]阿斯奎斯一坐下，西蒙就向下院做了解释。他表达了与他亏欠甚多的人分开的痛苦，但他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开始对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一次巨大的变革”。[195]他并没有指责阿斯奎斯不守信用，而是认为只有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放弃志愿兵役制，但现在没有获得一致同意。他觉得阿斯奎斯含糊其辞，没能具体说明65.1万名士兵中有多少人能够服役，而且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西蒙认为募集的总人数还不足以导致需要实行强制征兵。国家登记处计入了每一个人，因此，他认为，在这65.1万人中，有许多人是因为体检不合格、是商船船员或神职人员。根据他的选区沃尔瑟姆斯托的情况，他认为德比报告中的数字是错误的，不应该被用作大规模转变政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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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担心，一旦该法案获得通过，除了制造分裂外，还会导致征兵制的更广泛应用。《保卫王国法案》赋予了一项权力，即反对强制征兵将被视为犯罪，他认为这项权力过于严苛。他指责“报纸的施压”，并恳求其他议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要告诉敌人这个国家有成千上万的自由人拒绝为自由而战。不要通过效仿最可恨的普鲁士制度来恭维普鲁士的军国主义。”[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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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陆军大臣杰克·希利——他现在是一名准将——正离开佛兰德斯休假。他曾反对征兵，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在阐述爱尔兰人的反对时，雷德蒙说，就英国而言，征兵制并不是西蒙所说的原则问题，而成了必然之事。当投票开始时，西蒙的论点只吸引了和平派的中坚分子和爱尔兰人，政府以403票比105票获胜。西蒙的恩主阿斯奎斯对西蒙的行为感到苦恼，他对寇松说：“我觉得这就像我的儿子当众打了我的脸。”[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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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安抚工党；政府担心，在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的一场抗议之后，亨德森和两名次官将被迫辞职。尽管反和平主义者斯坦顿在梅瑟选区的补选中获胜，但1月6日，工党代表召开了大会，以2比1的比例反对新法案，即使亨德森恳求他们支持政府，即使他的同僚约翰·霍奇（John Hodge）警告说，另一种方案是举行一次选举，而在这场选举中，反对征兵制的工党将会表现得非常糟糕，并将失去其影响力。亨德森和两名次官表示，如果他们所在的政党坚持这一立场，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从政府辞职。阿斯奎斯劝说他们就此罢手，并会见了工会领导人，向他们保证法庭制度将防止法律被滥用，而且不会实行工业征召。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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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举行选举，也存在着危险，一些人——不仅仅是统一党人——对阿斯奎斯的态度变得情绪激昂和不耐烦。著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议员约翰·狄龙（John Dillon）告诉史考特：“保守党的目标是，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不通过选举，从而将阿斯奎斯赶下台（1月10日，当史考特见到阿斯奎斯时，‘他看起来像一个被击败的人’），让博纳·劳取而代之。[198]卡森将会回来，他和劳合·乔治之间有一个阴险的联盟，他们将主导政府，而博纳·劳将会对他们唯命是从。”[199]狄龙说对了：劳合·乔治后来告诉史蒂文森小姐，卡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有勇气、有决心、有判断力”。[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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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27日，《兵役法》规定，从3月2日起，对18岁至41岁之间的未婚男子实行征兵制。当天，在布里斯托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工党投票反对强制征兵和《兵役法》，但也投票反对废除《兵役法》的煽动做法。自由党人也遭受了损失。劳合·乔治认为自己是凭良心做事，他相信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对赢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一些自由党人称他为叛徒，背叛了自由党的核心价值观，把其命运和保守党拴在一起。他的自由党同僚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与诺思克利夫（对诺思克利夫来说，征兵制是一种胜利）之间的联系，并对此深恶痛绝。里德尔告诉史蒂文森小姐，“一旦诺思克利夫勋爵在政府内部站稳脚跟，除非成为独裁者，否则他是不会罢手的……诺思克利夫勋爵寡廉鲜耻，是个危险的人”。[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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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蒙正确预测的那样，《兵役法》只是一个开始。尽管采取了这个近乎变革性的措施，改变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整体平衡，但征召的士兵仍然远远没有达到需要的人数。政府还必须考虑海军的需求。海军部要求建造更多的船舰，但是，由于造船厂的大量劳动力被调走，导致建造速度变得更慢。该法案没有对全面实行征兵制时所遭受的压力起到任何作用，并且阿斯奎斯继续在内阁的两个派系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宣誓的已婚男子最终也会被征召，这使得争论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久后，西蒙抗议说，审议豁免服役的法庭肆意妄为，他说得没错。奥克兰·戈德斯（Auckland Geddes）——他是劳合·乔治的亲信，1917年，他成为国民服务部的总监——说：“我对征兵制的了解可能比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多，因此，我在全面考虑后认为，总的来说，强制实施征兵制对我们有效开展战事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帮助。”[202]士兵的人数超过了装备的数量，而义务兵的积极性比志愿兵要低。有748587人声称自己是军火工人和矿工，要求豁免服役，他们本来可以自愿参军，但现在却发现自己被征召了。[203]在最初的六个月里，只有4.8万名没有宣誓的单身男子应征入伍，大约是实施志愿兵役制时每月自愿参军人数的一半。[204]几周内，一场海报宣传运动和一系列的公众呼吁开始了，希望说服那些没有宣誓的已婚男子前去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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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律催生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运动，法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审理该运动的拥护者，这些法庭有权命令非战斗人员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例如在农场或工厂工作）或者监禁那些拒绝战斗的人。这些法庭主要由不支持该运动的人士管理，许多申诉被驳回。在最初的征召中，拒绝服役的41人被送往法国，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枪毙。但是，一个月后，阿斯奎斯命令把他们带回来。截至战争结束时，有3300人同意加入非作战部队，有2400人在前线从事救护工作，有3964人加入英国的工作组，从事筑路等工作。拒绝从事任何战争工作的6261人——“绝对主义者”——被送进了监狱，尽管阿斯奎斯早先进行了干预，但一些人还是被送往法国。[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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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英国为了接受征兵制而在思想上取得的飞跃时，威尔斯说，这是“英国人思想的真正转变，是混乱的自由时期的结束，这几乎是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206]但是，他为在思想上没有拘束的20世纪设定了一个主题，他称之为“重新发现国家，将其作为个人生活必须适应的必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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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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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基钦纳从近东返回，尽管阿斯奎斯一直以来都让人觉得基钦纳将会留在那里。11月22日，根据基钦纳给国内发的电报，战争委员会同意建议军队撤离加里波利半岛。最后的决定交由内阁做出，两天后，内阁进行了讨论。寇松在11月25日和30日分别发了两份备忘录，他提出反对，因此内阁推迟做出决定。寇松与其领导人劳的意见不一致。阿斯奎斯请汉基说明，他应该信赖谁的意见。汉基站在寇松的一边，他认为如果英国减轻对君士坦丁堡的压力，那么土耳其便能够更加轻易地攻击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在高加索地区攻击俄国。这进一步分裂了内阁。直到12月7日，内阁才同意在12月20日进行部分撤离。一周后，内阁决定在1916年1月8日撤离所有部队，这两次行动的伤亡人数都相对较少。虽然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目标失败了，但土军的损失是大英帝国军队的两倍。这削弱了土耳其的军队，最终帮助英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战役中取得了进展。在打击土军的士气，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稳定，造成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以及促成1918年秋天奥斯曼帝国的投降等方面，这场战役取得了一些收益。然而，这并不能洗清丘吉尔在制定计划时存在的不计后果的失职，而这正是丘吉尔余生名誉上的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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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与劳合·乔治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了。他们就是否撤离萨洛尼卡而争论不休。在劳合·乔治的建议下，军队在今年早些时候撤离了萨洛尼卡，开辟了一条对抗奥地利的战线，并保障了保加利亚的中立地位。在争论的最后，劳合·乔治对基钦纳说，“看来你和德国人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207]劳合·乔治告诉史蒂文森小姐——她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了每一个字——他认为陆军部正在有组织地破坏军需部。这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受到自负和野心支配的劳合·乔治认为这是真的，这就够了。1915年12月12日，他邀请史考特到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共进午餐，并告诉史考特，他不仅想让基钦纳离开陆军部，而且即便史考特离职，他也会拒绝让基钦纳接替史考特，除非基钦纳没有担任可以扰乱劳合·乔治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其他职位。他的不满不仅仅限于基钦纳这个大难题：他还抱怨内阁会议存在着僵化的习惯做法，未能就如何更有效地部署军队和推进战争做出决定：这是他明年政治活动的主要议题。劳合·乔治自认为只有他才有远见和动力去把事情做好，但他需要放手干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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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军需大臣与诺思克利夫的报社关系密切。一直以来，西蒙因其作为内政大臣执行的审查政策遭到了报纸的攻击，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促使他于11月30日在下院发表了一篇马拉松式的演讲，对诺思克利夫和他的杰作进行了抨击。丘吉尔夫人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这次演讲“幸好是由一个一本正经的无聊家伙发表的，否则将造成非常大的伤害”。[208]不管怎样，斯坦福德汉遵照国王的命令祝贺西蒙，因为他对“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危险影响”进行了攻击。[209]这导致《泰晤士报》不可避免地抨击西蒙。“如果大臣们能拿出他们攻击《泰晤士报》的一半精力来攻击德国人，那他们离胜利就更近了。”[210]对西蒙发起攻击只是《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热身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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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当劳合·乔治就武器供应一事向下院发表期待已久的声明时，他想自我吹捧——以及暗中贬低之前负责军需品的大臣基钦纳——的愿望得以实现。[211]他对议员们说：“德国目前取得的成功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归功于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取得的机械方面的优势，”不过，他的部门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这消除了德国人的优势。[212]他承认去年春天的时候弹药短缺。德国人每天生产25万枚炮弹，几乎都是烈性炸药，而英国人每天生产2500枚烈性炸药和1.3万枚榴霰弹。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将那些在工资上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企业家派到工厂，以改善生产流程，尤其是他确保了金属等原材料的供应，此外，他还组建了一个督察组，以推动工厂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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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政府已经认识到机关枪的重要性，他的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大量增加机关枪的产量。此外，工厂还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迫击炮。他还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机械化，以便提高产量和节省纳税人的钱。他说，英国拥有作战所需的大量原材料，只要保持对海洋的控制权，英国就能赢得战争：“我们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213]在军队急需士兵的同时，政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军火工业需要“8万名技能熟练的男工，以及20万到30万名非熟练的男女工人”，以便在劳合·乔治建造的新工厂工作。[214]他还相当准确地提到了一个日益引人注意的荒诞说法：“我曾听到谣言说，我们开展了太多的工作，订购了太多的弹药，建造了太多的工厂，生产了太多的军火。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谣言更恶毒或更有害的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说：“以最近的一场大战（卢斯战役）为例。虽然你积聚了数量巨大的弹药，但是，凡是参加过战斗的将军，在报告中都会告诉你，如果弹药数量是原来的三倍，特别是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那么战果将是原来的二十倍。”[215]他强调，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好过拿士兵的生命去冒险。如果成本太高，那么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就是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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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人们注意工会的态度，这种态度引起了工党议员的愤怒。工会（错误地）坚持认为，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及时回应政府提出的要求。这促使劳合·乔治发表了一段演讲，也许是他所有战时演讲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段。在演讲中，他抱怨没有执行稀释法，根据这项法律，在某些行业没有经验的男性和女性被传授了军工生产所必需的技能。他的演讲也被解读为对政府的作战方式进行批评，而他是这个政府中如此重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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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雇主一开始就安排不熟练的男女工人作为车床工，否则我们无法执行议会的那项法案。因此，第一步是，雇主必须对政府就此事做出的决定提出质疑。但他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其他一些公司也遇到了这样的麻烦。那就让我们来做。胜利就靠它了！成千上万条宝贵的生命依赖于它。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是要在一年内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还是要让这场战争在鲜血淋淋的道路上持续多年。工党已经找到了答案。这项合同是与劳工签订的。我们正在执行这项合同，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想知道这是否还不算太晚？啊！这场战争的两个致命的字就是“太晚”！太晚采取行动。太晚到达。太晚做出决定。太晚开设工厂。太晚做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协约国军队的脚步一直被“太晚”这个嘲弄人的幽灵所纠缠；除非我们加快步伐，否则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英勇鲜血的神圣事业将会遭受厄运。我恳求雇主和工人们不要让“太晚”二字刻在他们的车间门口，这就是我的呼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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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对这篇演讲大加赞美，这折射出那个时候诺思克利夫与劳合·乔治关系密切，该报总结道：“要想及时把握未来，你必须认识到，在过去，你总是‘太晚’采取行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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