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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劳合·乔治一如既往地让报纸站在他这一边,他带着史考特去和里德尔和《英国周刊》的编辑兼老板威廉·罗伯逊·尼科尔(William Robertson Nicoll)爵士一起喝茶,讨论他是否应该辞职。他说,虽然征兵制是原因之一,“但我确实应该辞职,以便抗议全面的战事指挥工作”。[257]他补充说:“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阿斯奎斯和贝尔福似乎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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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报业大亨认为,如果辞职是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那么他应该辞职。史考特保持沉默,但会后他告诫劳合·乔治,在可能发表的任何辞职演讲中,劳合·乔治都应当“极其克制,语气慷慨”。[258]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将不发表任何演讲,只是向阿斯奎斯发送一封措辞谨慎的信,概述他的理由。他请史考特下个星期天到沃尔顿希思去拜访他,和他一起审议这封信的内容。但是,史考特回忆说,“当我到那儿时,他压根就没有写信”。[259]在一番犹豫不决后——此外,在劳合·乔治和亚瑟·李以及他的私人秘书起草这封信的过程中,劳合·乔治睡着了——斯坦福德汉的消息抵达了,他要求代表国王会见劳合·乔治。劳已经把劳合·乔治打算辞职的消息告诉了国王,斯坦福德汉的工作就是敦促他改变主意。根据史考特的说法,“斯坦福德汉向他列举了维持联合政府、一起面对敌人等显要的考虑因素,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将很乐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只是因为我发誓要忠实地为陛下效劳’——这个回答似乎让尊贵的斯坦福德汉惊讶不已,乔治说斯坦福德汉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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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并不是唯一一个搞阴谋反对阿斯奎斯的人。丘吉尔——他和其他议员一同在前线——被召回国,以便对卡森的动议进行投票,他一直在和劳合·乔治、史密斯和卡森通信,密谋重返政坛。4月12日,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将交给阿斯奎斯的信,请求解除他的指挥权,她一直在等待送交信件的信号。他非常希望劳合·乔治辞职,这样他就能和卡森组成一个适当的反对党。但是,由于所有的统一党人都支持强制征兵,如果劳合·乔治因为这个问题辞职,那么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辞职。因此,一个有趣的问题将会出现,那就是政府将是怎样的,反对党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次年12月经过详细讨论后得以解决。丘吉尔意识到风向正在改变,于是他给妻子发了个信号,并于5月11日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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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征兵的讨论仍在继续,曾两度推迟的内阁会议最终于4月14日(星期五)的晚些时候举行,随后讨论延期到了4月17日下午4时30分。会议在下院开始,在唐宁街结束。下午6点15分,会议结束,但劳合·乔治和其他资深大臣一直讨论到晚上8点。会议决定,内阁的强制服役委员会将解散,而无须事先进行报告,并将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次的成员包括阿斯奎斯、劳合·乔治、贝尔福、克鲁和劳——以便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内阁无法达成共识,并且阿斯奎斯不得不两次告诉下院,他无法就法案做出承诺的声明。此时,和阿斯奎斯一样,劳与他的政党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后者欣赏卡森采取的更为强硬的立场。劳觉得自己是在为统一党领导人的地位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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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结束时,劳合·乔治决定不辞职了,在史考特看来,他的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受到了作为内阁大臣获得的薪水的影响。他的自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告诉史蒂文森小姐,他不情愿,是因为新任大臣“会说目前很多事情进行得不是很顺利,一些最大的工厂还没有开工,而在事情进入正轨后,他会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的身上”。[260]他觉得,不出六个星期,他就可以让一切正常运转,他就可以得到称赞,这样才可以“安全地”把工作移交给继任者。他对史考特说了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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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党战争委员会由两院的125名成员组成,4月18日,卡森主持召开了委员会会议,要求实行全面征兵。第二天,阿斯奎斯承认内阁出现了分裂,他没有办法让亨德森和工党接受征召所有41岁以下成年男子的新政策。[261]劳合·乔治告诉斯坦福德汉,他认为阿斯奎斯害怕罢工,甚至可能害怕革命,他认为这些威胁被夸大了。丘吉尔拉拢费希尔,试图让他说服劳合·乔治辞职;劳告诉劳合·乔治,如果他辞职,劳也会辞职,这可能会让政府垮台,并导致需要进行选举。史考特对这种伎俩感到厌恶:“我让他们在军需部的办公室里关起门来谈,”他记录道,“很高兴能从这种徒劳的阴谋气氛中逃脱。”[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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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迄今仍不肯让步的亨德森接受了罗伯逊向他提出的一项计划,即只有在新的募兵活动的第一个月征募不到6万人,此后每周征募不到1.5万人的情况下,才应实行强制征兵。一旦低于这个人数,议会就会通过决议要求实行强制征兵。劳合·乔治同意了,因为他确信这个措施将会失败,不过,在政府不得不接受对所有男子实行征兵制之前,不可避免地需要等待五六个星期。然而,丘吉尔很失望。史蒂文森小姐报告说,他“一想到这件事会悄无声息地过去,就感到非常不舒服”。[263]在重压之下,阿斯奎斯屈服了,他在和平时期曾具有的办事效率现在变得相当低。因此,资深的同僚建议任命一位内阁秘书来记录决定,并确保决定得到执行。起初,众人认为这个人应该是一名大臣,孟塔古暗示他就是那个理想的人选。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刻将会到来,当它来的时候,汉基将会答应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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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于4月25日——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第二天——举行。之所以秘密进行,不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而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内部分歧,同时陈述征召已婚男子的理由。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无法报道此事感到愤怒。阿斯奎斯——在复活节期间,他曾向奥托林·莫雷尔诉说与尊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有关的问题——提议修改服役条例。服役期满的士兵将服役到战争结束;在有需要时,可以将本土防卫军派遣到任何军队;豁免证明期满的任何男子都必须立刻应征;所有年轻人到了十八岁都要服从《兵役法案》;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参军人数在任何一周内下降到1.5万人以下,那么内阁将请求议会授权,以便迫使未宣誓的人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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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拒绝了这些提议,这要归功于卡森和他在统一党战争委员会的盟友们,他们希望实行全面强制征兵。两天后,又以法案的形式重新提出了这些提议,但由于遭到了严重的攻击,阿斯奎斯不得不撤回这些提议,卡森逐条进行了驳斥。报纸近乎一致地对“七拼八凑”的募兵进行了谴责。4月29日,内阁同意实行全面的全国性征兵。尽管阿斯奎斯个人反对这个提议,但秘密会议的基调动摇了他的信心,于是他选择了随大流。这项法案于5月3日提出,很快在议会获得通过,并于5月25日成为法律。正如阿斯奎斯告诉国王的那样,内阁“同意将爱尔兰纳入《兵役法案》的提议是不切实际的,应该予以抵制”——这引发了一场争议,并将在日后的战争期间引起反响。[264]此外,该法案将适用于18岁生日届满30天的英国的所有年轻人——如果他想获得自愿参军的殊荣,就应该给他这样的机会。政府将对因体检原因被豁免的数千名男性的情况进行审查,这样便可以征召他们,让他们在国内履行职责或者从事不如海外服役艰苦的工作。阿斯奎斯说,这项措施是“迫切需要的”;不过,汉基在前一天表示,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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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宣读法案时,劳合·乔治讲述了政府的观点,他利用这个机会否认自己背叛了自由党的原则——自由党的报纸经常就此谴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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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开始的每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在受到挑战,在自由受到威胁时,都通过诉诸强制征兵来捍卫自己。华盛顿通过强制征兵为美国赢得了独立,1812年,他们采取强制手段捍卫独立。林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而且他的事业本身就是民主在政府领域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他宣布了“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并通过征兵制使之得以延续。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民通过强制征兵和征召的方式捍卫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反对主张君主政体者的一切努力。今天,法国仍通过征兵制来保卫国家。[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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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重申了他在辞职时使用的论据:该法案违反了英国为之奋斗的自由主义原则。然而,该法案以328票对36票获得通过。至少从议会的角度来看,关于征兵制的争论已经结束了。在法案获得通过后,德比在兰开夏郡召开的保守党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在战争的第一周就采取普遍的强制征兵措施”。[267]就在御准这项法案的那一天,国王向他的人民发布了一则信息,表达了他对许多人通过志愿服役所表现出来的“出色的爱国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认可和赞赏”,并提前向他们做出的“额外牺牲”致以敬意。[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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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男人被迫做出爱国主义“牺牲”,那些将为强制征兵付出最大代价的人还有中产阶级妇女。政府向工人阶级士兵的妻子发放的津贴被认为是慷慨的;而中产阶级的妻子们,她们的丈夫丧失了白领阶层的薪水,得到的补偿少得可怜,她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个物价上涨的季节里一落千丈。现在,志愿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妇女,她们将成为军火工人、护士或农场工人。在索姆河战役爆发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就向她们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她们自愿加入红十字会或志愿救护队,以及在为工厂工人提供食物的食堂当帮手。随着法案获得通过,一长串免于服役的其他农业岗位被取消了,政府强迫不情愿的农民使用女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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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产阶级妇女乐意工作,而且对她们的需求也很大,但这也引发了儿童保育问题。在1916年5月后,许多这样的家庭搬到了更便宜、更小的出租房——他们中很少有人是房产的终身保有者或抵押人。妇女团体和社团相继成立,以便互相支持。政府宣布了一项补助金制度,最高每年补助104英镑,由地方专员管理,以便帮助这些家庭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或租金、学费、保险费和中产阶级的其他开销。到1916年夏末,民众要求允许“受过教育”的妇女担任公务员系统的中级职员,这解放了成千上万名曾被免于服役的男子。一些妇女正在从事繁重的工作,在几个月前,这些工作对她们的性别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9月15日,《泰晤士报》报道:“在一家还原渣厂,妇女们被派去把矿渣铲进碎渣机里。在一家铁矿石工厂,有22名妇女代替了男人,主要负责装卸货车……在几个码头,妇女们充当起坑柱搬运工;在一些情况下,她们在建筑行业当工人,尽管还没有妇女扛灰浆桶。”[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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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是,征兵制的扩大导致军工厂和农业更加依赖妇女。政府开始担心她们的健康状况:1844年,纺织业曾禁止女性在夜间工作,但因迫不得已,又恢复了夜班制度。由于白天还要做家务,许多妇女已经疲惫不堪。人们敦促政府为有年幼子女的母亲提供法定休息时间。由于许多年轻男子离开,出生率正在下降。政府担心,由于过度工作而导致的妇女健康状况下降将会进一步降低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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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业部的政务次官弗朗西斯·戴克·阿克兰以傲慢的态度说道,“女工不能被视为熟练男工的替代者,她们只能被视为男性工人的补充”,但他承认,女性完全有能力照管牲畜和家禽,此外,“很多女人正在从事耕田的工作,并且做得很好,不过,这当然是例外情况”。[270]前一年春天,在任命露丝·戴维斯(Ruth Davis)小姐——她的前任已经参军——担任科尔切斯特市的警长时,人们也是这种态度。据报道,“她将不必拿着权杖,也不必担任祝酒提议人”。[271]阿克兰宣布向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拨款,用于培训和安置志愿者。各个郡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妇女并进行登记,截至1916年5月底,已有3.5万人进行了登记。贸易委员会还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博福特(Beaufort)公爵夫人担任主席,由妇女主导,负责处理女工的福利,尤其是住房问题,以确保她们不会被分配到不合适的临时住处,在这些住处,她们可能会面临德行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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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兰告诉农民们,“所有尝试过采用妇女的人都很高兴,并且极其信赖她们……几周的培训让一切变得不同”。[272]他又说:“我们的立场是:‘现在的女人们可用,我们知道她们是有用的——这已得到充分证明,你必须尝试采用她们。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德皇的帮凶,而不是国王的帮手。’”然而,即使这样仍不够。战前有100万农业劳动者,其中的25万到30万人已经应征入伍。因此,阿克兰建议人们那年夏天不要像往常一样去度假,而是把时间用于在田里干活。地方委员会也会组织农活。人们呼吁让妇女担任军队的厨师,陆军部则安排德国战俘在田里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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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妇女们派往法国,让她们看看法国妇女是如何组织和从事农业工作的。郡委员会举办了招聘活动,在一个月内,来自诺福克郡的170个村庄的3000名妇女参加了招聘活动。梅里尔·塔尔博特(Meriel Talbot)——她后来将指挥女子农田军——组织了一个演讲者小组,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以招募女工。英国成立了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来组织农业活动,勤务队的首要任务是招募那些“专业人士”担任女工头和培训其他人。[273]一群大学女生在采摘水果和收割中度过了漫长的假期,这是因为林肯郡和芬斯的农民对爱尔兰人不愿参军感到愤怒,从而抵制爱尔兰的马铃薯挖掘者。政府最终采用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招募基钦纳军的组织手段,以便让妇女最大程度地为战争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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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的回忆录引用了官方数据:战争期间的服役人数为4970902人,一半多一点(2532684)的人是根据志愿兵役制应征入伍的,有2438218人是根据义务兵役制被征召的。[274]现在,没有人能逃出招募军士的天罗地网,包括那些觉得自己太过清高,无法参与多少有些庸俗的拯救国家等集体活动的人。3月,未婚的利顿·斯特雷奇——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创始人之一,正在为他的突破性作品《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做准备——被勒令离开位于嘉辛顿的莫雷尔夫妇的乡村别墅,到白城去做体检。“他告诉我们,”奥托林夫人回忆道,“他从11点一直等到3点半,读着加德纳[275]的《英格兰史》。然后他接受了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依次检查。他和另外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粗野的家伙)一起脱了衣服,然后赤身裸体地站在医生的面前。一个年轻的医生看见他时,哈哈大笑起来。这也难怪,因为在其他强壮结实的人中,他一定显得很怪,他是那么高,那么瘦弱,胡子又长。他们一致同意豁免他服兵役。”[276]在预审法庭上,法官问斯特雷奇,如果他看到一名德国士兵试图强奸他的妹妹,他会怎么做,他回答说:“我应该尽我所能挺身而出。”[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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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些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得到的待遇就远没有那么有趣了,议员们开始对这些待遇提出质疑。威廉·拜尔斯要求确认,校长、贵格会教徒、剑桥大学毕业生伦德尔·怀亚特(Rendel Wyatt)是否被“逮捕和监禁,被迫每天擦洗地板和搬运煤炭14个或15个小时;此后,他是否因为拒绝钻探导致一个月来只能吃面包和水,并被戴上了镣铐;他现在是否和另外的12个人一起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这种待遇是否符合规定?”[278]他问陆军部是否知道“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奥斯卡·格瑞斯伍德·里基茨(Oscar Gristwood Ricketts)遭到了逮捕,在布伦特福德治安法庭被起诉,被罚款两个基尼,并被移交给了军事当局?他们是否把他押送到费利克斯托,让他戴着手铐在公共街道和铁路上被羞辱?他现在是否在哈威奇的圆形堡垒里,被关在牢房中,唯一的食物就是干饼干和水?这个年轻人是否辞去了市银行的一个好工作?是否愿意从事与他的宗教和道德信仰相一致的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他是否打算对此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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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声称,来自兰开夏郡达温镇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被带到普雷斯顿的军营,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最恶劣的虐待,他们被强行脱去衣服,几乎赤身裸体地在营地广场上游行,在穿上制服后,其中一人被带进一个房间,根据那边一个人的证词,他在房间里被粗暴地踢来踢去,外面可以听到他的呻吟声”。[279]他说,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故事,并要求制止这种行为,惩罚犯这种错误的士兵。坦南特恳求同僚们不要请求对个别案件进行调查,因为官员们的工作量太大了。这促使斯诺登问道:“由于在陆军部进行调查可能会遇到小麻烦,这些人是否会继续受到折磨?”[280]当其他议员开始攻击坦南特时,他大喊道:“我请求下院不要相信这些流言蜚语。”[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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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如果因为除宗教信仰以外的理由而不愿参加战斗,都会受到专横的对待。4月10日,反征兵联盟的主席雷金纳德·艾伦(Reginald Allen)在伦敦市的法庭上说,“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是神圣的”。然而,军方代表声称,该法案只承认宗教动机。庭长至少给了艾伦一个豁免理由,就是让他从事“对国家重要”的工作,但艾伦拒绝了。[282]塞缪尔曾提出,“出于道德信念拒服兵役是否和出于宗教信仰拒服兵役一样正当合理”,与此有关的争论仍在继续。一些人要比其他人容易获得豁免。剑桥法庭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供的专家证据,认为A. C.庇古(A. C. Pigou)教授应被豁免服役。庇古是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的系主任,也是庇古效应的确立者。庇古效应是一个关于在衰退期如何恢复平衡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记录表明,激烈反对庇古理论的凯恩斯是否告诉法庭,庇古曾利用自己的私人收入为凯恩斯的一些研究提供资金。庇古在大学假期里志愿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他因临危不乱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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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被送到了法国,在后方工作组中效劳,而那些拒绝参加者被关进了监狱,与他们受到虐待有关的更多故事在议会中被提起,这让仍由自由党主导的政府感到尴尬。粗暴的对待常常在他们落入军队的魔掌之前就开始了,他们抱怨法庭专横,声称士兵们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遭到了嘲笑。在一个法庭上,军方代表向一个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问道:“能不能解释《民数记》中的这段话,‘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283]”[284]这位代表也要求拒服兵役者的妻子对“复仇在我”[285]发表看法,她回答说“耶和华说”[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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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政府使用了一种称作“被钉十字架”的刑罚——这是在将近40年前引入的1号战地惩罚,当时废除了拷打——在这种刑罚中,受罚者长时间被枷锁绑在墙上,手臂高举过头顶,导致许多人昏厥。议员们担心,这种虐待针对的不仅仅是底层人民,也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人。菲利普·莫雷尔宣称,“当你像现在这样拥有1000多名士兵,这些人具有最好的品格,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不错的职位,所有人都很出名,但他们宁愿被逮捕、成为罪犯,也不愿参加他们称之为违背良心的战争时,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是时候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287]1916年3月,地方法庭对剑桥的72名大学生进行了审判,只允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免于参加战斗。其中一人说,他“宁愿看到英格兰在肉体上被毁灭,也不愿看到它在道德上被摧毁,因此他不能参与驱逐任何外国侵略者的行动”。[288]哈罗公学的数学和物理老师乔治·萨瑟兰(George Sutherland)向地方法庭提起上诉,要求不要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因为他认为军医队的主要目的是让士兵尽快回到前线;他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难道你不认为国家应当剥夺杀人犯的生命吗?”有人问他。“不,我们的责任是使他们弃恶从善,”他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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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超龄男性——他们认同“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观点——也受到了骚扰:1916年秋天,44岁的伯特兰·罗素应邀去哈佛大学教授数学课,但政府拒绝颁发护照,声称向他颁发护照不符合公众利益——政府担心,一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他会说一些关于战争和征兵制的事情,而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言论会被高度宣传。后来,他所在的三一学院禁止他在剑桥大学讲课。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杰出的公众人物。从公务员到邮递员,凡是声称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政府雇员都将丧失他们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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